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5)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大纪元插图

【字号】    
   标签: tags: , , ,

(6) 第一桩“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书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Z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Z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开始到快结束时,一直坐着听。最后,禁不住W姑娘一再怂恿,勉强讲了几句,一伙人竟鼓掌欢呼:“Z书记作总结报告。”

公安接到密报,一听“书记”都有了,这还了得,肯定是条大鱼!于是,顺藤摸瓜,发现我与“Z书记”过从甚密,经过跟踪确认,调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这个“一江之隔”的“薄弱环节”。如果我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案子便十拿九稳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关押起来,再寻找另外的“薄弱环节”,待破案后一并处理。那年头,政府“密捕”一个人,可以随便藉个由头,或者散布一些谣言,绝对不会引起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组织震动。

我承认,当年我的确“怕死”。20出头不多,人生刚刚起步,对“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哪里会想到遥远的“死”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是一场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后,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线人(又称“眼线”,长沙话叫做“公安局的眼镜”),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双手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引起良心责备,终身痛苦和悔恨。成为线人后的“副产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许多中共滥杀无辜的秘密资讯。

人的命运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个人无力抗拒。惟有在这种安排中,顺时应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今天,再不说出来就有可能把这些秘密带到火葬场去。因此,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杀人秘辛公之于众。——即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长达数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

接下来就进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频频与W姑娘见面,很快,她把一号头目W君、二号头目S君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说:“陈沅森原来是个木脑壳,敲都敲不醒,这一向觉悟了,积极多了。”——W姑娘这句话证实了当年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用些什么语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没有一点印象。

说实话,开始干“秘密工作”,“新鲜感”特强,很刺激,很积极。而且,有一种幸运感,搭帮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选中我,挽救了我,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一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都希望被主流社会接纳,赞赏。年轻的我,毫不例外。每次与公安见面,受到表扬鼓励后,心里都产生一种激动和感谢,立志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献给党算了,为建成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感到无尚光荣!

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养成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中共不择手段地进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和“检举揭发”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代替了。“出卖”,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反而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考验立场坚定与否”和“对党忠不忠诚的标准”;是生存和获得认同、赞赏的机会,是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觉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上楼去梯,落井下石,栽赃诬告,阴谋构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于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万上亿桩出卖,演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恶劣、最丑陋的成千万上亿出人间悲剧,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一号头目W君与我见了面。暑假期间,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访了一趟。我与父亲商量后他去走亲戚回避了。我准备了较好的饭菜(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饭菜无法做得丰盛),与W君作竟日谈。

高考落榜的W君来自农村,见解独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历数中共罪恶,几乎把我惊呆了。不知他从哪里搜集来那么多资讯和资料,对大跃进后各地饿死人的情况很清楚。许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个年代资讯闭塞,对中共的认识哪有现在这样清晰?当年W君看得那样深远,完全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说实话,我就是从他对中共的分析中,开始有所觉醒的。但是,我尽量压抑自己,绝对不能苟同“反动言论”,要站稳立场跟党走。

W君颇具领袖气质,号召和鼓动能力很强,确实是个优秀人才。但想到他“反党”,又恨他,这样的人“不优秀”罢了,一“优秀”反而对社会主义不利。有时也产生恻隐之心,想到他不久将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总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时站在正面,一时又站到了反面。还设想,将真相告诉他,让他们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无济于事,照样会遭到逮捕,并连同我一起判刑,我还可能比他们判得重些。有时又责骂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即使我不当这个卑鄙角色,公安也会胁迫另一个“薄弱环节”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君他们覆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来又与第二号头目S君在市内一家餐厅见了面。见面的气氛十分神秘,在约定的时间大家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后,由W姑娘点头确认“这是个可靠的人”,才开始谈话。S君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与他见面的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将失去深造的机会,不能取得大学毕业文凭,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后,偶尔听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厂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中。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会面的当天晚上,我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不知邮局对寄给公安的平信有没有快递规定?我发现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没有一次失误。因此,一周之后,再与这些青年会面时,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监控,甚至窃听。见面谈话时我从不左顾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双方(指公安和“搞组织”的青年)怀疑。有一次,我们从原新安巷45号下楼,在门前告别时,我发现一位见过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抽烟,显然,他在张著耳朵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发现这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与公安打交道,实质上是与“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耍小聪明,阳奉阴违。第一,不能说谎,既不能隐瞒包庇,也不要添枝加叶,如实地汇报。公安规定汇报材料中只叙述过程,记录每人的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个人意见,以免影响他们的分析。第二,强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否则,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护他。

由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所以直至结案,公安综合对每一成员的审讯,没有发现我的汇报有任何虚假失实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虽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当年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但不能怪我,还连累了我。对于Z君,则一定得设法拉一把,并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是他和我一样,确实没有搞“反革命”组织的初衷。

于是,当案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出现下面几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趁天雨,深夜与他在小街上步行时(室内担心窃听)对他说:

“W姑娘已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怎么办?”

“你参加吗?”Z君反问我。

“你别管我,各人对自己负责。”我回答。

“怎么各顾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还在“重友情”。

“当然只能各顾各,这是要杀头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胆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参加!”

