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4)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大纪元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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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祸从天降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我心里一惊!

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那间小办公室是学校党支部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商讨机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课教师从来没有涉过足,为何叫我到那里去?

急速闪出的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同志找”?学校领导亲自来传唤,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个外调干部。[注8]

领导的传唤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办公室,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看见一位黄黑色国字型脸膛、脸上有两块小巴痕的中年干部。我站在门口,他用严厉的目光审视我,语调生硬地问“你就是陈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几乎失去知觉。那年头,普通老百姓夹紧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惹是非……这个干部通过领导而来,态度如此蛮横,凶多吉少,看来,“是非”想躲也躲不脱地降临到头上了……

不容思索,要尽量表现出“服从”和“老实”,根本没有考虑问他是“什么事?”“到哪儿去?”

我定了定神,稳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转身朝外走,他跟在后面,像押送犯人一样。

走出校门,他在我身后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知道。”我小声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后传来恶狠狠的声音。

我的脑袋又“嗡”的一声炸开了。当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办的事,谁都不愿跨进那座衙门。——我到底惹了什么祸,犯了什么法,要押送我到那个鬼见愁的地方去?

真是祸从天降!

虽然害怕,惊恐,但理智还是令我作出了瞬间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会底层以来,从没有做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也没有与别人议论过毛主席,总不能无罪抓我……有了这一念,才稍微平静一点,用平稳的步子走进了左家垅派出所。

公安把我领到一间坐了五条汉子的房间里,令我坐在他们对面一张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圆弧围着我,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颤颤兢兢,如坐针毡。

天气有些燠热,坐在中间那位胖子穿着球背心,上面印了“长沙市九中”字样。他摇著一把大蒲扇(那年头没有电扇、空调),大喇喇的派头,显示出他是这里的“头”,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着我,严肃而又坚定地说:

“今天叫你来,不是没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向政府交代问题。”

硬邦邦的当头棒喝!发话的人是一位操生杀大权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杀大权的“人民政府”;他用无可质疑的语气肯定你“有问题”,证明他已经抓到了你的“辫子”(证据)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这么大的祸!此时此刻,必须冷静下来,竭尽全力认真对待。“天”已经塌下来了,初始阶段的惊恐过去,反而平静了一些。

首先,我必须端正态度,俯首贴耳、老实恭顺、声音低八度。经过瞬间回忆,我确实想不起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公安首长的问话,是必须回答的。

但我确实想不起应该交代什么问题,不能回答“是”,只好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知道了”。

……

就这样,我落入了长沙公安的罗网。

从上面的细节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当年公安的权力是何等巨大,他们是何等专横、霸道!人民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小鸡遇了老鹰,老鼠见了猫,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的掌控。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审问中,公安总是强调我“有问题”;我则耐心地反复申述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没干坏事。几个回合下来,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实”、“不坦白交代”的同时,大约也看出我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顽抗,便改变策略,按他们的审讯程式,开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学和熟人。

这个好办,反正没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诉他们就是。于是,我一个一个报名字,他们一个一个作记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家庭出身,个人简历……在审讯中,我发现公安对两个人比较感兴趣,一个是我的同学Z君,一个是W姑娘。[注9]反反复复审问这两个人,于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这件事而来!

(5)“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湘江流经长沙,把城市劈为两半,河东为主城区,河西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为风景文化区。

我在河东小学代课时,认识了同是代课教师的W姑娘。当年她18岁,肌肤白皙,身材窈窕,聪明能干,很有个性,但不是那种一见就令人倾心的佳丽。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在昆明劳改。因家庭问题,初中毕业考高中,学校便不予录取了,只好代课谋生。她也爱好文学,常常与我交换书籍,交流读书心得。我到河西代课后,因交通(当年大桥还没修,用小火轮摆渡)、通讯(没电话,靠邮传)不便,往来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学Z君,高中毕业时患肺结核没有参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见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落榜,便失去了参加高考的信心,在河东某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当教师。Z君“生平无大志,只愿小安康”。他酷爱旧体诗词和毛主席诗词,常常与我切磋琢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时政,也不喜欢叽叽喳喳议论社会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这次审讯前不久的一次会面,Z君曾小声透露一句:“W姑娘与几位青年来往密切,可能在搞组织。”

我听了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既没有追问“哪些人?”“搞什么组织?”因缺乏经验,也没有说应该回避,疏远他们。反正当时听了就听了,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感,像春风吹马耳一样,过后便忘记了。

从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可以看出,当年我确实没有一丝半毫反党思想。尽管家庭经历“土改”没收,父亲划右,自己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我仍然毫无怨言,内心还是拥护共产党,拜服毛主席的。从1949年开始,受党十多年“教育”,“共产党、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天天响在耳边,深入脑髓。读小学五年级时,发现父母“思想改造”带回的一堆书籍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囫囵吞枣地读完后,感觉共产党、毛主席真伟大,钦佩得五体投地。我还记住了作者“胡乔木”这个名字。

当年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帝国主义不敢欺侮我们了。现在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万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大家齐心合力国家肯定会建设好,国家建设好了,家庭和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崇)拜服(从)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恍然大悟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公安发现了W姑娘和那几位青年“搞组织”的蛛丝马迹,包括Z君在内,甚至认为我也可能参加了。

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性命攸关!

