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一边是现实社会的天灾危机，中国正有近5,000万人口处于旱灾、洪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的包围之中；一边是大型传媒的娱乐轰动，中国正有至少三个著名选秀类节目创造着历史收视率的最高记录，分别是《超级女声》（湖南卫视）、《我型我秀》（上海东方卫视）、《梦想中国》（央视二套）。至于《加油！好男儿》、《阳光伙伴》之类充斥着“ＰＫ”、“晋级”、“淘汰”等赛事词语的节目，也赢得了不可小视的关注浪潮。据统计，仅以尚未进入总决选的《超级女声》为例，观众数量就已超过一亿人，收视率高居全国第一。连我这样一个身处于诸多繁杂社会事务的人，也难免受到这一股股娱乐浪潮的袭击，时不时地还有读者和朋友来信问我对这种现象或者对于某位选手如何看待，电子信箱和手机里常收到一些希望我投票支持某位选手的邀请信。
当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说今年《超级女声》的收视率“总体上比去年同期高出40%～50%”之时，湖南省省长周伯华正向外国记者如此推销着《超级女声》：“这体现了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的青年观众推选出来的青年偶像还是很有时代气息的。”并称，“湖南的领导也很支持。”广电总局也盛赞超女，称其带动了真人秀节目的推出。然而，骂声也有一片，某全国政协常委称超女让年轻人在娱乐中受到毒害，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刘忠德指超女、超男活动是对艺术的玷污……。但在我看来，这些超女、超男都是无辜的。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娱乐盛行──乃至“低俗娱乐”（主持人汪涵的解释是：低，门槛低；俗，雅俗共赏）盛行──乃是必然的事情，主旋律的古板老套、严肃沉闷受到冲击，某些依靠体制保障的俸禄维生的部门、组织、团体、艺人没有了选择，这个市场的消费空间确实已经跟这帮舒服惯了的人过不去了。平民选择、观众投票，公平、公开、公正，这
当中也不免媒体的精彩策划和选手的真性情与一定实力起了作用。
媒体的把握尺度令人关注，它一方面要顺从当局，另一方面要顺从娱乐主流，既不能得罪老大，也不能得罪观众，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没有了选择，只能凭借出卖观众来博取老大的放心，这当中的妥协痕迹随处可见。从去年《超级女声》的最后一次决赛晚会，到今年《超级女声》拿的是同类节目中最后一个批文，再到主办方已明确表态“明年肯定是不能做超女了，怎么说也要改做超男”，这当中媒体受到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明了的。然而，时势如此，此等娱乐必是有空间的。大家恰逢这个造星运动的宽阔平台，多少怀揣明星梦的人们趋之若骛，一个空前的娱乐需求与或纯真或不纯真的音乐梦想、歌手梦想，被大量投入于其中。
洗脑也好，转移视线也罢，这些指控都不能消解在空虚、压抑的被控制的大多数人心中对于“释放”的渴求。诸不见中国各传媒的“挑战吉尼斯”节目彼此效仿，越演越烈？诸不见各类模特、丽人、美女、中国先生、世界先生的竞选赛事不断铺陈？还有那些的的确确是在故意恶心观众、听众、读者、网友的恶搞、整蛊、脱露、怒骂等各种节目、文章、视频、音频、图片，他们玩啊玩啊，玩得天玄地转，把一切能碰的东西都统统颠覆掉，不出位、不轰动就不罢休。尽管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压根就是跟你的眼睛、耳朵、感觉、情感、思想过不去，你也只能听之任之，玩者也只能“过把瘾就死”。
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球迷非正常死亡，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也总是有人晕倒，《超级女声》更是让一些心理承受能力薄弱的人疯疯颠颠，但世界杯还是要继续，迈克尔．杰克逊还是不会被封杀，《超级女声》也不会因为各种FANS团的痴迷、呐喊、哭泣、狂欢、串联、结社而遭到全面取缔，连所谓“80后作家”中的郭敬明被法院裁定为“抄袭”也拒不向受害者道歉，也只好让法院强制执行，但这也不会让郭敬明从此不写一个字。要知道，每一种声音，每一种行为，哪怕在法律层面上有问题，但在这个张扬、疯狂、分裂、各行其是的社会里，任何一种手段都无法将之彻底覆灭掉。所以，更多人尽管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则和底线，但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逻辑，且不管各种“存在”是不是荒唐、可笑、不值一提或者是否非法。国民最基本的生活秩序已被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渐渐打破，在呈现着鱼龙混杂的多元化格局之中，崇尚着“规矩是用来打破的”、“IamwhatIam”（我就是我）的信条，有媒体称这种倾向的代表族群为“奔奔族”──一个社会压力最大，处境最为水深火热的族群。草根、网络、玩命、享乐、张扬、特立独行、缺乏信心、呼吁公平，这都与他们密切相关。
