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天天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互相提防，互相猜疑，你揪我，我斗你。在那个发疯的岁月里，天幕下伸出一只无形的巨掌在悄悄地、不断地拨弄着人们，友谊失去了光泽，爱情之河干涸了，斗争和仇恨代替了人类一切美好善良的感情。现在该是冰融雪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让过去了的黑暗年代永远不再回来吧！我们每个人都是爱情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大地上培植爱情的鲜花而不是播种仇恨的种子，因为，归根结蒂，各个阶级只不过是构成全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高于各个阶级的利益，否则，在当今这个热核时代，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必将毁灭。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思想也应该跟上变化了的时代。
两天以后，我决定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去拜访刘科长。刘科长对我的到来似乎有点意外，但从他的脸上，特别是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高兴的，甚至还有点激动。他把我介绍给自己的爱人，称我为他的一位“老朋友”，要他爱人沏最好的茶招待我。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交谈。谈话的内容是即兴的，无拘无束，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真是有点像老朋友了。可是，双方都有意回避了一个事实：我们是怎样认识的？监狱里的那一段似乎没有在彼此心里罩上阴影，至少在我这一方确实如此。看来刘科长是知道我在职大教书的，因为他有一个亲戚现在就是我的学生。他还向我了解那个亲戚的学习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他那个亲戚英语学得并不好，主要是年龄大，基础差，倒不是不用功。这也是当时大部分职大学生的共同特点。我起身告辞，刘科长把我送到门外很远很远，久久握住我的手说：
“你一个人单身生活不方便，以后可以常到家里吃饭。”
他没有在“家里”前面加上一个定语，这大概是为了表示亲热，似乎他的家就是我的家。那天晚上我很愉快。我相信，刘科长心里是不会再有芥蒂了，以后在马路上遇到我再也不会装作看不见而避开了。我没有再上他家去过，主要还是忙的缘故。我那份工作并不轻松，又被别的单位请去当兼职教师。而且，我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因为我失去的时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翌年新年回家探亲，我告诉母亲F已经结婚，并且把她的右眼失去视力的经过说了出来，但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她上当受骗的悲剧，这也是怕母亲伤心，我不愿刺痛母亲那颗仍然年轻浪漫的心，我希望她尽可能少知道一些生活的阴暗面。母亲为F伤了右眼难过，也为她找到爱人而欣慰，并且认为她的爱人不嫌弃瞎了一只眼的人，一定是个很善良的人。
我的哥哥也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分到西北工业大学任教，一年以后就被评上了讲师。相比之下，我的情况就差远了。于是母亲又提笔写信，申请把我调回上海，理由是照顾年迈的父母。但她真正的本意还是为了我。在我母亲看来，职工大学不是正规的大学，在那里教书是没有前途的。上海有关部门接到我母亲的申请，打破惯例主动要求调档。阜新拖延了将近一年，才寄出我的档案。上海接到我的档案以后不到三个月就发出了调令。那是1981年6月的事。以后上海又多次发出催令，要我尽快去报到。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控制人口也最严。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很多，调回故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我所知，上海有关人事当局曾就调我回沪发出过内部通报，意思是像我这样长期遭受极左路线政治迫害的普通人，应该给予关怀和必要的照顾，并且把这一点归结为落实党的政策。但是令上海有关人事部门感到惊讶和失望的(这也是我深感歉意的)是：我最后并没有回上海报到。我是无名之辈，当然不会效仿卢梭去写《忏悔录》，但这不等于我一生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的父母现在还活着，但一天比一天衰老了。我没有回到父母身边去尽到做儿子的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我首先要忏悔的，尤其是对于我的母亲。我确实是有负于母亲啊！虽然她当初调我回上海的本意是为了我的前途。
我放弃回上海的机会，首先是因为前阜新市长林声真诚挽留的结果。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希望成全我的哥哥。他在右派改正以后，当初是很想回上海的，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接受单位，而这时他的爱人经过多年努力已先于我回到了上海。
林声的夫人叫李云，当时在阜新市科协工作。我是科协所属科技进修学院聘请的兼职教师。李云听人说过我的经历，对我是同情的，一度还曾想给我介绍物件，是个美术工作者。我虽然崇拜艺术，但无意当艺术家的丈夫，婉言谢绝了。不过她的美意我还是领受了。李云把我领到家里和林声认识。林声为人热情、坦率而且有魄力，一度曾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下矿井劳动过。听说上海要调我回去，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恼火。按照他的逻辑，我是阜新的人，上海没有权利调走我。我把他挡回去，告诉他，这是经阜新市人事局研究同意了的，我的档案现在就在上海。这里应该提一下，按照阜新当时的土政策，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是不准随便放走的。但我有一个学生叫肖和平，他的父亲是阜新市委副书记，他的母亲是人事局长，是他母亲帮助我开的绿灯。林声没有往下追问，一面请我吃西瓜，一面劝我留下。他说：“什么困难都可以谈，只是人要留下，因为阜新实在缺人。”应该说，他打开的那个西瓜虽然很大，但既不甜也无味，我是出于礼貌才慢慢吃完他递过来的那块西瓜的。但林声自己却大口大口地吞下他手中的西瓜，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阜新的近景和远景，还谈他自己的抱负，并且不时用手势和拳头来加重语气。他是真心希望我留下来,我确实有些感动，便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下来。回想离开大学走向社会以后，在我走投无路、快要绝望之际，唯一愿意收留我，并且实际上给了我生活出路的就是阜新，我是在阜新第一次正式领到工资的，这当然是我难以忘怀的，这也正是我接受林声挽留的重要内在感情因素。
一个共产党的市级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挽留一个曾经既是“右派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犯”的双料“反动家伙”，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市长职务不被撤掉，也要说他严重丧失政治立场而受批判。但是，中国的历史毕竟艰难地向前迈出了一步。林声受到上级赞赏。后来，《辽宁日报》还就此事派记者来采访。1984年3月28日，这家辽宁省委机关报以整整一大版的篇幅表彰阜新市的领导干部善于做知识份子工作，列举了不少事实，文章最后以林声对我的挽留作为结尾，甚至把李云后来在我女儿出生后送了一套童装也写了进去。不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也闻讯赶来采访。1984年4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上角，就是当年天天刊载“最高指示”（“林彪事件”后改称“毛主席语录”）的那个位置，表扬了阜新领导干部对知识份子的工作做得好，它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林声对我的挽留。就在这同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把它作为第二条新闻向全国各地广播。这么一件在西方国家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居然会受到中国官方宣传媒介如此重视，这似乎反映出当时胡耀邦任总书记的共产党中央的意图，那就是鼓励和表扬各级干部争取和团结尽可能更多的知识份子，包括过去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人在内。但反过来也衬托出另一个事实，即：并不是所有共产党的干部都是重视并且团结知识份子的。经验告诉我，阅读报纸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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