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今天（8月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预料需要几天时间完成立法程序，避免在8月6日之后出现法律真空。条例草案发表以来，备受社会非议。到底它有什么具争议性的地方，当中隐藏多少陷阱？对香港的法治和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条例草案进入最后表决阶段前夕，本报记者访问了历经条例草案整个审议过程、对此非常熟悉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由他剖析了草案的多个“陷阱”。他指出此条法例关乎每一个市民的私隐与人权受到侵犯，最终更会令市民看到，原来香港的特首无法无天。
行政批核代替司法批核
对于香港是否需要秘密监察条例，涂谨申认为有立法需要，如针对打家劫舍等犯罪活动，警方可能需要暗中取得资讯。至于如何防止条例被滥用，涂谨申表示，最简单的方法是独立的批准和监察机制，这需要独立的法院去做。
但政府现在不是让法院独立去做，而是行政机关在法院里面挑选法官，这就不是司法批核，而是行政批核，等于政府伸了一只手进去，从20多个法官中挑选3到6个法官，说这是进行保安审查，但市民却无从得知当中是否涉及到政治审查。由于不是一个独立的法院来批核，就会引起市民担心执行程序会不会严格的问题。
公共安全无具体界定
至于条例草案列举批准秘密监察的理据，涂谨申说，第一类是基于罪行，这是比较具体的，至少会写出来；第二类是基于公共安全，这就不是特别的罪行，到底是什么，就虚无飘渺了。民主国家对于“公共安全”的界定往往写得很清楚，但港府却以列出来会挂一漏万、不同时间有不同定义等为借口，拒绝作清楚界定。
对于涂谨申等泛民主派议员提出在条例中剔除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政府都一概拒绝。
涂谨申指出，第一他们担心《基本法》23条阴影隐藏在条例中：“什么颠覆、分裂，都没有立法，怎么可能有执法权？我们要求将23条的因素剔除出去。政府就说，我愿意用口讲明，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在立法会上用口讲明，23条中所指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无关。但这不能作为法律凭据，政府的承诺可以不算数，甚至改了也行，政府也没有保障。”
第二是要求非暴力的和平集会、结社以及罢工等，应该剔除到监听范围之外。但政府只写进了一些字眼，却没有清楚讲明。
第三是所谓的公共安全应该不包括经济安全。涂谨申认为，在香港，有关商家、厂家的窃密行为，不应该由警方和廉政公署去监测，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系。
违规秘密监听不设罚则
虽然条例草案禁止未经授权的窃听、秘密监察，但对于未经授权的违规监察，条例中却没有罚则，没有说明有何后果。涂谨申说：“这么离谱！违规监听，既无民事又无刑事后果，这都可以呀！所以我就和吴霭仪议员在修订中加入刑事和民事的修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个后果，他做错了，就可以告他违法……只是说道德上你不行，或者说纪律处分，这当然不行的呀。”
特首司局长豁免受监管
这个法例据称是监管公职人员不准窃听，但里面就列明公职人员不包括行政长官与司、局长等。政府的解释说，难道特首自己去窃听吗？他都要找人去做。而且公职人员只限于香港政府，不包括其它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如果大陆国安、公安、中联办等不同部门连成一个网络来监听，都不在法例监管之列。
“古代还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现在这条新制度，都可以将特首豁免出来，你分分钟以后其它法律你都可以将特首和局长豁免出来，怎么有这样无法无天的新例呢？”涂谨申说。他指出对特首来说，这有双重漏洞，“既无违法，又无罚则”。
专员及法官由特首选定
条例设定一个专员负责监察事宜，但这个专员却由行政长官委任。涂谨申提出的修订是立法会应该代表市民去审批这个专员，是否真的是市民信得过，及不畏强权等。
他说：“如果只是曾荫权委任，理论上这个人只需要向他负责，这有很大问题……审核的法官，他（曾荫权）选3到5个，专员又是他选，他自己又豁免于这个法律之外，那你做什么都行。所以我们提出要立法会审核。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香港的终审庭首席大法官李国能是立法会同意，香港终审庭的法官全部都要立法机关同意的，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把关的人。”
