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华(47)

附录一:我的人生片断
张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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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关押的“牛鬼蛇神”,和监狱里的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虽然当过“牛鬼蛇神”的组长,但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这个组长不同于监狱里的“监盖子”。因为有过生物站“乌龟房”那段缘分,1986年我在校园里邂逅L先生时,他心里不但没有任何芥蒂,反而非常高兴,彼此说话都是敞开心扉毫无顾忌。L先生对我来进修大不以为然,他说:“你进修有什么用?你是嫌书念得少,将来想当教授?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教授还不如摆地摊的!你还不如趁著现在年轻走得动,下海经商多挣点钱将来可以养老用。”

L先生对我说的是他心里的大实话。自从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以来,一再强调要尊重知识和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从过去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被捧上了天。但知识份子的生活待遇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社会上开始流传着一句话:“知识份子光着屁股坐花轿。”还有进一步的注解:“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说得文明点,叫“脑体倒挂”。

L先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分子生物研究所”工作。我在阜新时,曾经从中央电视台中不止一次见到有关这个研究所的报导,并且知道它是和加拿大联手创办的。我对这个从名词上看颇为先进的研究所感到兴趣,就问L先生这个研究所在研究些什么课题。谁料他一下子就扫了我的兴:“还能研究出什么!大家整天研究的是上下左右的关系。现在加拿大也不再来人了。”

L先生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参加了科研工作,回国时缺了一张博士文凭,因此被定为讲师,但拿的工资是讲师副教授交叉级工资,也就是讲师最高一级、副教授最低一级的工资,每月一百数十元。
一直到文革爆发,从来没有再给他评定过职称。不过因为是单身一人,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日常用品都是上等货。现在他是教授了,但工资并没有上调多少,还是每月一百多元。但现在他已结了婚(爱人可能是护士,工资不高),夫妇两人育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开销可不少,因此,L先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文革以前。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大陆中国知识份子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明显有了改善,但在经济上还是离不开那个字:穷!我随便举一个我所知晓的例子。大连某大学有一位俄语副教授患癌症死了,他在弥留之际表达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希望在告别人世之前吃一个鸡。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妻子只好买了一个剔除了鸡肉的鸡骨架炖汤抚慰他。濒死的副教授没有吃到鸡肉,但鸡骨汤的香味倒是闻到了的,还喝了几口。

几乎就在天津八里台新华书店抓到了偷书者的同时,从北京也传来了消息:那里的新华书店也抓到了偷书者,竟然是中国第一块牌子的北京大学的教师。

中国传统社会对读书人向来是尊敬的,因此有“君子窃书不算偷”之戏言。看来,八里台新华书店也是遵循这个“古训”的,没有把偷书者扭送派出所,而是在查明身份以后,悄悄地通知了大学保卫处。是保卫处泄漏了“机密”,一时间在部分人中间传得沸沸扬扬。南开大学很快就采取了措施。以外文系为例,凡是本系教师购买和其教学有关的参考书,凭购书发票就可以报销。其他各系也大同小异。北京大学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大学教师偷书的传闻了。

我主要是进修人类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但我的身份是英语讲师,有点名不副实。但不管什么学科,大小终算是个讲师吧,我这个讲师每月工资不到七十元。文革以前,讲师最低级工资,当时在六类地区是八十九元。物价升了,工资反而降了。我爱人已升为主治医师,工资还不如我。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孩,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存是绰绰有余的,我每月还可以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寄些钱去。进修费一千元(比我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出不少),还有住宿费,路途往返的火车票,都是公家报销的。我衣食无忧。但一踏书店的门槛,面对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图书,我立即感到囊中羞涩,想买而又不敢买。幸好我有一个曾经一起劳改过的难友,就是前面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现行反革命”张长荫,他的爱人很能干,也善于交际,知悉我的工资有限,便主动为我联系了一份副业,建议我去一家副食品商店当守夜人,报酬是每夜一元钱。

这家商店就在校门口不远的一条马路边上,离八里台新华书店很近。店里有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值班室,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一台电话机。值班室和摆放各种商品货物的商店隔着一扇门。这扇门在营业员下班以后是上锁的,防止守夜人擅自进入商店拿东西。但从值班室可以看见店里摆放的各种货物。经理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的任务是如果发现有歹徒到店里偷盗,就用这个电话号码向附近警方报案。对我这个守夜人没有别的其他要求。经理告诉我,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失窃事件。晚上设一个人守夜,是上级公司的要求,必须执行。逢年过节,上级公司往往要打一个电话来查询,看看是否有人守夜。平时也偶尔来一两次电话查询。上级公司的查询电话一般都是在晚上十一时以前。

