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华(50)

附录三:给汪正章教授的一封信
张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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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给汪正章教授的一封信

正章难友:

谢谢你赠寄《艺魂》——汪正章学术论文选。虽然身患重症,但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把这部六十万字的巨著拜读完了,有的文章我读了两遍甚至三遍。我不懂古文,有些地方看不懂,但你是用现代汉语写的,大部分我还是看懂了的。我在和你的几次电话交谈中坦率地畅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认识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而且一起在两个农场“劳动察看”,后来你被“劳动教养”,我则进了监狱。共同的命运成了沟通彼此心灵的桥梁,我为你的成就感到高兴,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常人难于想像的。最近我又有一个感触:如果不是时代的局限和环境制约(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你在大学中文系所受的那种文艺理论的熏陶),以你的勤奋和才华,你本来应该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成就。在你的有些论文里,包括“另篇”的诗词(当然不是全部),有时可以见到时代的烙印和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子,这就难免使大作有所逊色,而你有不少论文是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这似乎很矛盾。但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命运!

《艺魂》的扉页是“沧州语言文学学会”供稿的《河北沧州首任教授汪正章简介》。这篇简介长达一千字左右,罗列了你历任的行政职务、获奖的优秀论著和包括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内的多项耀眼的桂冠,可以说名目繁多,几乎是不加选择地一股脑儿端出来了,但却独独漏了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内容,即:你曾长期担任《渤海学刊》主编。在你任主编期间,你每期都寄赠我一本,我是每篇文章都不放过。我个人认为,这本定期出版的综合性学术季刊办得有声有色,发表过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学术论文,你在沧州这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城市居然办出了具有这样水准的学报,必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应该也是你的一个重要成就,要比“简介”上官方颁发的某些奖项更有意义,但“沧州语言文学学会”却把它漏掉了,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你认为拙作《》的结尾部分,即第四章,和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关系,画蛇添足,建议我把它删掉。虽然你是研究文艺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但我不敢苟同你的意见。现在我把自己的想法,也即当初的构思整理出来寄给你,同时把它作为一个附录列入书稿后面供读者参考,也算是对我当初的写作来一次未必是明智的自白吧。

》全文将近5万字,而作为结尾的第四章却只有2千字左右,乍看起来,似乎很不相称。但“人不可貌相”,不能因为篇幅短小而否定其重要性。其实,这个结尾是整篇小说的“压轴戏”,借助那首散文诗表达了主人公宋祖康性格的飞跃发展,他的思想因而也起了质的变化,前面三章虽然有4万多字,实质上都是为这个结尾作的铺垫。

