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7日讯】我们生活在严寒黑夜
国国 人生好像长途旅行
国国 仰望苍穹寻找出路
国国 天际却没有指引的星星
国国 ———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
塞利纳笔下勾画出的是一幅20世纪 “奥德修式”的真实的流浪旅程，心灵的迷惘困惑，人性的失落和寻求，这样一种类似的迷惘连同蒙昧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的人们的感受呢。
我的路，中国的路，未来的路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大院里，了解北京大院的文化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大院的人是与社会高度隔离的，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共产党是荣膺天命的。我在小的时候是真心相信共产党的理论的，我没有生来就知道共产党是骗人的。”王军涛真正转变思想是他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组织了社会调查，深入民间，才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农民的状况，政治上的迫害，触目惊心的现实，从此，他开始了践行他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之路。
王军涛说，中国的第一代反对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少年的王军涛充满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的情怀，”或为辽东帽，清操丽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辑，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王军涛的梦。
17岁的王军涛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开始用行动兑现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地走过78－80年北京民主墙事件和80年北大民主选举事件，并创办民办刊物《中国之春》（1978－1980），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六四事件后，他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阴谋颠覆政府”，”天安门事件的黑手”等多项罪名遭中共当局判刑十三年。
中国社会的现实，触目惊心的内幕，心灵的感受，苦难的遭遇，生死的抉择，构织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无数能独立思考的人，三十一年，困顿与内心艰难的抉择的心路历程写出王军涛对中共体制的彻悟。
走到了今天的王军涛慨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精英们的保守心态，使得中国错过了一次最佳的社会转型机会，”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溃烂，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他回忆早在六四事件结束不久，中共曾有意邀请赵紫阳复出，赵紫阳拒绝了，原因就是，在目前体制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没有希望。王军涛说：”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根本就没有魄力为人民做事情”。
坦言心路历程：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1989年10月，流亡几个月后的王军涛在长沙被捕。在监狱中，他曾经21次绝食，最长的一次绝食长达58天，他说，”既然坐牢，就拼一把，把国际社会对待政治犯的惯例引入牢房”。透过他在牢狱中的一次次为权利的抗争，王军涛赢得了一个政治犯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得到狱卒的尊敬，与此同时，王军涛的前妻侯晓天女士也在海外为营救王军涛奔走呼吁，创下了海外为国内关押政治犯成功呼吁的一个典范。
王军涛坦然承认，他此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同意出国。当他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出国门，踏上美国的土地的时候，长期单独关押造成的心理差异和踏上自由土地人们给与他的过高的期望，令他一度感觉失去平衡，是否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他无法说清这种失重的感觉，一种人性在面临选择的时候的自然的展现。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开始懂得了”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心疼别人的”这句话的道理，他说，”做什么事情都要去心疼别人，因为，你对别人的任何伤害都会让你失去他们”。
王军涛在海外选择了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和深造。九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经常游走于西方主流和美国成功华人中间，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宪政的理念。
在一次他与导师黎安友的对话中，王军涛明白了，中国人必须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别人可以同情你，理解你，但是不会为你的权利拼命，中国人必须自己流血，牺牲，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老百姓”。
对于自己的道路，他表示，历史是成功者自己书写的，不在于别人怎么看，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做。
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王军涛说，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低调稳健做人，背负理性和责任感，有板有眼地力求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完美。对于说他是中共体制内的人的说法，王军涛表示，在八十年代，顶着四五英雄光环的他本来在体制内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辞职走入民间，与陈子明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旗下拥有两所当时规模最大的民办大学：”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学院”，《经济周报》，及人才评价考试中心，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图书出版发行公司、旅游纪念品公司等机构，定期举办民间学术研讨会，谈论时政，文化和思想，踌躇滿志，为政治经济改革，中国走入民主宪政作前期铺路。
对于中共独裁体制，王军涛一直站在民间独立的反对派的位置上，从未妥协过。他曾一度希望中共体制可以透过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来改变。然而，越来越多的现实，使他明白，靠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是一件万般艰难的事情，因为，中共的暴政体制走到今天已经溃烂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王军涛表示，目前能够改变中共暴政的方法就是，让中国最不幸的群体，社会最底层的群体的呼声发出来，这样会使满足现状甚至醉生梦死的社会中层阶级意识到社会危机，促使整个社会群体共同参与讨论中国的危机和出路，中层阶级的参与会给上层统治者压力，造成上层统治者的分裂和分化。
王军涛表示，今天，他要跟中国最不幸的人群站在一起，面对统治者的暴政，行使公民抗暴的权利。
抗暴是否等于暴力革命
王军涛自今年6月开始在多维网发表关于公民抗暴的文章，随后在悉尼APEC期间作了题为”公民抗暴是中国社会现状的必然选择”的演讲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同的解读应声而起，不少的解读认定王军涛已经嬗变为暴力革命的倡导者。
王军涛表示，他自己始终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宪政民主的推动者，然而，人类并没有奢侈到可以完全免除暴力。中国精英们保守，面对滥施暴力的政府，惧怕抗暴这个词汇，然而，当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抗暴就成为了正当防卫。他说，抗暴的形式因人而异，记者用笔来抗暴，律师用法律抗暴，百姓用暴力抗暴，这都是正常的。
至于说，公民抗暴的理论是否会造成以暴易暴的后果，王军涛表示，人民不想革命，号召也没有用，人民想革命，挡也挡不住，人民只想过好日子，普通人没有谁愿意过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的日子，如果暴力出现，革命发生，那一定是统治者逼出来的。
王军涛表示，如果某一天他真的成为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他会回到中国，承担牺牲，做一个”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民族英雄。
王军涛表示，追求民主的路，一旦走上便是一条不归路，也没有回头路，尽管有迷惘，困惑，力不从心，但是他会认认真真，力求完美每一件事情。
时代创造了塑造英雄的契机，也赋予了实现梦想的条件，人所需要面临的就是选择，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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