这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社会剧变的同时，人心也发生了剧变。无论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只要你去关注，任何一种与你心目中完全相反的信息都会存在。作家被判刑，记者被杀害，教师被教育部门告之“男老师不得强奸猥亵女学生”，被多次抓到现行的强奸女儿的父亲居然能够逍遥法外八年，丈夫为了不与妻子离婚、男友为了不与女友分手而在女性脸部、额头、乳房、下身用刀刻字，制毒、贩毒的数量越来越大，金融诈骗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许多冤案的受害者被关押在牢里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媒体不得违反当局意志擅自报道突发事件，报复社会的案件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严重，民工讨工资频频遭受黑社会整齐划一的袭击，拆迁户以及被房地产商人诈骗和威胁的业主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电视上到处是打得满天飞、说着腻味话的娱乐剧、古装剧，乡村里的婚、丧、礼、葬、寿等流行着“三点式”、“全裸”的艳舞、黄舞，多少经历一番起起落落的艺人最终丧失原则，无可奈何地服从着可耻的潜规则……。
啊，多少人在这样一个残酷时代里没有了选择！连《超级女声》这样的品牌，也被大量书刊、饰品、音像制品冒用名义制成形形色色的商品，盗版横行更是使得这群充满人气的超女们只能靠演唱会和广告谋生，而做唱片竟只能做一张赔一张。复杂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不了一个真正健康的市场，利益的取舍成了任何人的第一选择，即使有梦想也容易在各种不可预料的打击和挫折之中毁灭殆尽。我们越来越难得听到他们有所质量的原创音乐，从策划到制作，再从宣传到营销，虽然包装得那么华丽，但肤浅平淡的陈词滥调把所有人的期待一扫而光，他们吃着过去人气高涨的老本，顺从着商业的安排，接受着各种娱乐节目、宣传媒介和唱片公司的摆弄，丧失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和创作能力，更多人只留下追随形式和只求表演光环而缺乏内涵的所谓“音乐”，着实令人失望。她们曾怀揣的梦想，在经历一番风雨之后，越来越找不到真实的自己，变成了时过境迁的朵朵过眼烟云。即使和台湾的周杰伦、SHE、信乐团、飞儿乐队那样的音乐比起来，她们也明显缺乏独树一帜的锋芒，现今遗留下来的还不算最糟糕的超女，恐怕只有相对低调的张靓颖一个人了。
尽管如此，做着明星梦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也因此被无数黑手（包括非法影视公司、非法唱片公司和不法分子）钻到了空子。近日，北京媒体揭示了受到非法控制、极尽盘剥的“北漂”艺人的生存现状──该篇报道用了40天的采访才得以成形，尚不知有无删节。所谓“北漂”艺人，指的是怀揣明星梦到北京希望当演员的人，大部分人的年龄在18岁～21岁之间。2004年，官方数据便已显示：“北漂”艺人的数目超过十万，其中北京市怀柔区的情况最为严重。此前我收藏过一部被禁止播出的记录片《群众演员》，该片揭示的便是这一问题。尽管《群众演员》在香港放映时引发轰动，然而在我看来，其记录的悲惨无望还算较浅的程度。今年7月17日，《中国新闻网》以《“北漂”生存现状：集体“圈养”，男当打手女要陪酒》为题，揭示了更为残酷的一面。
报导说：
“‘北漂’艺人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视公司‘输送’到怀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农家小院内，开始遭到‘院头’们各种方式的榨取。
“‘北漂’艺人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他们进来时，‘院头’就想方设法搜光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告诉他们‘等戏’。
“每个月得向‘院头’交100元住宿费、100元管理费、80元导演说戏费；交完钱，就身无分文了。
“‘北漂’艺人们住在院子里逐渐被‘院头’分化。首先，‘院头’花言巧语，以‘兄弟’相称，将一部分男孩养成打手，对内‘维护秩序’，对外巩固小院实力。
“女孩子的遭遇更惨，她们经常被强迫出去到洗娱中心等场所‘陪酒’。因为没陪好，让对方觉得很没面子，放话‘这一次非要弄死几个’。小颜认识的一个女孩子，也17岁，却已经怀过两次孩子。
“该房子20平方米左右，密密麻麻地放了八张床，床是上下铺的，共住16人，过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床上的被子则脏得看不清颜色，乱七八糟地堆着……。”