宋祖康作为一个人,既是生物学的,也是社会学的。就前者而言,他牢记母亲的千叮万嘱,含垢忍辱地接受“改造”,希望摘掉“右派”帽子,为自己争得一个最起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即允许自己活下去。但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就不同了。宋祖康从拒绝在“右派认罪书”上签字的那一刻起,他内心深处始终没有真正地屈服过。从表面上看,他逆来顺受,按上面的要求“改造”自己,但正如结尾那首散文诗所写的:“……哦,我夜晚孤独的伴侣,永恒的游思!你难道忘记了那大海?那黄昏壮丽的落日?……”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他的真实的思想活动,“我夜晚孤独的伴侣,永恒的游思”,一有机会就冒出来在他的大脑里盘旋翱翔。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夜晚,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坐在既冷又脏的猪圈里,一面兢兢业业地干着狗都不愿担任的守护小猪的工作,一面在脑子里描绘著未来社会的蓝图,也就是前面第二章里所写的:“黎明时太阳将从东方升起,穿过层层阴云浓雾的阻拦照耀到他祖国的大地。那时,一切事物都要受到白昼严峻的检验,真的和假的,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各自显露出原来真实的面目,虚伪的面纱在金色的霞光照耀下羞得无地自容,再也不能蒙蔽人们的眼睛了。那时百花争艳斗丽,群鸟飞翔欢唱,人与人都是兄弟和姐妹,彼此开诚相见,促膝相谈,而不是相互猜疑、警戒和提防,你揪我,我斗你。”——这就是宋祖康所向往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尽管周围是漆黑的夜,但宋祖康信心十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纵然有活神仙下凡也休想阻止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啊!”然而,宋祖康毕竟是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一个动物,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短促和渺小:“我也许今夜就要冻死在这儿,等不到明天了。多么遗憾啊!我现在为什么要活着呢?这么痛苦、这么耻辱地活着,如果等不到黎明……”
已经临近清明了,竟然又下起了雪!这场雪对宋祖康的心灵是巨大的震撼,迫使他从过去消极地希望不要下雪、害怕下雪的“恐雪症”转而面对冷峻严酷的现实。“模糊的、但强大的意识的洪流自天而降。”他在潜意识里完成了前面提到的那首散文诗,记述了自己的思想轨迹:“……它希冀著在时间的河流里窥视一次自己的身影。然而,什么也没有看见。”也就是说,他回顾了当“右派”后的“改造”生涯,明白自己的生命是白白地浪费掉了,这和小说开头部分遥相呼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个冬天在他的记忆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就如同以往那些个冬天一样:天天干活,日日如此,过去就过去了,脑子里是一块空白。”但宋祖康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知道自己的生存意义,面对着眼面前飘忽的又一场雪,他猛然醒悟过来了,于是在心里发出了呐喊:“喂,朋友!为什么徒然跪在灼烫的沙漠里无谓地期待?忏悔的眼泪换不来一滴活命的水。起来!起来!你听,晚潮正在击打着岩石,雄壮的大海在咆哮。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让我们登上方舟,乘着这澎湃的怒潮,化作一缕青烟东去,东去……”——由于最后这场雪的催化,宋祖康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现在宁愿站着死而不要跪着生。他不再“无谓地期待”了,而是要有所行动。他满怀豪情地要登上拯救人类的“方舟”,愿意让他自己“化作一缕青烟东去,东去……”
宋祖康作好了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他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作出了象征性暗示:“在沉重的暮色笼罩下,又一个本来可以为人类服务的灯泡,永远失去了它热情的光辉。”
以上是我在将近四十年以前写作《雪》的部分构思。因为写了《雪》和《命运》,我被逮捕和判刑,因此,不能再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两篇小说了,不管写好写坏,它们都应该送进“文革历史博物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更何况法院刑事档案室还保存着小说打字稿等著和我秋后算账呢!所以,除了修正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并加上必要的注解以帮助后人理解,我不作任何加工和修改。这也是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在《命运》最后一章里出现的那位身披袈裟的法师,是否有影射毛泽东之意?坦率地说,我只是为了强调这场考试实质上是一次宗教审判,因为故事的背景是中国而不是中世纪的欧洲,所以主考人是法师而不是神父。中国也有神父,但信佛的人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徒。我当时落笔的时候,思想上并没有把那位法师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不过,既然我在后来的“注”里阐明了写作意图,联系到当时人人手执一本“红宝书”的那种宗教狂热,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语录本》成了《圣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小说往往留有空间让读者去想像和发挥,不必考虑作者的初衷。因为,小说是文学作品,读者自然有权利根据人物形像去自由发挥和再创造。

我想再唠叨几句。这场宗教审判出现在张恒直的梦中,象征着他的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而押送他去受审的是江涛,江涛“穿着国民党青年军的军装,手里还握著一支手枪”。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登峰造极,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据我看,最初冒着极大风险起来“造反”的,是对当时现存制度不满的那些人,也就是在政治上被认为“右”的人。毛泽东巧妙地“化敌为友”,用他们充当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这就是江涛这个人物的象征性意义。兔死狗烹。例如,北京“红卫兵”的“八大领袖”,包括曾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在内,在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历史使命”以后,无一例外地被“隔离审查”并打入大牢。但上海的“造反英雄”王洪文却是例外。王洪文也是对当时现实不满的人,曾被工厂下放到崇明农村务农,他自己也承认:“给我一个科长当当,我就不会去造反了。”但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出身、经历、特别是文化背景的缘由吧,他曾一度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这应该是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研究的课题了,不是我这个升斗小民说得清楚的。

请代向你爱人平心问好并祝你健康长寿!兆太2007年立春前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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