涂谨申又指出，条例里面没有要求警方在年报中披露“公共安全”和“罪行”两类监控的数字，警方的解释是这样会暴露警力，但这不成理由。他说：“你有多少单案，和知道你们有多少警力有什么关系？”同样，警方也拒绝披露监控的电邮、住宅、目标人物的数目。
涂谨申认为，大的数目应该公开，这样市民可以做出判断自己是否处于政治监控的范围内。
他举例说：“如果1年的暴力罪行只有几千单，如果警方监控了1万几千的电话，这个还可合理解释，但如果监控几十万的电话，这就证明了政治监控。”
法庭盘问监听事宜被禁止
政府通过今次立法，禁止法庭盘问有关秘密监听的事宜。本来，秘密监察法例的出笼是因为之前有2宗案例揭发政府窃听，最后法庭判处政府违宪，而政府这次立法就将原本法院可以盘问的情形都予以禁止。涂谨申说：“以前，这些案例你可以盘问警察是否监听，通过这条法例以后，全部问题不准问，以后都不会揭发出来。不准你盘问，因为他说这是保密行动。”
他警告说，有关秘密监听的法庭盘问一旦被禁止，将是“法律界一次大手术，对香港法治带来冲击”。他说，这将改变对无辜的人用合理各种的方法来盘问，对辩方不利，也堵塞整个社会透过法庭去揭发滥权的机会。
草案没有排除23条因素
对于条文容许不需仪器的监听毋须事先申请、不受监管，涂谨申直斥“非常荒唐”。他反问：“执法人员如果不带录音机，回去写笔记，就可以合法偷听？”他批评此举赋予执法人员另类窃听途径，严重侵犯市民私隐。
至于新条例的影响面，涂谨申指出“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影响、被怀疑”，市民若认为自己不是坏人，法例与自己无关，其实是错误的想法。他说：“比如政府查一个经济罪案，政府监控的人可以很广泛，包括嫌疑人的亲朋好友。即使你身世清白，没有与他人有任何过节，但你又怎么担保你的朋友中没有人涉嫌犯罪呢？”
他继续说：“我们这么多人去游行，去表达意见，哪个人可以担保自己不被政治监控？唯一的保障就是立法立得好，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比如20多名高等法院法官轮流作庄，专员由立法会审查通过，公布开支及人手配备等。”
至于草案与23条比较，涂谨申说，23条讲罪行以及所谓国家安全的问题，而今次草案说的是执行权的问题，所以当中应该排除没有法律效力的23条的因素。“如果23条不能够在法例中排除，变成23条都没有立，就拿了23条的执法权。它（政府）没有定义到23条怎样罚你，他就用很含糊的概念，用23条的概念去窃听。”
涂谨申坦言，今次秘密监察的立法取向，背后是否有北京的压力，还是曾荫权自己的意思，很难作出判断。但这次立法的仓促，却令他们感到不满。“其实政府说检讨也是官话，我们被逼在5个月内处理这么复杂、敏感的法例，根本不可能。很多我们要求的内容，比如审议实务守则，都是在法例将要通过的前一天才开会，我们要求简报会，也是审议条文最后一天的前一天才给。这样的立法，怎么可以做到适当、平衡、合乎公道？”他又质疑政府说明3年后检讨，是否心虚的表现。
市民醒觉特首无法无天
在条例进入最后的表决阶段，涂谨申认为当务之急，第一是争取将修订做好，游说其他党派支持，如果修订不获通过，他们将会继续监察。在这个酝酿的期间，也是一次很好的公民教育，令市民醒觉。他说：“之前的半年太技术性，没有办法综合到，市民难以关心，现在开始有一个焦点了：原来特首是无法无天的，市民会关注。”
涂谨申形容，自己对这条法例是“中等忧心”，因为大约知道警方有多少人、多少钱来做这类事情，知道他们政治监控能力有限。但他提醒市民将来的情况仍属未知，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同样的人手与经费下，警方的监控能力可能会大增。他并提醒市民，为防遭到秘密监听，应该尽量少用手提电话，勤换电话卡以及不用自己名字登记电话等等。
另外，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认为，港府就秘密监听的立法令人最担心的是法律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他说，法律因为条文不清楚，有诸多漏洞，容易造成滥权，对受害者权利没有保障。
他举例说：“如果违反了窃听条例，法例又无订明刑责，对官员也无惩罚。作为监察角色的专员行使权利，也是闭门造车，如果执行出现问题，也没有透明度。”
他希望通过立法会议员的修订，可以将条例修改得好一些，及政府能够接受在条例中加入“日落条款”，现期进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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