当年,“反革命”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头号罪行,人们最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沾边。“知情不报”也“有罪”,当局要求每一个老百姓听到“反动言论”,发现“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时报告,否则,就犯了隐瞒包庇罪。

想到这里,我心里着急起来。如果Z君不讲那句话给我听,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审讯时,态度就会坚定一些,但偏偏听到了那句话。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备而来,心里就虚了半截。

父亲划为右派后曾告诫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绝对不能讲半句假话,共产党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讲假话被戳穿后,罪加一等。

心中有“数”之后,父亲的教导立马响起在耳边。那时候年轻,缺乏经验,素来不喜欢撒谎的我,哪里是几位破案经验丰富的公安的对手?在目光犀利的穷追紧问之下,隐瞒不住,终于败下阵来,只好用低头认罪的态度供认:

“前不久,我听Z君说,W姑娘和几位青年,可能在搞组织。”

几位公安听到这句话,大为振奋。胖子得势不饶人地说:

“是吧,我说你有问题,你不承认,企图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没问题。现在怎么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满面羞惭,哑口无言。

抓到突破口之后,公安乘胜追击,重点问话是:

“你参没参加?”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参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没有?”……

这些问题都依据事实一一回答之后,威胁、恐吓的话,像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来:

“你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听到有人搞组织,不向政府检举揭发?”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不但不检举,我们来找你,还继续隐瞒,与我们兜圈子,和政府对抗。”

“放着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里钻(长沙方言,意为‘往绝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问题,负隅顽抗,不见棺材不流泪。”

“知情不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情不报,该当何罪?你自己说说。”

“就凭这一条,判几年,你没得话说。”

……

当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Z书记到底是谁?”“Z书记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头头?”“Z书记是什么书记?”“Z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内容是什么?”时……回答就比较难了。一来,我不知W姑娘新结识的几位青年中,有没有人姓Z?二来,“Z书记”“作总结报告”时,我不在现场,没听到;三来,“Z书记”如果是我的同学Z君,作“过多解释”反而有包庇之嫌。问来问去,最后,我说了一句:

“这些问题,你们今后都会清楚的。”

胖子听了这句话很高兴,立即逼问:

“那么,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公安已经做好一个“套”,逼迫你往里面钻。他们不说要你做什么,而是要你自己说出来。

“……”我低头沉默不语。

“怎么,哑了?”见我好一阵没吭声,胖子问道。

明明是要我当特务(线人),出卖朋友,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事。几次犹犹豫豫,在紧紧催逼之下,无法回避,只好低声说:

“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

“对啦!”胖子的目的达到了,表扬道,“这样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我们找你之前,对你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看来还不是那种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虽不好,但愿意选择走正道,表现还可以。不过,也非常危险,如不加强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会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谈话,是挽救你,把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刚才你的表态很好,愿意跟党和政府合作,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你要端正态度,积极行动,立功赎罪。”

说完,胖子站起来把手一挥,出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位胖子的官还真不小——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一科(政治保卫科,简称“政保科”)科长,是这个城市“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职最高指挥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说:“明天礼拜天,你打算怎么办?”

“过河去会一会W姑娘。”

“很好,与政府站在一边没错的,抓紧办吧。”L公安交代,每次与对象见面后,当晚就要写出汇报材料,用平信邮寄给他,他将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走出左家垅派出所的大门,方知天色已晚。一阵凉风吹来,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无一根干纱。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源源本本如实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说:“W姑娘太岂有此理了,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还会让你们几个毛头小鬼占了便宜?几条小泥鳅,也想掀大浪!让他们坐几年牢,受一点教训也好,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你只能跟他们干,而且,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机密,否则劳教劳改,死路一条。”——我在兄妹中最会读书,父亲不愿意看到他最疼爱的儿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党和政府走。

实际上,公安是满有把握的,在这节骨眼上,不跟党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条。没有干与不干的选择余地,摊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干也得干。

后来接触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诉我:“我们办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环节,由内线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破案。这个方法是史达林发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待续)

[注8]共产党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个人的历史搞得一清二楚。如发现疑点,就不惜一切代价调查访问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个年代外调干部特别多。经常有人突然来访,问些陈年旧事。被访问者一定要老老实实尽一己之所知,向党和盘托出。如有隐瞒,轻则受责,重则判刑劳教劳改,甚至有人为此丢了脑袋。

[注9]1949年共产党来到后,人与人之间无论男女都互称“同志”,但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同”过“志”;当年又忌讳称“先生”、“小姐”,因为那是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称男性,借用“姑娘”称年轻女性。(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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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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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按】这里叙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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