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华(40)

附录一:我的人生片断
张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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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86年春节期间,我回家探望父母,又在上海见到了高中时代的老同学李定鑫。李是复旦大学高才生,据另一位既是我中学同学、又是他大学同窗告诉我,李定鑫深受老教授老学究们赏识,除了政治和体育,他功课几乎门门得5分,在全班找不出第二个。5分就是满分,这个打分标准是从苏联照搬来的。如果按照学业成绩,我想,他应该留校或当研究生。但57年反右以后,专家教授没有发言权,是受批判受改造的物件,大学生的前程由党团组织一手操办。李定鑫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大学任教。江大当然没法和复旦相提并论,两者隔了一个层次,但毕竟还是一个大学,仍然有施展他才能的环境和机会。64年“四清”,把他发配到江西农村一个偏僻的公社,在一个教室四面透风,连桌椅板凳都不全的简陋学校教书。据说,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让他挑重担,去充实基层教师队伍的力量。李定鑫在57年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受过批斗和处分,我琢磨,64年“四清”运动,组织上对他如此信任和重用,可能他已被定为“内右”,即内部被控制使用的右派,不公开向群众宣布,不少本人都不知道,但在档案袋里像影子似的跟着你一辈子;也可能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牵连,因为李家在宁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了,而且和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沾上了亲戚,翁文灏是李家的侄女婿。(拒我所知,翁文灏在本质上是一个学者,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蒋介石在大陆走投无路之际,把他和王云五等知名学者拉入行政院,组成了一个带点学者色彩的内阁以笼络人心,主要是为了讨好和拉拢知识份子。行政院院长类似于中共政权国务院总理这个角色,难怪中共把他定为首批甲级战犯,他在地质学上的贡献被一笔勾销。但翁文灏毕竟是学者出身,不是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党棍,蒋介石逃离大陆后众叛亲离,因而对这位前行政院院长也不放心,怕他倒向中共而严加防范,甚至派人暗中监视。翁文灏两面不是人,成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流落在巴黎当寓公,这也是在中国文人问政的悲剧。)李定鑫的父亲叫李庆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后来在老家宁波潜心研究文学和古诗词,痴迷到了几乎足不出户的程度。李家有大量藏书,并有一幢两层楼的藏书楼。日本人曾出高价想收购李家收藏的《天宫无佛》(这部书是我国明朝著作,共有好几万册),但遭到拒绝,李家当时这样做是冒着坐牢风险的。但日本人倒没有给李家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或逮捕入狱,或扫地出门,然后没收其全部财产。这似乎不好理解。因为,这种事,在49年以后的大陆中国,屡见不鲜,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了。《天宫无佛》没有流失到日本,安然无恙地珍藏在李家的藏书楼。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以后,李庆城把祖传下来的藏书全部无条件捐赠给国家,当时不但在宁波传为美谈,上海的报纸如《新闻报》、《文汇报》也都加以报导:宁波李氏藏书两千余种捐赠国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作家郑振铎获悉后,立即丢下手头的工作,星夜兼程赶到宁波。这些书都运到了北京,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保存。

