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13)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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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道扬镳,脱“狗”复人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垅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记得当时左家垅药店新来一位营业员,是个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学根底很好。我每次给父亲检中药,在店堂里与他聊几句,吐属文雅,印象不错。但随后在路上相遇,他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却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说相约深谈了。看得出来,他得到了某种警报。

还有几位师院艺术系的大学生,也是打了两次交道后,中断往来……我不知道背后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对我敬而远之。

我自己也特别注意,不与人往深处谈。有时候遇到谈文学的场合,只听不说,不表现自己。要是原先,听到谈文学,便迫不及待地插进去背诵几段经典古诗文,发挥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见”,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洋洋得意,飘飘然……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位瘦高个青年,听说是翻译家傅雷的小儿子,我马上回避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情报,刘股长也感觉变化很大,认为是陈亚陆、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准备给我换一个环境,调入岳麓公园工作。当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沉思良久——

实际上,去岳麓公园,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职工宿舍在爱晚亭一带,古木森森,鸟语花香,环境幽雅。岳麓书院的藏书,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迹,黄兴、蔡锷等名人墓庐,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块像密码一样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够你求索半辈子……但我能去吗?换到靠近湖南大学的新环境,那里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学生如过江之鲫,让他们一一落入公安设置的罗网,杀了我都不干。

在刘股长面前从没有说过“不”字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怯怯地摇了摇头。

刘股长许诺我可以选择国营工作单位,曾闪过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选择,我想去湖大或师院的图书馆,那里有读不尽的藏书。一是担心捆绑得太紧,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没有提过。
我想,要彻底摆脱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们安排工作。于是,趁“文革”武斗前逃离岳印之后,便没有再回头。武斗期间,停发三个月工资,回厂工作的通通补发;不回厂的,一律不补。——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后者。

“文革”中,由于动乱造成国家、集体经济极端困难,虽然表面上仍旧大喊极左口号,但实际政策已稍稍放松,允许街道里弄、农村生产队办小型工厂自救。这些多如牛毛的工厂建立后,缺业务、缺原材料、缺设备……也缺少技术工人。于是,毛泽东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刚性社会”,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开始松动。只要身怀一技,便可任意流动,在流动中提高技术,在流动中自己涨自己的工资。

目睹技术工人吃香,我便下决心学习机械操作技术。

刚下决心,就认识了祖宗三代贫农的易富强厂长,他在捞刀河办了一家机械厂,需要一位管理员兼保安,工资低,工作琐碎,时间长,且没有节假日。别人不愿去,我去了。图啥?图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学技术。

那时我已结婚,年近而立,有一种“非学好不可”的紧迫感,便拼命干。常常是机床空下来,我便上去,帮厂里义务加工零件,藉以锻炼自己的技术。记得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怀孕足月的妻子“发着了”,我在车床上已连续干了36个小时,兴犹未尽。赶忙回家送妻子进医院产科,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

除了操手艺之外,我还夜以继日地阅读各种工艺学、绘图设计、机械零件……因此,技术长进很快,在城乡小厂跳来跳去,几年后达到“八级钳工”水准。“改革开放”后在复刊的《机械工人》杂志上陆续发表论文6篇…… [注25]

“一技养身”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满天飞,甚至远走高飞到离长沙城五、六百里的南县三仙湖镇,终于脱离了“狗”身份,恢复成堂堂正正的人,这时,长沙公安对我也就“没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谨慎地“断线不断音”,每次回长沙,总是去看望刘妈妈,主动向刘科长汇报乡下工厂的情况。我猜测长沙公安到三仙湖进行了调查,但无所谓,我与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经彻底世俗化。我一没有收音机(避免怀疑收听敌台),二没有反动书刊,天天在车间里绘图设计,答疑解难,高技术,高工资,受到广泛的尊敬,无懈可击。再者,乡下人淳朴,没有那么多鬼点子,对真正有知识、有本领的“长沙大师傅”敬爱有加,生怕又被别处挖走,绝不会讲我半句坏话。

我为什么猜测公安进行了调查呢?

因为有一次到刘科长家,闲聊时他说:“三仙湖有蛮多长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许多长沙师傅。”

“你认识何XX吗?”——他问的是何其善同学的大弟弟,我女儿的英语老师。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学教英语。”我回答。

“为什么每天听美国之音?”

“可能是为了训练英语听力,三仙湖的人都听美国之音。”

刘科长不做声了,广大群众公开用大分贝收听美国之音(乡下干扰波较弱),法不犯众。如果60年代长期“收听敌台”,是当然的“反革命”。——“大家都听”,我可不能听,我要自律。

上面这段对话,使我猜测长沙公安到过三仙湖,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所有流浪到那里的长沙人的表现。

那时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鞭长莫及了。原先捆绑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术特长的“四类分子”,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游击队员一样散落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缉犯,谁来找你呢。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公安系统中的政保部门,不管你是什么情况进去的,其“潜规则”是只进不出。只要在里面混过,决不允许你把秘密带出来。我想,像我这样全身而退的,不说唯一,有也不多。

岁月在不同方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冥冥之中神已经安排好命运,但在具体过程中,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待续)

[注25] 《机械工人》是机械工业部主办指导全国工人提高操作技术、总结操作经验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1978至1982年,我以“陈工钳”笔名先后发表“老师傅谈经验”论文6篇。(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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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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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
  • 1947年5月,在离陈光诚所住的村子不到10 公里的地方,一群帖著“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不同政党标签的中国人分成两个阵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双方围绕一个名为“孟良崮”的山峰展开了一场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屠杀。这场被后人称为“孟良崮战役”的大屠杀,从5月13日晚上7点开始,到5月16日下午3点结束,最后清点伤亡人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被消灭25000多人,被俘7000多人;共产党军队伤亡达12000多人。在不到72个小时的时间里,中国人互相残杀了自己的同胞近40000人!方圆仅1.5平方公里的屠杀现场尸横遍野。
  •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份量!
  • 前红色高棉的军事领导人、被认为是柬埔寨最残忍的杀人者之一塔莫在首都金边的一家医院卧病几个星期后死亡。塔莫因为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柬埔寨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而面临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审判。这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死亡对谋求为将近两百万受害者寻求正义的司法程序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 (w2006-07-21-voa36.cfm)
  • 前红色高棉军事指挥官塔莫在柬埔寨去世,即将开始审理进行种族灭绝式屠杀的红色高棉领袖案件的法庭失去了能提供重要证词的人。塔莫星期五在金边的一家医院死亡。据报导现年80岁的塔莫由于心脏、肺部和呼吸系统问题已经住院几个星期。他是红色高棉在1998年垮台之前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极端的毛派组织相互争斗的时候,他领导了对平民和红色高棉士兵的大屠杀。塔莫是唯一的两名被拘押、等待对他们进行反人类罪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之一。在红色高棉从1975到1979年的残暴统治下,将近两百万柬埔寨人死于过渡劳累、饥俄或死刑。但是塔莫否认屠杀了任何人。 (n2006-07-21-voa18.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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