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6日讯】
一、近60年的“新中国”是一个封建“人治”国家
“新中国”重要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新中国” 象征国家“法制”的第一部《宪法》，随后又因为阻碍了“人治”害怕法治、而迅速废止了这部《宪法》，至今近60年——“新中国”依然没有进入法制国家的行列，依然距“法制国家”很遥远、很遥远……于是，“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你死我活的“十次路线斗争”“六四”等等一次次地，必然无法遏制地在“新中国”发生。
“新中国”至今近60年了，中国为什么无法进入“依法治国”的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政经绝对“垄断”的必然结果。
1959年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为“法治”国家的定义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人类尊严的条件，这种尊严不仅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且要求促成对充分发展其人格乃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然而，57年至今的中国，并没有建立起这种法制和法治社会和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秩序依然严重短缺。
一个“法制国家”有这样一些的最基本特征：法律至高无上；法律具有普遍性、公开性和相对独立的稳定性体系；法律程序绝对公开、公正、民主，适用于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政党、团体；法律必须以平等、公正为存在原则；依法行政；法院应对立法及所有行政活动拥有审查和裁判权；立法与审判、执行各行其道；司法独立，不受任何党派操纵和领导；有母本法律来平衡与制约其它各方面的法律规则和秩序。
而在中国，“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历史洪沟，将中国公民分成不公平的“国民待遇”，有9亿多中国农村公民不享受这个国家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城镇供应等等任何“国民待遇”；中共中央文件与国家法律没有任何必然的干系，不属于国家法律的范畴，却历史性的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宪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党领导一切”永远冲突。
二、57年以来中国人权根本缺失
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人治”国家。“新中国”的前40多年，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国家最高决策层提出“依法治国”或确立“依法治国”的国家方略。换句话说：中国的前40多年是一直在延续封建的“人治”社会。
“新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发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据历史考证：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这是“新中国”进行到47年之后、才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依法治国”的国家方略。
1997年9月12日，独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报告第一次确立、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20世纪末，“依法治国”在全球深入人心。时至1999年3月15日，“依法治国”形成中国共识，在全国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国首次通过了《宪法》修整案，在中国《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次国家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曾被废止的中国《宪法》、第一次将“依法治国”载入国家《宪法》的母本法律条款。
到2002年11月8日，唯一的执政党、中共16大报告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不管是这个国家的“民主”、还是这个国家的“依法治国”，都绝对无法与一党专政所兼容，因之“依法治国”在“新中国”近60年几乎一直是寸步难行。更为严峻的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就不允许任何政党跨越这个国家——“依法治国”，几乎成了未来中国难以跨越、一个永远的“死结”。
——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变之后，中国发生“六四”之后，“新中国”近60年所发生、最明显的国家秩序、法律源头的根本变化。
“新中国”之所以自1949年到1997年才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说明“新中国”自创始就没有建立过“依法治国”的理念，根本没有想起要建立一个“法制国家”。所以，中国以前的“国法”值得历史的审视与重建。
人治的“新中国”，出现废止《宪法》，国家主席、元帅之死，文化大革命等也实属必然，因为没有任何中国法律或程序来阻止、并能够当然阻挡住“大跃进”“文革”进行下去；但谁又能当然废止这个国家唯一母本《宪法》的可能呢？
于2005年3月15日才被中国《宪法》承认的“保障人权”，说明57年以来中国公民“人
权”根本缺失——其结果是中国公民的“人权”权利被历史性悬空，“新中国”及未来的
“人权保障”则面临着历史以来的“人权”重建与回归。
三、依法治国之“中国结”
