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高凌专访）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新书《中国民企维权第一案》，通过作者的亲自调查，揭露了牵连一千多家民企、六万投资人、十多万利益相关人，资产超过一百四十亿人民币的陕北油田大案。本书为研究和了解中国大陆司法运作提供了一系列活生生的案例。借该书出版发行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当时尚未失去自由的高智晟先生，他表达对该书出版愿望，我们希望藉由此文发表，让更多人关注高智晟目前的处境并参与声援。以下是采访全文﹕
“在外界围绕陕北油田案为轴线出这本书的时候，陕北油田案因为我的被打压，已经停止了法律的运作。那些被抢劫了财产的私有投资者，凡是屈服的，都被非法关押半年之后取保候审，现在一直是被政府牢牢的控制。没有屈服的像冯秉先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被投入了监狱。原本就陕北油田事件所作的真相调查，以及政府抢劫私有投资人财产的法律程序讨论问题，由于当局对我的野蛮打押，这样的工作停下来了，这显然是很令人痛心的。非常巧的是我今天正在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群体被阉割了人性的陕西省官僚集团〉，当然这个文章写的不是这个陕北油田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集团，整个陕西省官僚集团的整体的人性不再。就像我今年到了陕西省，前胡耀邦总书记的秘书林牧先生在我跟前感慨的那样，他说陕西省是中共反动势力最坚固的一个反动堡垒，同时老人感慨的说，他们是非人类。陕西以及陕北油田案在整个中国律师维权的这种实践和运作当中，已经是一个点，但是呢，常常能够透过这一个点，管窥整个中国司法的这种反动现状。在这极短的时间里让我们去讲这个案件，可能时间也不是很科学，但是我们还是想就围绕出这本书的一些的付出，他们的热情和他们的关注，我高智晟在此表示 我真诚的感谢！”
“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人类正义、人类司法正义、人类社会公平以及涉及人道方面的诸多价值，从来不是孤立的，从来不是区域性的。台湾在最近一年，尤其是最近半年以来，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尤其是台湾的法律界、律师界，对中国人权现状以及对中国律师维权现状的关注，就表达了这样的价值。我在这里也向台湾的律师界的朋友们，律师界的同行，表达我的敬意，向他们问好。”
| 高智晟（博大出版社提供） |
“我们目前可以说最大的技术苦恼，就在于我一个人只长了一张嘴。中国目前，尤其是向外界，最大的工程仍然是要告诉人们中国的真相，中国制度本质的真相，以及这个制度使得这个整个社会在维护、或者说在寻求社会正义过程中，人们的付出，人们的这种艰难。我所经历的律师生涯，时间不算长，7年多一点时间。但是呢，严格意义上讲，我经常开玩笑说，人的意志是一个最令人感慨的东西，如果我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哪怕它是金钢石，这会儿也把我压的粉碎，也早已把我摧毁，但是呢，我的意志支撑着我走到了今天。应该说我们在整个律师生涯当中，我们每个阶段性的关注着中国人权领域或者司法这个非正义领域的最严重和最遭糕的一些现状，每一年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关注。比方说，我一进入律师行业以后呢，开始关注被律师行业都不愿意管、都认为难如履蜀道的医疗事故案件。我最初是以打了几起医疗事故案件，迅速的在全国赢得了一些名声，然后呢，对这个政府的对出租车群体的盘剥以及对集体企业资产的这种盘剥，强制拆迁和农民失去土地案件，这一类型案件，一直是我持续关注的案件，它的规律是：第一，这样的案件大都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的；第二，这样的案件都是在中国律师界没人愿意和没人敢去，更多的是没人愿意去接触和受理的案件；第三呢，这一类型的案件都是不挣钱的，他们常常自己需要帮助。你像今天早晨，来了一些上访的人，来到我家里面，我每人给了一佰块钱。我非常的痛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佰块钱，几天之后他们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持续的摆脱不了的这种精神负担。”
“倒不是说因为我需要给他们几个钱，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他们的这种苦难，没有一个边际，而且寻求公正成了他们的一种罪责，他们常常被追杀，他们常常被抓捕，所以今天中国的司法现状，可以这样讲就说台湾和这个外界的律师同行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和理解这种，完全是不能理解这种现状。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把今天的中国政府，今天的中国统治集团当成一个政府去对待了，所以他们脱离不了用政府的思考政府的思维圈子来结论和分析、来判断政府行为。而事实上，如果人们愿意接受我的真实奉劝的话，你把中国的统治集团当成一个赤裸裸的犯罪集团去对待，这样的话，你对他的许多行为，才能有一个真实的理解心态和真实的接受心态。如果说你仍然把他当成一个政府去对待的话，那是一个很沉重的、完全背离了客观真实的一种分析思路。我们可以断言，我甚至有时侯邀请人们，你到我身边来看一看，你到我身边来看一看，看一看我所接待的那些人的苦难经历，而导致这些人的苦难经历都是所谓的我们的政府。事实上这样的每一个人的苦难经历，你都能看出实施这些行为的人，实施这些行为的集团和部门，你找不到他们作为政府的一丝特征，就像他们200多天以来围着我，实施的这些野蛮行径一样，你很难发现政府在这个社会上还存在。所以我非常的钦佩最近的欧盟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先生的一句话，人们要求他谈一谈中国人权状况的时侯，他非常干脆的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去谈他，因为他没有人权。确确实实如此。”
“我想告诫外界我的同行和一切关注中国今天所谓的司法现状的朋友们，不要谈中国的司法现状，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国家意义上和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司法制度。”
记者﹕那么对台湾也好或者外国世界，也不能清晰的认识到你所分析的中国这种现状，所以他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后果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比如像台湾很多的商人或企业在大陆巨大的投资，外国有许多商人和企业在中国又有一个巨大的投资，他们都涉及到方方面面当中一些法律上的纠纷等等，那么如果他们还是一直以当政府的心态，去在这个不平当中寻求自我保謢，你觉得这种心态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吗？
“你知道，最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当受骗，上当受骗。光我去年一年接待的西安、北京、上海的台湾商人被骗，赤裸裸的被骗，被欺骗以后再被受到这种打压。也就今年元月份吧，前天他还给我来电话，他现在在美国，他的案件曾庆红他们都有批示，但是批示了又当如何，批示了也不解决，所以认不清今天中国的这种制度本质，你就上当受骗。”
记者﹕那透过您的这本书的出版，您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外界，给司法界和外国世界，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效果，或者有什么希望呢？
“我显然期望人们更准确的、清晰的认识今天中国的反动的司法制度，它背弃人类基本文明的这种司法制度。”
记者﹕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维权意识渐壮。不光是您，包括郑恩宠包括其他一些，比如在陕北油田案当中，自由意识渐壮，很多律师对维权律师本身就找到了这种制度跟打压，那您通过这本书，希望外界司法界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的律师行业，对中国的律师群体有什么期望或者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将全力的依靠我们自己，改变中国目前这种反动的司法制度，当然我们对外部的、外部世界、外部文明世界，包括对外界的含台湾在内的所有律师同行、国际社会的律师同行，我们当然是有期望的。我们希望他们关注今天中国律师的这种坚难处境，关注中国人民仍然处于、中国人民仍然被这个腐败的制度排斥在人类正义的领域之外，这个我们是希望外界的同行，多了解中国今天的反动的司法制度现状，然后呢，自己了解了以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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