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1日讯】中共在尚未取得中国的统治权时，曾是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先锋队伍，然而，等到它一朝大权在握，便一反常态地成为了扼杀异见的罪魁祸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表现使得无数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民众对其深感失望，虽然在公开场合极少有人敢于揭露中共的这种虚伪本质，但是，在私下的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共当局垄断舆论的种种不良表现，人们无不深恶痛绝。
如今中国的文化组织几乎全都被中共以民脂民膏笼络殆尽，诸如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文人团体早已经彻底堕落为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御用帮派。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在利益的驱动和对政治风险的考量下选择了对社会黑暗面的视而不见。文人对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致使广大民众对文人产生了极度的厌恶感，虽然一般民众无法享受到官方作家的那种悠闲生活，但在道德的层面上，他们却完全有资格对这些文人表示鄙视和不屑。
走进中国的书店，分门别类的书籍可谓是让人眼花缭乱，不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可能会因此而产生中国“文化繁荣”的错觉。然而，充斥其中的却大多是些没有价值的文化垃圾，一些教人如何赚钱的经济类书籍往往成为书店的畅销书，就连《执行力》这样胡编乱造的假书也能成为很多利欲熏心者争相购买的葵花宝典。面对混乱的文化市场，很多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分辨力，在官方媒体的鼓噪下，一些人纷纷沦为任人玩弄的市场愚民。
几年前，正当所谓的“胡温新政”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一度成为了中国书市的畅销商品。究其畅销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两本书的大胆敢言，更因为网路媒体和线民对两本书的高度评价。在中共高唱“主旋律”和号召“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当下，有了官方喉舌们的舆论引导，很多中国人已经变得懵懵懂懂、找不着北了，他们只懂得一味地去跟随时尚，对作品的好与坏缺乏理性的认识。正如现在有很多人崇拜孙中山和鲁迅一样，他们在对孙中山和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时候，并不懂得二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当然，能够看到《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的人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它们在出版后不久，即遭到中国有关部门的封杀。
中共能够推翻国民党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除了运用枪杆子就是运用笔杆子，因此，在它的统治下，舆论垄断便超越历朝历代，加上自毛泽东时期以来它所做的一些人神共愤的坏事，它更是时刻担心自己的不光彩历史公之于众。按照中国宪法的的规定，中国公民应该拥有出版和言论自由，但是，中共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设立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违法机构来控制文化市场和控制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作家群体虽然堕落，但仍然不乏一些良知未泯的人，习惯于官方豢养的作家自然不会心生批判现实之理想，但能够凭借自己写作才华养家糊口的作家却仍然敢于选择以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除了因为这两本书并未触及中国体制的根本，还因为当时胡温对民意支援的迫切需要，它们最终被禁只能表明中共的官场保守势力仍然占主导地位。
陈桂隶夫妇在出版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后，似乎已经沉默，但《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女士仍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其核心精神仍然是还原历史、记录历史。十年文革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浩劫，即使中共当局自己也曾认为文革是错误，但时至今日，文革仍然是舆论的禁区，有着特别纪念意义的2006年更是绝少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有关文革的东西。这并非中国媒体和记者以及文人的自觉选择，而是中国有关部门严厉控制的结果。就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作协全代会上，总理温家宝还鼓励作家说真话，不料，几个月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在不提出任何法律理由的情况下，下令禁止八本有关中国当代和现代历史的书出版发行。中国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封杀敏感刊物的行径一直都未曾停止过，它们之所以敢于无视国法我行我素，原因除了有最高层的默许之外，还有中国知识份子的懦弱和胆怯。
和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在这次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1月11日对《伶人往事》下达禁令后，作家章诒和表现出了少有的勇气，她通过海外网路媒体在第一时间迅速表达了她对当局无理禁书的声明和抗议，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就连日前批评过章诒和著作的北京左派学者孔庆也在其博客发表声明，对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表示支持。据章诒女士透露，她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出版后，中共统战部曾将该书定性为“反党宣言”，中共当局为此而专门开会，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持。可见，下令禁书并非只是邬书林的个人意志，而是中共高层的一贯政策。在此次禁书事件中，邬书林只是做了一次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有朝一日，当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得以实现，就是他充当替罪羊的时候。
当然，中共高层禁锢自由言论的政策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邬书林这样的刽子手是功不可没的。在中国的很多职能部门都充斥着邬书林这样的流氓无赖，上面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算是违法的，他也心甘情愿。中共中央的一些好政策总是无法得到落实，但诸如钳制言论的恶劣政策却可以畅通无阻，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一大悲哀特色。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少有的风骨，她对自由写作的坚持和邬书林对出版自由的扼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压抑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要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出版和言论自由，一个章诒和挺身而出也许还远远不够。
（2007年1月28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