“到了十一点钟,你可以放心地睡觉了。”经理如是说。

“张老师很用功,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到十一点。”介绍人,也就是张长荫的爱人,立马给经理吃了一颗定心丸。

为了照顾我这个“读书人”,经理同意介绍人的要求,把床上原有的公家被褥撤了,允许我睡自己的被褥。

从这天起,我每天略微提前一些去食堂吃晚饭,六点钟赶到商店值班室,等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店里来人时离开。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值班室觉得很安静。我在那里看书、睡觉,外加早晨洗脸、刷牙。开始我很满意。但渐渐地有点厌倦了。天天值夜,妨碍了我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我干了两个月就辞掉了这份美差。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又多了一项新的内容。工农商学兵,除了兵,每一行我都沾过边了。

我一共拿到六十一元报酬。有了这六十一元钱,我的底气似乎就比以前足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校图书馆一楼大厅正在出售英文版图书的影印本。我当仁不让地凑上前去看个究竟。经过一番搜索,我买了《韦氏大词典》(上、下册)、《牛津高级词典》和四卷《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我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书,心里非常开心。这些书现在就陈列在我的书架上。如果我不当守夜人,我见了这些工具书(虽然是影印的)就只能是止步不前,望着洋文兴叹!

我于1982年“五一”节结婚,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我已经四十六岁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比我小八岁。第二年,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尽管我对妻子是忠诚的,但我不是一个体贴的丈夫。我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有一天,我的妻子对我抱怨说:“你的家到底在哪儿?我看你的家是在图书馆,不在这儿。你应该去那儿过夜。”

原谅我吧,亲爱的!你的丈夫是一个曾经被命运遗弃多年的人,他必须加倍地努力,尽量弥补失去的时光。哦,我可怜的女儿:你是不幸的,因为你母亲在医院值夜班的时候,你的父亲不能陪着你玩。
我在1984年冬天调到阜新煤炭职工医学专科学校,即现在的工作单位。1986年8月我去南开大学进修一年。这一年是紧张的,也是充实的。每天六时起床,晚上有时候熬到十二点。我听了很多门课,甚至慕名到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班去旁听,因而认识了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Richard Hall和他的夫人。Hall教授是来华作短期讲学的,在第一次正式开讲之前,首先赠送每人一支刻有标记的圆珠笔作为纪念。听他课的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以我年纪最大,遥遥领先于未来的博士们。我坐的位置也离他的讲坛最近。Hall环视他的听众,首先走到我的面前赠送纪念品。Hall夫人也上讲台给我们讲授“怎样写论文?”我去宾馆拜访过Hall夫妇,赠送Hall夫人一张我女儿的照片。Hall夫人向我道谢,说她很喜欢这张照片。后来,他们归国前夕,她又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女儿的照片,还对我谈起自己的孩子,并出示照片。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当时正在法国求学。我指著照片说她的女儿漂亮得像电影明星,她听了很高兴。看来天下的妇女是不分国籍的,她们的名字都叫女人——具有母爱天性的女人。

Hall夫人和我同岁,但看上去远比我年轻。我问Hall夫人:“你看我有多大?”她看出我的心理,并略知我的经历,便说:“我看你有一百岁。”我对她说:“虽然我看起来比你老得多,但我人老心不老。”

我的话确实是我心声的反映。

社会学系的江山河先生见我和Hall夫人谈得拢,便建议我陪他一起送教授夫妇到北京机场。因为是头天晚上临时决定下来的,负责送行的江博士事先没有为我定好车票,但他要我一百个放心。博士的话果然没有错。车站剪票员见我陪一对洋人夫妇,未及查票便放行了。我们登上车厢刚坐下不久,列车员就过来沏茶,茶杯和茶叶都是车厢免费提供的。我声明要补票。但列车员却看来满不在乎。后来我又招呼了好几次,这才为我办了补票手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软席。我没有买票而剪票员却给我开绿灯,当时我心里确实是高兴的,但事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心头漾起一缕恬淡的悲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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