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12)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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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许多次到刘正文先生家,与他谈心时,总是不断教导我“要听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小陈,你真幸运,如果当初我们公安不挽救你,现在必定关在牢里。”——那时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注23]

他说:“你战斗在一线,与‘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强思想改造,否则,很容易被‘阶级敌人’俘虏。”

陈亚陆判刑后不久,:他说:“陈亚陆也算幸运的,要是迟一点,已经完蛋了。现在新政策下来,‘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发起人,一律枪毙。经验证明,那些头头是改造不好的,刑满释放出来,继续从事‘反革命’。”

他说:“你们真的要感谢毛主席宽宏大量。我们一位无须报告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向主席建议说,那些阶级敌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顽固的反动思想,这样打来打去很麻烦,花费我们很大的力量,浪费国家钱财。不如干脆向列宁、史达林学习,把他们赶到山谷里,用机枪一顿剿灭。”——当年列宁、史达林把一群群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包括抱在手里的娃娃,一齐赶到山谷里用机枪剿灭,斩草除根。

“毛主席怎么回答呢?”我打了一个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没有回答。”——当时体会,确实如刘股长所说“毛主席宽宏大量”,后来研读《毛选》,反复思考,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棋高一著”,为“阶级斗争”留下“活靶子”,树立“对立面”,否则,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呢?

“这位首长可能是罗(瑞卿)部长。”我说。

“你不要乱猜,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多着呢,这位首长还可以跟毛主席开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烟,他问毛主席您抽什么烟?说着,就从沙发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听装大中华牌香烟抽起来……”

故事饶有兴味,听得我瞪大眼睛。

刘股长与我谈话,“你们”“我们”泾渭分明。我总是感觉,他有一种职业敏感,对我不放心。

前面第(10)节,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不一定是刘科长设计的,但他一定参与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晚,刘科长到我弟弟家,问到我在百里之外长沙县范林农机厂工作的地址,准备下乡来见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毛泽东逝世,公安无非是想搜集“阶级敌人”的反应,我在偏僻的乡下,哪知道什么呢?如果是想了解我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则证明我仍是长沙公安关注的重点。

获悉毛泽东逝世后,我独自关在卧房里腹诽,拟成一篇《讨伐毛泽东》檄文的腹稿。 [注24] 但我知道,“伟人”逝世,社会震荡,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夹紧尾巴,低调行事。那几天,喜欢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欢讲笑话的我,不讲笑话,脸上忧忧戚戚,埋头做事,但我挤不出眼泪。

果然,后来一位公社党员朋友告诉我,他听到一句“话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员在与书记研究追悼事宜时,明明说了“陈沅森”三个字。这位朋友后来又听农机厂的干部说,公安特派员到厂里转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心中有数。

长来长往,关系密切后,刘正文先生一些个人隐私和家事,也不回避我。他退休时因工资级别问题,产生了一点情绪。一天,特地打电话叫我去,拿出一份报告,请我斟酌。内容无非是与XXX攀比,要求涨一级。我劝他,报告不要交上去,一辈子兢兢业业,这份报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坏了,而且,达不到目的。他的女儿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进行劝导。

刘正文先生终于想通了,没有提交那份报告,快快乐乐退休。

因职业需要,刘正文先生太喜欢喝浓茶,抽香烟了。案件一来,24小时连轴转,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体内积累有害物质太多,终于抵挡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终年65岁。

刘正文先生病重时,我去医院看望,献鲜花一束。最后一次谈话,仍嘱咐我“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遗体告别时,他夫人告诉我,弥留之际,喃喃念叨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个就是我。在刘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无法寻求。

我丝毫没有美化共产党公安的意思,但刘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人性尚未完全丧失的公安,他是一个孝子、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对于“阶级敌人”,他绝不留情。

受“党文化”的影响,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人们总喜欢脸谱化,好人永远是面目端庄,器宇轩昂;坏人则永远是龇牙咧嘴,丑陋不堪。人性是复杂的,大多数人具有双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坏,也不是一切都坏,一无是处。我所见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长、L公安,他们都比我大几岁,说不定读过孔孟之书,至少小时候受父母旧礼教的熏陶,在家里他们可能温情脉脉,一旦到了工作岗位,便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所见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钻进公安队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挨斗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文革”后不知怎么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击“阶级敌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轻微经济问题“家庭出身伪军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劳教,最多不过判一、两年刑。但落到他手里,重判7年。(见[注18])任务完成后,Q公安到刘科长家“报喜”,我在座,他没有回避,洋洋得意地告诉刘科长,一副邀功请赏的“哈巴狗”嘴脸,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阶级立场更坚定”。

刘正文先生16岁当公安侦察员,聪明机智,思维敏捷。我在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中以他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侦察科长黄晓阳,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刘科长一辈子为共产暴政服务,越能干,对人民犯的罪越严重。

我来加拿大后写了许多揭露中共罪恶的文章,消息传到国内,一定震惊了长沙公安,使几位离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镜,悔不当初(没有干掉)!一方面,他们可能建议上级对我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可能将责任一股脑推到死人身上,责怪刘正文先生充当了我的“保护伞”。

实际上,摆脱公安控制后,我钻研机械技术,研究发明创造,研讨销售学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应用;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挣钱养家糊口真正远离了政治,哪有时间管闲事?……逢年过节去看望刘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谢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另一方面,是让“老领导”将我的良好现实表现传达给公安局的其他领导,让他们放心。

刘正文先生用“人性的”、“亲切的”手段,羁绊我长期为公安服务;我在“靠拢党和政府”的实际行动中金蝉脱壳,不露痕迹地摆脱了公安。他不是什么“保护伞”,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人。(待续)

[注23]“斯德哥尔摩症”是2005年兴起的一个新辞汇,大意是“被坏人欺侮了,还认贼作父”。

[注24] 《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见《佛怀煽仇录》(http://www.epochtimes.com/gb/nf2872.htm)第十一章结尾一段。这一章将题目改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参加“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获二等奖。纸介质版本《佛怀煽仇录》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东印刷钉装公司出版(电话852-610-87990)。(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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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
  •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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