李庆城后来在上海市图书馆工作。文革后期,李定鑫的母亲患子宫癌,动过手术。每年寒暑假,李定鑫都要跋山涉水,然后搭乘长途汽车,再改坐火车硬座,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探望父母。
七十年代初,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李访梅女士,请她当我的英语老师。李老师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年轻时去日本留过学,通晓英、日两种外语。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退休,用她自己的话说:“真不容易,总算熬出了头,盼到了退休的一天,不必每天去学校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我在阜新第一机床厂搬运钢材,可有可无,不久经人推荐,厂领导“废物利用”,派我到上海热处理厂办理浇注磨床轴瓦的事。该厂在凯旋路,离我家不远,乘71路公共汽车只有两站路。我穿着带油渍的工人劳动服,深入到车间第一线,坐在冷冰冰的水门汀地上和工人们一起抽烟聊天,彼此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因而及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以后,热处理厂成了我常去的外协定点单位,每次都受到了工人们的“优惠”,这种“优惠”,是外地别的加工厂家没法享有的,他们的外协员只知道有事找厂方,很少亲自到车间来看一看。我还和浇注车间的一个“大胡子”交上了朋友,去过他家。他家住在江苏路,我出家门乘71路是一站路,但我习惯于走着去,尽管当时我在上海的一切交通费用都可以向公家报销。正是这家热处理厂,更精确地说,是该厂浇注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奠定了我来上海出差的基础,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对他们怀有感恩之情。“四人帮”垮台后,有一部因为反映“天安门事件”而轰动全国的话剧,叫做“于无声处”,它的作者就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叫宗福先。我不认识宗福先,不知道他是哪个车间的,但我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衷心希望他今后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我是厂里唯一的上海人。事实证明,上海人到上海办事相对比较方便,而且可以省去一笔住宿费。其实,对公家来说,住宿费是小事。那时全国各地去北京和上海的人很多,住宿非常紧张,有时连澡堂子都挤不下,有关方面曾经下文,外地去京沪两地出差,必须携带省级革委会的介绍信,方可安排在旅馆住宿。我尽心尽力,趟趟完成任务,取得了信任,上海方面的事基本上包给我一个人了,厂里也不必费神派人去省里换出差介绍信。我一年几乎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出差上海,本厂有人戏称我是“驻上海大使”。我珍惜当“大使”的机会,诚心诚意向李访梅老师学英语,每周一次。今天的年青人也许很难相信,我不但学费分文不付,而且还受到李老师的殷勤款待,每次讲完课,她都要请我吃点心,一般是蛋糕居多数。有一次,李老师还特意亲手包她拿手的宁波汤团给我吃。汤团个儿很小,比鸽蛋稍微大一点,但是圆的,外面薄薄的一层皮,里面都是馅,馅是白糖、豆沙、芝麻拌猪油,先做成一个药丸状,再包上皮。一口吃一个,这是我生平吃过的味道最好的汤团,在饮食店里是吃不到的。

一天,我去李老师家上课,邂逅李定鑫。原来,李访梅老师就是李定鑫的姑母。我自从被打成右派、去农场劳改以后,就和包括李定鑫在内的所有高中同学失去了一切联系。事隔十多年,又在上海见了面,而且是在他的姑母、我的老师家里见的面,两个人自然都很高兴。75年他不知道我已被捕,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寄到阜新我工作单位的。他给我去信,实在是受他姑母之托。李访梅老师见我就要往四十奔的人了,依然是王老五一个,她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同情。她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又喝过洋墨水,“政治觉悟”很低,虽然知道我是摘帽右派,但不认为我有什么罪恶,没有把我看成是“人民的敌人”,理应绝子绝孙、打一辈子光棍。她开始在周围的亲友中间留心。无巧不成书。她有一位留日女友,多年不来往了,她家有一个女儿,已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但因为家庭背景(可能是海外关系吧),还在家待字。李老师获悉后,就主动向她那位昔日女友如实介绍我的情况。她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的,不料对方回答得很干脆:不论地位高低,也不论挣钱多少,只要人品可靠,不是残疾,再有大学文化程度就可以了。李老师认为大有希望,一心一意想玉成我的美事,但见我老不去她家,估计我已回阜新,便嘱咐她的侄儿给我去信。李定鑫给我写信,无异于自投罗网。办案人员似乎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立即派出三个人,不辞劳苦踏遍大半个中国,对着地图翻山越岭找到了李定鑫工作的学校,对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盘问和审讯,要他交代和我的关系,揭发我在上海的反动言行。尽管这三个人拍桌子骂娘,软硬兼施,始终没有从李定鑫身上榨出一滴“油水”,最后只好败兴地空手而归。但李定鑫从此在精神上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周围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对他避而远之,不敢轻易说一句话,唯恐惹祸上门。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穷山僻壤,他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没有麻风病的麻风病患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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