要“依法治国”，中国《宪法》就必须能够调节和制衡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所有的力量。这就是说：中国《宪法》必须成为中国真正的法律，要有一个国家维护和裁判的《宪法》法院。“新中国”的近60年，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当然合乎法律程序的《宪法》维护者，也没有裁判过任何一起违反《宪法》案件，国家《宪法》名存实亡，成了最最无能的国家法律、甚至不如中国电话的“月租费”、不如“计划生育条例”等等。未来中国的“依法治国”，面临着法律源头的根髓秩序问题，一个没有《宪法》及《宪法》法院来当然维护、裁判国家法律的公正的母本法律，一个没有《新闻法》来维护社会公正，一个没有《反垄断法》来维护经济公正的国家，怎么能、何时真正走上“依法治国”——一个“法制”的国家坦途？
（a）、法律公正——由《宪法》全面调和
一个国家所有的法律公正，《宪法》要能够调整整个国家、一切法律体系，而非“人治”“党治”所能够完成。《宪法》要从根本源头上调整、制衡和维护这个国家所有法律的制订、出笼和废止。一个绝对无能的国家《宪法》，是根本不可能实施一个国家的“依法治国”。若要国家《宪法》的名副其实，除了要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之外，还必须建立《宪法》的维护、裁判、执行的生态环境机制。
中国“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国民待遇”问题，长期57年来没有任何国家与公民的“人权”公正。
“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次路线斗争”等的反反复复出现，除了国家最高法律《宪法》的无能之外，这是“人治”的必要结果；谁来驾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不再出现或停止呢？——一个法制的国家有可能吗？
（b）、社会公正——靠《新闻法》来维护
一个国家的公共社会要有当然的游戏规则可循可依，而这个公共社会要有国家的《新闻法》来加以保障和平衡、规范。《新闻法》是要保障公共社会有秩序、在阳光下、由公民社会来加以实施。没有《新闻法》的社会，公共社会的秩序就会当然紊乱，“用法律来统治人民和人民对统治者进行法律管束”就成为中国社会当然的矛盾焦点和根本的缺失。
中国社会，因没有对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规范的游戏规则，却长期处于政府及执政党无序的高压之下。没有对社会公正制衡的法律，就“枪杆子里出政权”，“文化大革命”就顺理成章的卷土重来。
（c）、经济公正——《反垄断法》制衡财富分流
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特别是一个可能富裕、有秩序的国家和社会，经济资源、财富资源要能够向整个公共社会分配和向所有公民开放。没有对这个国家的产业垄断进行裁判、对外来产业和资本的反垄断审视机制，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就有可能长期板结而绝对“垄断”。“新中国”贫穷落后的前30年（到1979年，中国未实施 “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种国家绝对一统“垄断”的必然结果。
一个法制、可能富裕的国家，除了可以与这个国家的公民分享权利之外，还要从根本上能够与这个国家的公民分享财富和经济成果。产业及财富资源“垄断”，不是一个法制国家的必然方向。57年至今，短缺《反垄断法》，是中国国家与公民的财富天平根本、源头倾斜。法制国家，不仅仅是“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通过有建树“秩序规则”、而建成有条不紊的“美好”社会。
2006年6月末，中国国家《反垄断》终于第一进入中国“人大”立法律程序。试想，一个57年严重历史性短缺、没有《反垄断法》的国家，会怎样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宪法”来维护国家、社会、公民的经济和财富“公正”呢？又怎样为这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包括金融、电信、电煤钢铁资源）与这个国家的公民来主持“公正”？中国13亿人、每一个公民怎样分享这个国家财富、经济57年来的巨大成果？
小结１、中国《宪法》的绝对无能，是“法制中国”5000年不能到达的历史根源所在，正是中国现今《宪法》的绝对无能，使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治”、任何“党治”都可以在这个国家《宪法》头上拉屎放屁，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次路线斗争”等等错误的必然结果。
小结２、没有《新闻法》，中国公共社会长期处于政府无序管制的紊乱、每时每刻“紧急”的爆发状态，没有公共监督游戏规则的中国公共社会，本属于公民的公共社会监督长期短缺，党政腐败长期泛滥，社会舆论监督长期缺失、失范，“用法律来统治人民和人民对统治者进行法律管束”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小结３、一如中国《宪法》长期短缺对“保障人权”的长期短缺一样（2005年3月15日之后才被正式列入《宪法》保护法律），才导致“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这个国家法律根本紊乱；没有《反垄断法》——“经济宪法”，中国经济公正57年来积重难返、沉轲泛滥……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宪法”历史性严重短缺，才使中国国家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包括金融资源、电信资源、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等，这些经济、原始财富资源被国有企业长期绝对垄断。但这些经济资源不仅仅属于这个国家所有，同时也属于这个国家所有的公民；国家可以支配这些经济资源，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可以当然支配和使用这些经济资源而创造财富。
