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我去过天津，见到了徐明。他那时已经离休两年多了，但仍然工作着。他现在还在工作，不计报酬，天天去上班，风雨无阻。他对我说：“在家里闲不住，还不如干点好。”——没有夸张的革命辞藻，但像老黄牛一样实实在在地干着，这正是徐明的特点。
徐明对我依然如故，没有一点隔阂。他全家对我也都很亲切。逢到节日，徐明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1975年那场轩然大波，现在回忆起来，倒好像是一个笑话。但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笑话。当年下令把徐明从医院里拖出来盘问，并且在全校大会上指责徐明“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是工宣队头头S。据知情人花匠老张师傅说：S曾在天津水上公园的桥洞里和某系总支书记的妻子干着伤风败俗的事，当场被人发现扭送到派出所。他那时是工宣队头头，有着显赫的头衔和权力，红得发紫，有关方面还竭力替他“保密”，深怕群众知晓。后来回到原单位，又和食堂的一名女青年勾搭。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当此国难之际，对S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奸污了一个又一个少女。他终于被送去劳动改造了。
顺便提一下，当年新提拔的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即阜新市公安局审讯我的专案小组组长，也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而下台了。他确实是从工人中提拔上来的，直觉告诉我他不像是一个干坏事的人，看来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那位声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的丁志良，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人又多又狠，再加上其他违法乱纪的事，终于也被撤掉了科长的职务而当工人去了。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借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最为恰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由留校同学发起，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我们这些1956年踏进南开生物系门槛的学子,终于在1987年7月26日从全国各地回到母校聚首了。这是同学们走出校门阔别了二十六个年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凡是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一共二十六位。不能来的则各有各的原因，其中有一位半身不遂呻吟在病榻上的老同学，还嘱咐家人执笔寄来了祝贺信。五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有十位同学已经过早地辞别了人世。死者在地下永久安息，生者肩上正担负重任。在座的这二十六位中，绝大多数都是副教授副研究员了，还有几位是高级工程师。相比之下，我似乎是矮了一截。但我这些年也没有白活。我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历尽人间的辛酸苦辣。我希望今后再也没有一个同胞会重复我这样的经历——也许这就是我现在生存的全部意义，这也是我这颗心仍然年轻、发热的原因。
当我还是一名青年的时候，就被贴上了“人民的敌人”这块标签，从此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物件。后来，又相继在六个监狱度着铁窗生涯。正是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默默的爱，帮助我跨越了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而坚强地活了下来。1987年5月23日，我在南开大学幼稚园的孩子们中间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孩子们脸上天真甜蜜的微笑，是对我这个先后在该校生活了几乎十五年之久的老校友最大的慰藉。此时此地，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为了这些孩子美好的明天，我愿意默默地奉献出身上每一滴热血。
我已经五十岁了。学海无涯，但人生短促，非常非常短促。我必须争分夺秒，只争朝夕。
1987年深秋
小记
为了评定英语教师职称，我除了递交论文，还用英语写了一篇文章：AStory-writer’s Romance（《一名小说习作者的传奇》）副标题是：from a Prisoner to a People’s Deputy（《从囚犯到人民代表》）。那是1987年秋天的事。专家（也就是推荐人）鉴定意见，把此文说成是“英文自传体小说”，实在是太冤枉人了。里面说的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没有半点虚构或杜撰。我把它译成了汉语给朋友们看，都说太简单了。我自己也觉得有不少重要事实遗漏了，或者语焉不详，不深不透。后来我作了些补充，但又因房子拆迁停顿了下来，此后就一直搁浅着。2006年5月，当我确知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乃扶病把补充材料续写完，连同以前写的勉强缀成一文，并重新命名。
从1987年秋到2006年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但本文只是我个人的人生片断，主要是环绕入狱出狱前后的这段历史，所以发生在1987年秋天以后的大小事件，一概不涉及，以保持写作的初衷。
张兆太又及
200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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