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行：中国宪改春天何时到来？

【大纪元10月15日讯】中共十七大已定于十月十五日召开，人们最关注的是政治局和中常委的人事变动，以及谁将成为未来的“皇储”，没有人会奢望十七大对党内民主或中国政制改革有什么新的重大步骤出现，因为大家都已看透了胡锦涛的性格和才能，他充其量只是一位守成者，能将毛邓开拓的江山守住，不败在他的手中，于心已足，他决不是开创伟业的人，开创伟业需要雄才大略。

张博树报告像一份行动纲领

中国的希望在民间，特别是在权力外的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奋斗。

八月间，我在《观察》网上拜读了张博树的一篇有关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大为振奋。这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副题标明这是一篇属于他写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据作者自己说，在主报告之外，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三个附件，可见整个报告的规模相当宏大。大概那些分报告尚未杀青，现在我能读到的只是一篇主报告和两个附件，附件一题为《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附件二题为《台湾民主转型与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光是主报告和两个附件，已共约十六万字，洋洋洒洒，确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关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的最完整和最透澈的作品。

通观全文，这不是一般书生式的学术研究论文，而是一篇政纲式的行动纲领。作者条分缕析，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很理性很平实地分析了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行性和阻滞因素，相当周详，值得海内外关心中国民主宪政人士认真阅读，并参与讨论。

作者拿俄国和东欧，以及台湾的经验来作参照是非常合适的。俄国和东欧同中国一样，原本都是共产党管治的国家，彼此性质相似。俄国和东欧能够从共产党专政中急遽转变成为民主国家，其中经验对中国有什么值得汲取的？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是中国人生息的地方，台湾的中国人能够从蒋介石的独裁制自动转变成为民主政体，这对大陆将有什么启示？拿这两方面来对照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行性或阻力，很恰当。这使得张博树的整个研究更博大，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成了一个扎实的完整体系。

共产党专政是宪政改革的最大障碍

张博树一九五五年出于在北京，今年才五十二岁，完全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他一九八二年从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八五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要研究西方现代哲学，得哲学博士学位，自九一年起一直在该院研究所任职至今。他研究西方哲学，也同时研究现代极权主义，终于专注到中国宪政改革这一论题。他的论点最令人折服的是，作为一位官方研究所的研究人士，居然能够说出：“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党专政体制本身”，因此他认定，若要中国实现宪政改革，“那就是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再造共和。”这里所讲解构，用的是一种学术性词汇，所讲终结，只是讲得比较暗晦些，实际上等于说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

本来道理很简单，宪政与专政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有宪政没专政，有专政没宪政；不结束一党专政，又怎能实现民主宪政？宪政不等于打倒共产党，它只要求共产党结束专政而已；结束专政后的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取决于人民的抉择，正如台湾的国民党，经蒋经国结束一党专政之后一个相当时期，仍是国民党一党执政一样。

但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一党专政是他们开国以来固有的体制，这个体制在他们脑子里就是江山，正如当年王震等所说“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一样，他们要保江山永不变色，完全是一种由农民战争所产生的皇朝观念。现在打江山的老一代头目都已故世，新一代当权者没有打过江山，不便再说江山，但他们懂得保权，觉得继续保卫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他们承继先人的职责，决不能让政权在他们手里丧失；越是感到有丧失可能的时候，越要收紧控制，胡锦涛今天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张博树认为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共产党本身，是很正确的判断。

不过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皇朝自我改革的实例，且不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欧化改革，最近的例子就是蒋经国的开放报禁和党禁，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改革。这两位都是专制掌权者自我解构一党专政的实行者，由此导致民主宪政在台湾和俄国实现。但这类教训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看来恰恰相反，正是有了戈尔巴乔夫的先例，越使他们提高警惕、防范和平演变，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将一切和平演变的因数消灭于萌芽状态。

权贵资本出现使宪政改革更困难

张博树另一个重要论点认为，自“六四”之后，中国明显出现权贵资本，而权贵资本对宪政改革的抵制比没有权贵资本时更严厉，因为“对这些新权贵来讲，维护党专制早已不再是什么认知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当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包括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时，任何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改革都会受到拚死的抵制。”