据权威数据披露：中国金融9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等“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垄断；中国电信产业100%的电话和移动电话被国有公司一统垄断；中国石油气资源98%以上的石油、天然气市场被国有公司独家垄断；中国钢铁等主要经济资源等都被国有企业一统垄断，大多数公民无法享受国家的这些原始财富和积累。这些都与中国长期没有“经济宪法”——《反垄断法》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国有垄断并驾齐驱的还有跨国公司的垄断也日益严峻（以下数据参见2006年第4期《环球财经》杂志、第30页）：
四、理清党、国关系
任何政党不可能永远青春，不可能有“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物质石油、煤炭及其资源；人类可以随着历史而随时演进变化；但国家却一定要能够当然的“合法”延续——这就是全世界上所有“法制国家”，不存在“亡国”这一理论学说的根本原因。长期近60年及未来，中国的“亡国、亡党”问题每时每刻、分分秒秒的历史存在着、继续实践着，而“人治”就是这个国家“亡国、亡党”每时每刻之源。
由“革命党”、“专政党” （指“不与他人分享”权力。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侨治。华
盛顿，在取得领导“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同样面临着由“革命”成功，向合法“执政”者“转换”的过程）——“暴力夺取政权”后的执政党，又怎样建立起“依法治国”——执政者和国民都要遵从的游戏规则？
所有“合法”的国家、全世界的任何政党，都要经过这个国家国民法律程序、“举手”的认可（否则这个国家或政党的“合法”性就会被广泛质疑）来确认它当然的“合法性”。中国国家与政党的“合法性”程序，存在着源头、自“革命党”向“合法党”的历史转换，“不与他人分享”国家权力和专政，永远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法律冲突和实践的短缺及这个政党“合法性”——存在的历史悖论。
从“暴力革命”到“暴力专政”，从“暴力专政”再到“暴力执政”，“以暴治暴”，循环往复，这个国家岂有不紊乱之理？分享权利、分享财富，是一个“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否则“亡国、亡党”将与历史共同而存在。
五、中国何时步入“依法治国”的国家行列
“新中国”的近60年，“依法治国”还未知可否、真假、能否、真谛？中国从“暴力革命”到“暴力专政”再到“暴力夺取了政权”，再到“暴力专政”（“不与他人分享专政”“政权只能归属无产阶级而不能归属其他任何阶级”）来维护其独家统治，而今的“新中国”——源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中国《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质上被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有产阶级”所全面“专政”，中国原生态的“无产阶级”、从国家执政的源头上已根本不复存在，国家体制又怎样跟进而发生环境的变更？
中国历史上5000年的所谓“文明”，其实就是一部漫漫5000年的皇权“暴力专政”的历史——这种“5000年文明”，怎样与21世纪、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和谐”“和平崛起”、“和谐世界”、“和谐中国”来融合？要不要融合“中华民国”及国民党、共和党等其它所有的政党？
今天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与土壤依然未发生任何源头“法治”。
一个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的国家（包括美国“独立运动”、“法国革命”等很多国家都走过这样的“革命”之路），接着的“和平”时期、是要以“依法治国”还是“依党治国”走向国家之路？同样，所有取得政权的执政党之后、都面临着这种根本悖论的一轮、又一轮的新“革命”和新建树。
众所周知，近60年的“新中国”执政党、历史一来、一直是“党领导一切”，但在选举的程序上，12.28亿公民没有任何“权力”举手对执政党的成败、好坏、可否投出公民自己“选举权”的这一票，实质上执政党所表现的是非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意志，而是7200万党员、这个执政党的绝对利益。这个国家从公民选举的源头“程序”上，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就缺乏法律、公民意志选举、公正的“合法性”。那么，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成了这个国家永远、真实的“不存在”或永远的空中楼阁.一统垄断的执政党，要领导13亿中国公民，13亿中国公民却根本没有对它“举手”表示可或否的权力，这是什么样的法律秩序？
中国《宪法》第35条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基本“人权”。但至今，这种在“法制”社会通行的公民权利、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公民“合法”的使用过，而被各级政府“人治”控制着，成为这个国家所谓《宪法》法律保护之下、中国公民当然的“空中楼阁”。
“从法理上讲，法治的实质就是人权，如果我们忽视了具体的人，那么我们就不配称所谓的‘法制’”。这是中国国家“法制”象征、代表着中国“法律”最高“权力”阶层——中国国家首席大法官肖扬对法制中国的论述和最源头的认识，但当代中国真能构建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吗？“新中国”近60年不是，而要等到100年、200年或更遥远才能够是吗？中国式的“大跃进”“三反五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必然！对于一个长期缺乏源头根本法制、根本公正的社会，“革命”就永远等待着在未来之中……。
－－载自《北京之春》06年9月号（总第160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