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讯】在中国，决定着中国百姓生死和命运的各种大宗方针政策决策者，渗透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各个领域和岗位。这些领导决策制定者，在制定或者是调整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国策，在表面上都会用一个民族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美化概念，说出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动听辞汇，随时都会套用、借用和滥用的所谓的“两国论”。
一论是从毛泽东时代发明，到邓小平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凡是中国领导人人都要说，凡是中国人人人都曾听到过耳熟能详一点也不陌生，甚至在自我需要的时候也会调侃性的脱口秀出，那就是“中国国情”的特殊论。就这么一个“中国国情”的特殊或特色语汇，毛泽东套用这个概念，把西方共产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的活灵活现，最终还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地获得了政权，但是却把中国国家推向了苦难深重的灾难边境。邓小平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产自毛学说的怪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歪理学说，尽管实现了中国经济快速腾飞和国家综合实力的迅猛增强，但是留给第三代领导人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国情”紧箍咒。
还有一论就是“国际接轨”。当这个非常时髦、非常权威、还有一点创新前卫的概念一诞生，就给中国领导的决策者、管理者，找到一个立马让自己现代的慰藉，找到了既可以一切向国际看齐、一切按国际标准办，同时又让自己名利双手、到处引经据典的现代经典概念。这个辞汇的发明也许不是第三代江泽民的个人专利，但是却是在他的集体领导下，被他的“泥腿子”和“狗腿子”到处胡乱使用的代表了最无无耻的，使用频次很高的貌似正确的虚假名词。幸好，进入了科学发展观时代，这个辞汇被人淡化，正逐渐成为一个嘲讽调侃或者是笑料性的落俗用词。
当为了延续和维护既得利益控制的地位，获得随意挥霍各种资源的好处，他们搬出“中国国情”的特殊论，拒绝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新闻改革、司法改革、土地改革、医疗改革等，藉以“中国国情”拒绝国民的监督和对权力的制衡，剥夺公民的知情权、表决权、监督权、选举权登，尽可能的避免普通百姓在意识上的觉醒，进而要求获得更多的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力。为了堵死公民索要本属公民的基本人权，就搬出这个“特殊”理论，堂而皇之的为稳定需要，变本加厉的掌握为他们所用的资源平台。
当面向国际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惯例，就扬言或者是口口声声的要与“国际接轨”。消费市场要和国际接轨，房产价格要和国际接轨，收费专案和收费标准要和国际接轨，奢侈办公和豪华享受要和国际接轨，一些违背传统价值伦理的世风、人情要和国际接轨。但是那些个基于自由经济、公平精神、人文情怀、市场透明，一些要求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增加透明度，维护国民购买消费能力平抑市场物价，他们却只字不提假装视而不见或者是从来就不曾在这些方面也应该与“国际接轨”。而当国人一系列的抗议或者是不满意的时候，想要对这些诸多问题表示质疑时，他们又会说这是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在中国的官场，在官场的国人嘴巴，这两个“国情”和“国际”词汇，就象我们“仆人”那张叭叭哒哒上下的嘴唇，上下蠕动都是他们的声音，一翘一憋全是他们的需要，一张一盒就是他们的真理。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