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依照西方自由经济的学说，许多人都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成民营资本和中产阶级成长，促成公民社会诞生，有利于政治的开放和民主自由的发展。这种由经济发展自然促进政治改革的理论，只是西方的模式，并不适用中国。中国当今的经济发展，并非真的自由经济，而是一种由共产党国家垄断、便利权贵及其子女和亲属发财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从中央一直分布到各省市和各县乡镇，已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生财之道，主要靠权力；凭权力控制资金，控制企业，甚至进行钱权交易，所以称为权贵资本。

最显著的例子是江绵恒。如果他没有父亲江泽民的权力，怎会突然间能拿出几十亿美元与台湾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伙开设晶片制造企业？怎会上网通、上海汽车、上海机场三大企业的董事，成为当今著名红顶商人又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上海中科院院长？同样的事例无数，差不多所有中央大员的子女都与国家企业或民间大企业有关。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是个例外，他在未当驸马爷之前已是在美国上市的新浪网执行长，属于资讯科技界的大富，不算权贵，但将来其富与权会否结合，只能等着瞧，但胡锦涛儿子胡海峰显然因权势关系当了清华同方属下的威视技术总裁。温家宝夫人张培莉原是上市珠宝企业北京戴蒙得宝石的总裁，温家宝当总理后，她名义上离开戴蒙得，实际上仍是中国珠宝界炙手可热人物，其子温云松是北京网络公司优创 (Unihub) 的老总，被人称为隐形大亨。

权贵资本越发展，中国宪政民主越困难。这方面是有明显轨迹可寻的。权贵资本最初发韧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当时出现邓朴方的康华，邓质方的四方国际，吴建常 ( 邓林夫婿 ) 的中国有色金属等等。这是权贵资本诞生之初，那时候，中共尚能产生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么两位开明总书记，尚能让朱厚泽当中宣部长，尚允许有《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等独立性强的报刊存在，并有蓬勃发展的许多民间研究机构，但到了江泽民时代，权贵资本越发展，官场越腐败，那些初步代表言论自由雏形和公民社会雏形的东西全消失了。中国不要说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维尔、华里沙，或者蒋经国，就是连再次出现胡耀邦第二或赵紫阳第二的影子都没有了。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时代，经济是大大地发展了，政治镇压卡得更紧。这固然同胡锦涛个人原教旨思想浓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社会基础－－权贵资本势力更加巩固了。胡锦涛的倒退，客观上正符合权贵资本保权保利的需求。

预期需要二十年时间

现在很多人都关心中国何时实现民主宪政？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转机？猜测时间和条件，多少带有猜谜的意味。张博树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演变提出三种可能：一种是党内改革派抬头和民间改革动力结合，达成平稳转型；另一种是社会矛盾激化，走向崩溃；再一种是专制死而不僵，持续维持下去。

我认为，死而不僵不是结局，历史毕竟没有真正停滞的事，只是时间迟早问题。社会矛盾激化，也不等于社会崩溃，激化许多时候是一种催化剂，它会促进党内改革势力兴起和民间有组织力量抬头。社会的变局实在很难预料。起码，我们可以预料的是，在胡锦涛第二届执政期内，决不会有掌权者自动放权的事出现。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政权稳如磐石，许多难于预料的变局往往是出于人的意志之外、在不得不爆发的情形下爆发的。谁能料到孙志刚之死会激起巨大社会公愤，终于导致遣返法的废除。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这也不等于说，在胡锦涛之后，第五代领导者仍是食古不化之徒。

历史的必然性不少时候是由偶然事件触发。孙中山在海外策划革命多年，搞过许多次军事袭击（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他想不到结果竟有四川保路风潮导致武昌起义的成功。今后中国局面，如果有大变局发生的话，多数也是由一些偶发事件引致，它可能出于两个方面，一种是社会偶发事件，另一种是党内偶发事件。社会偶发事件一旦导致社会全面公愤，便有可能冲破舆论封锁，打开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闸门。党内偶发事件，多数会由内部权力突然失衡引致，派系斗争的决裂，继承人的纷争，都是导火线。

张博树预期中国民主宪政的初步建构需要二十年左右时间，这是一种稳健的说法。若真是二十年之后中国才能走上民主宪政，那末，中共专政的寿命比俄国更长（俄共专政七十三年，中共专政将有七十八年），岂不成了共产世界首屈一指。

从今开始，二○○八年是台湾大选年，二○○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一个甲子）；二○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二○一二年是香港人争取双普选的一年。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宪政，在各方努力下早日到来。

转自《开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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