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15)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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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举头问苍天:“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便穷凶极恶地大规模地持续屠杀,以保住他们的政权。

“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确保暴戾专横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为了保住这个现代皇帝的权位,以便他继续胡作非为,继续蹂躏、残害中国人民。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较之于1946-1949的三年内战,其惨烈程度,杀人数量之多,毫不逊色,可以说,正是依靠这种悄悄的、阒无声息的镇压,中共才得以维持其统治。

尚须交代的是,枪决“反革命份子”时,中共对“死刑犯”极尽侮辱之能事。

首先是游街,十多个或数十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人人背后插上“亡命标”,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罪行牌”,五花大绑,站在卡车最显眼的位置上,一边一个彪型大汉揪著胳膊,防止“罪犯”反抗和往下滑;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防止“罪犯”呼喊反动口号;只要“罪犯”张口,从后面把毛巾一勒紧,便喊不出声了。数十辆卡车列成长长一队,前导车的顶棚上架著轻机枪,两边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民兵。街道早已戒严,布满公安、便衣;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规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民,所有的人都要观看,以便“接受教育”,十足的“杀鸡儆猴”,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血腥。

在刑场上执行枪决时,一定要让“罪犯”跪下。“罪犯”强著不跪,由两旁的“副刽子手”揪著上身,后面的刽子手一脚踹在膝后弯上,“罪犯”便身不由己地呈跪姿。有的罪犯不愿意呈跪姿受戮,顺势往前倒,但两旁的“副刽子手”揪著,不让倒下。当“副刽子手”突然同时松手的一瞬间,前后几台照相机同时闪光,枪也同时响了……所以,随后张贴在宣传栏里的照片,“罪犯”受戮时统统呈跪姿……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刑犯”的人格被严重侮辱,意志被暴力强奸。要知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违背赴死者的意志是不人道的,是有罪的。中共党魁瞿秋白受戮前 ,行刑官尊重了他的意志,让他趺坐在草地上,从容赴死……[注30]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此残酷镇压的主谋和总指挥是谁?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从受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谁是这一切行动的最终、最大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从几十年镇压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毛泽东,保住他的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人们可以从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窥见端倪。[注31]大致经过是周恩来将各种文件、信件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字后,迅速下达全国执行。毛泽东隐藏在幕后,周恩来在前台上窜下跳。实质上,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阴险做法。他老谋深算,在幕后策划、指挥、操纵,让别人在前台充当打手。事情办好了,归功于“伟大领袖”;办砸了,你们去找替罪羊。所以,“文革”后,“伟大领袖三、七开”,一切罪责由“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承担。

最近,陶洛诵女士在《自由圣火》网路发表纪实文学作品《生之舞》(第12章)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是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陶女士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像遇罗克那样掀起惊天巨浪的闻人,除毛之外,谁都不敢承担“杀”的责任。——希望知情者提供这一说法的佐证。

由此可见,上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的主谋和总指挥是毛泽东。

纪念这1000万—2000万冤死的“反革命”,目前的最佳方式是发表文章。从文档暴光、案例公布、民间调研、寻找失踪者(中共采用“密捕”、“秘密处决”等手段,必然存在失踪者)等方面,继续揭露中共的罪恶;弘扬“反革命”们不畏强权,反抗暴政,不怕牺牲的精神。亲朋戚友和知情者,应该以他们的真名实姓撰写文章回忆其英勇事迹……口诛笔伐,众志成城,声讨中共尸位的无道义性和非法性,加速中共的解体与消亡。(待续)

[注30] 摘自《瞿秋白就义地:长汀县》:1935年2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皮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著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附上跋后,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饮……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高呼口号“XXXX万岁!”“XXXX万岁!”从容就义。

[注31 ] 1970年1月13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该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份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战备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1•31指示”;加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合称“一打三反”,实质上只有“一打”,“三反”未成为一个运动。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后,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杀戮“反革命”的高潮。(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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