这是个近似于传销式黑社会的具体生存状态，其中的迷惑性和程序化对这些想当明星的孩子们有着极强的巩固作用。被训练成打手的男孩竟觉得为了“院头”去坐牢都可以，所以经常替这些“院头”出去打架。“北漂”艺人的悲惨遭遇，是有逐步程序的：（1）“院头”与非法影视公司联系；（2）非法影视公司收取“北漂”艺人的报名费；（3）将报了名的“北漂”艺人输送到小院，并给“院头”一定的提成；（4）“院头”收取“北漂”艺人收取住宿费、管理费和导演说戏费（一般是每人每月280元）；（5）小院直接与剧组联系，扣取“北漂”艺人的劳务费（群众演员的工资一般是70元～100元/天，但会被院头扣去50元，剩下的钱也会被“院头”以各种名义扣掉）。这些群众演员真正有戏份的少得可怜，有的人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戏份，由于没办法被剧组直接聘用，只能一边向“院头”缴纳各种费用，一边省吃俭用，甚至住在井里，等到有戏开工的那一天。影视之中啊，多少壮观、热闹的场面，却是由这样一群走投无路、受人欺凌的孩子来组成，何其罪恶！
诡异的演艺圈──甚至包括香港那样较为发达的演艺圈──向来都存在过受到黑社会和其他不法分子的控制和盘剥的事实。著名武星李小龙生前的最后一场电影《死亡游戏》，更是直接描述在他那个时代所面对的电影行业中的黑社会。据传，在香港只有两个人是真正在演艺圈中立得起足的，一个是硬拼下来的成龙，另一个是颇有背景的任达华，其他艺人诸如梅艳芳、梁朝伟、刘嘉玲这样的人物也曾受到过威胁和羞辱，乃至象李连杰这样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一流男儿，在香港也曾遇到不少纠葛，最终只能选择迁居美国。对此，我倒没有“世界一暗”的感觉，只有点“眼前一暗”。包括超女、超男那样让人有所感动的梦想者，都让我很不放心所有人的命途。那么多人在质疑“黑幕”，那么多人在讨伐“暗箱”，那么多人在诅咒“霸道”，我就算不把这些过程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也能觉出到这背后“一定不太平”的滋味，并且还有许多见不得光的猫腻。但试问谁又真的在乎呢？就算在乎又能怎么样？我唯有希望选手们多一份真实，多一点厚重，多一些原创、多一段坚持，不要让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压力或推力将自己最内在的追求毁灭掉，这才是重点。
几乎不看电视的我，在网络和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里观看过四场《超级女声》和一场《梦想中国》的现场直播，并保存了不少选手的档案资料。相比之下，《梦想中国》要比《超级女声》硬性许多，评委风格较为直接，不拖拖拉拉。有的选手确实不容易，有打了一年工靠少许积蓄来参赛的，有父亲瘫痪在床或者父亲年过70岁的，有来自边缘贫困山区靠记者和观众施舍援助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虽然也有一些选手此前曾参与过一些赛事并获得种种较高的荣誉，但相对公正的选秀程序还是尽最大努力让选手较为公平地参与了竞争。我偏向于选择心智成熟、技艺内敛、舞台放松、有自己独立风格的选手。虽然仅仅是娱乐，但娱乐也应当有许多不同性质与种类。音乐最重要的是心灵的释放，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表达。感动不了自己的音乐很难征服他人，就算模仿、气声、变奏、改调、串接等外在形式如何有创意，也绝不能放弃对每一首歌本身含义的深刻理解。那些具有纪念价值和珍藏价值的歌，以及那些被埋没、被边缘化但确实一流的歌，和用具备一定人文关怀和批判力量来完全抒发自己真实情感的注重深度挖掘的原创歌曲，应当被选手们选择得更多。
放在同龄人的标准和要求来看，我觉得《梦想中国》里具备多种重要流行元素的广东选手海鸣威确实不错，毕竟受过张学友的重视，风格还有些像黄家驹，但还是缺乏原创力和完全自觉的表演意识，其他的奚大野、山野和那位擅长爵士乐的云南楚雄选手也不错。《超级女声》里最感动我的不是潭维维、艾萌萌、厉娜这些人，包括沈阳唱区巩贺那样沉稳、平衡的选手也没有能够完全打动我，真正彻底征服我的是来自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三江姐妹组合。尽管三江姐妹组合止步分赛区的十强，但她们那婉转空灵、充满诚意、融尽艰辛的声音，以及其背后的辛酸故事和贫困地区的真实生存状态，为许许多多浸泡在不知所谓的玩乐音乐、生存在不知何为的浮躁城市、歌唱在不断重复、仿效并极力媚俗于观众的商业歌曲中的年轻人，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音乐离不开人文，如同人离不开空气。倘若单纯的技巧、光鲜的包装一旦被剥去，却并未留下些什么触及人的灵魂的东西，那么这种表演便不可能在人们心中留得太久，其生命力就会严重萎缩。
至于这个产业，当前的状态是很悲哀的，湖南省省长显得太乐观了。周伯华应该思考如何让音乐人成就和传播真正的音乐，并让他们有希望看到做好一张一流的唱片是不会赔本的。要让真正的艺人们能够不受压榨，要让真正的媒体品牌能够做得更真实、更顺畅。一句话：要让市场有序，要让人才有望。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