“对啦!”听到这句我需要的话,情不自禁地跺脚称赞他。

这里一共七句对话,在当晚的汇报材料上,删繁就简,只出现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参加”这四个字铺底,就足以使当初公安误认的“Z书记”得到解脱。果然,破案后Z君只关押一个多月,就无罪释放。——公安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我的汇报,须从当事人的口供印证,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员相互印证;再者,“Z书记”曾作过“一次总结报告”,还得“榨一榨”,如确实没问题,最后还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风险很大。公安要求线人尽量把对象的话引诱出来,怎么可以通过提示让他缩回去呢?因此,这种“不忠于职守”的小把戏,不可多玩,在整个案件中,仅此一次。

若干年后,Z君辗转听到我曾经当过公安局的“眼镜”,欲与我断交,我让他回忆当年的上述对话。由于在狱中多次抗辩,“我不参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脑海,我引导他的话已经忘记了。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俩赶快参加,将来会拜相封侯,你参不参加?”——Z君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既是他当年的真实心态,也是我引导的结果。

(7)“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或新年的前一、两天。大约是9月29或30日,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收网”了。这个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纲领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证据?还有没有别的“薄弱环节”?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过问,至今都不知道。

说到证据,当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证据非常简单,只要有人举报你说过共产党、毛泽东的“坏话”,“恶攻”(恶毒攻击)罪名就成立。无论有无文字凭据,也无须举报人出庭作证,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绝密资讯。

破案一、两个月之后,某次见到L公安,他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已经结了,都判下来了。”从他脸上的喜色我领悟到,破案这样干净利索,他们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公安打交道的潜规则是少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问得越少越好,甚至不问最好。因此,我没有问“W君判几年?”“S君判几年?”……但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兴奋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话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饰已来不及,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装着听了不在乎的样子。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我问“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为当年我和广大群众以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战斗在一线的L公安回答“怎么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为破获“这么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是我第一次获悉“反革命”案件“这么多!”。

L公安这一“说漏了嘴”非同小可。因为专制政权封锁消息,当年大家只知道发生了几桩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过节也可以看到几张“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2003年读到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多如牛毛”四个字,我立即联想起L公安说的“这么多!”三个字加一个惊叹号。相隔40年的两种说法相互印证,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这么多!”,证明中共已民心丧尽,丧失了继续执政的道义性;法院判决的案件不出布告,说明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无声无息“政府行为”的掩盖下,从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获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判处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杀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内部,乃至高层,恐怕都是“一团漆”。他们不用统计,也不需要统计,按照一位公安说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当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后来才得到的。

破案后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时去火宫殿二楼小餐厅。我按时到达,一位小公安先我而来,原来是首长请吃饭。稍等了一会,由Y副局长(胖子)带队,所有与我见过面的公安都来了,一一热情握手。那次到学校来抓捕我的“黄黑色国字型脸膛”也来了,满脸笑容,握手特别有力。Y局长仍然是那么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

席间,Y局长表扬道: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荣。临了,Y局长示意,小公安递过来一个信封,我没接,他放在我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摇摇头说:“这个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资,不能拿另外的钱。”[注11]

公安们便七嘴八舌劝:“过河钱,河过钱,花了不少。”“还有买信封、邮票的钱。”“辛苦了,跑了许多路,收下吧”……

我推辞再三,诚恳地回答:“不是为了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点贡献,是应该的。”

见我拒绝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Y局长微笑着注视我,点点头,轻言细语地慢说:“收下吧,别嫌少。”

首长开了口,再不收下,便有“过分矫情”之嫌。Y局长语轻言慢,内涵丰富;眼神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为了表示“听党的话”,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里。

乘小火轮过渡时,从信封里抽出来数了数,6张5元的崭新钞票,便有些生气。父亲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拿来一些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介绍耶稣的生平,我读了,很受感动。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正是30个银圆。今天,公安奖我30元(当年相当于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万万不能接受这“出卖朋友的30元”。

怎么办?

我有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喜欢躺下来独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来时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蓝天白云凝想。深更半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没有干扰,此时扪心自问,便可良心发现;风和日丽的日子,独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深邃莫测,白云苍狗,变幻无穷,容易理清头绪,求得最佳解答。

当时天气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离渡口较远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这些钞票撕得粉碎,扔进水里……忽然记起曾拾过一张5元钱,拾到时心中一阵窃喜,过后又想,丢了钱的人好心痛……钞票是没有罪的,何不把这些钱一张张扔到湘江里,漂流到远方,让偶尔拾到的渔翁、妇人、孩子高兴高兴呢……对!就这么办,这叫做“制造快乐”。

于是,我翻身坐起来,把一张张钞票搓成团,扔进流水,目送它们漂著,漂著,有的沉入水里,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见……

制造了六桩快乐,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续)

[注10] 杨小凯判刑十年在岳阳建新农场劳改,与众多“牛鬼蛇神”厮混在一起,获得的资讯是可靠的。见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

[注11] 当年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拿另一个单位的钱,否则便是投机倒把。见我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笑泯恩仇》(14)(15)《夜战“打击办”》上、下两章(http://www.epochtimes.con/gb/nf3293.htm)。(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壮大起来。
  • 【作者按】这里叙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