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华(41)

附录一:我的人生片断
张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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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鑫是独生子女,父亲又是高级知识份子,母亲还是开过刀的病人,而且爱人又在上海工作,“四人帮”倒台以后,根据有关政策,他提出申请,经多方努力,他于1980年调回上海,现在上海市城建学校担任教师。李定鑫告诉我,他在《解放日报》读到了一篇针对我的报导,知道已对我落实政策,并知道我已在阜新结了婚。他为我感到高兴。他还把对我落实政策的喜讯向另一位高中同学戴忠转述了一遍,内容都是报纸上说的。

戴忠是学桥梁设计的,同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据说,他每天的工作是砸石子。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砸石子,在无聊苦闷中度日,最后设法去了境外,决心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还是文革以前的事。他先去香港,后来入了美国籍,成了著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的副手,在三藩市开设了一家公司,戴忠名片上的头衔是公司副董事长。该公司在台湾等地还设有子公司,在新加坡也有业务。据说,戴忠挣了不少钱。文革结束后,他来过上海,受到市长的接见,也受到他的母校同济大学的欢迎。他还和当时在沪的一些高中同学一起吃过饭。他在吃饭的时候向李定鑫打听过我的情况。
戴忠打听我,我不感到奇怪。每次上体育课,我们是全班男生队伍中最后的两个矮个子,高中一年级时,他比我略矮两、三釐米,他站在排尾踮起脚尖看看和我相差多少。到了高三,他的个子超过了我,排尾的位置轮到了另一位同学,我仍然倒数第二。

回到阜新后,我曾主动给戴忠去过信,但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有人说,戴忠是懂道理的人,同学去信,每信必复,不管事务有多忙。后来又据一位自称是知情人透露,不少同学去信请戴忠出保证金,帮助他们子女去美国留学,他的夫人不乐意,后来干脆把同学来信一概扣压下来不让戴忠知道,他的夫人是公司办公室主任,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戴忠本人大概没有读到我的信。文革以后,大陆兴起了出国热,人们纷纷寻找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同学去信请在美国已有事业基础的戴忠帮忙,这是很有可能的。据说,去美留学的保证金是十万美金。十万美金对现在的戴忠似乎是个小数目。但戴忠的同学不是一个两个,此例一开,若人人都提出这个要求,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他夫人如果不乐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事情是否如这位知情人所说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唯一的女儿还在穿开裆裤,谈不上请人帮忙出国留学。不过,我去信确实也有所求。我希望戴忠帮我在美国出版小说。从他的经济实力看,他如果肯帮忙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办到的。我虽然当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囚徒,但自尊心还没有泯灭,既然戴忠不给我回信,我也不再去信死皮赖脸地乞求了。我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戴忠生活在资产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我知道,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决不是高中时代身高几釐米之差。但我深信自己为之坐牢的两篇小说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在于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不在国外出版,在国内早晚也会问世,只不过往后推迟一段时间罢了,生前出版不了,死后也会和公众见面。也许,一百年以后,炎黄子孙为了了解那个特殊年代,愿意翻阅一下我的小说。这,也正是当年我甘冒坐牢、杀头风险的初衷。

李定鑫的母亲虽然因子宫癌开过刀,仍在人世,不过身体比较虚弱,而且后来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但是,他的姑母、我的老师李访梅女士,却已谢世。

李老师亲眼见到了“四人帮”的覆灭,据说心情非常激动。

如果她多活些日子,见到我出狱平反、当了教师,而且还娶妻生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只知道李老师肾脏有病,没想到她会死于肺癌。她从不抽烟。她自己也没料到会得肺癌,待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

李老师是1977年5月15日在华山医院仙逝的,那时我还在盘锦劳改队服徒刑。

我从劳改队出来后就当资料翻译,不久又走上讲坛执教英语,这里面当然凝聚著李老师的一片心血。
李老师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叫董元良。董元良大约在60年或61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市西中学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教学品质是不错的,而董元良历年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但没有考上大学。许多学习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的甚至还是名牌大学,但他却迈不进大学的门槛。我想,这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董元良的父亲,也就是李访梅女士的丈夫董其鸣先生,也是一位教师,从来没有涉足过政治,但他在香港任教,这在中国叫海外关系。这层海外关系无疑加重了董元良考不上大学的砝码。因为家庭背景(包括海外关系)而考不上大学(请原谅我用了一个“考”字,因为他们在形式上确实参加了大学统一的入学考试),在当时的中国,比比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认了命,想方设法尽快找到一个小差使(多半是体力活),以便今后可以活命。但董元良缺乏自知之明,他不是一次次跑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请求他们恩施一个工作机会,而是在家埋头苦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啃书本,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觉,除了一日三餐和大小便,他几乎不肯离开那张小小的书桌,连头发长了都舍不得花时间去理发店,当然就更谈不上娱乐和运动了。好在年纪轻,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他倒没得什么病。冬去春又来,董元良参加了第二次大学入学考试。谁也没有禁止他进入考场,他和别的考生一样领到了试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当他轻松自如地答完试题走出考场的时候,绝大部分考生或者在试卷上奋笔疾书,或者对着试题搔首抓耳、苦思冥想。

董元良开始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在难熬而又满怀希望的等待中打发日子。

日出复日落,漫长的白天像蜗牛爬行似地一天天过去了,终于盼来了放榜的日子。

他,依然是名落孙山。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心刹那间似乎停止了跳动。

董元良号啕大哭,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董元良执迷不悟,还是梦想着上大学,想得都快要发疯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天天大清早背著书包对母亲说:“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我上大学去了。我要去北大,我要去清华,我要去南开和复旦……”

董其鸣清华时代的老同学冀朝铸先生获悉后,里送炭,很快给董元良办好了出国护照和签证。冀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能耐,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翻译,“朝里有人好办事”。冀先生很了解董其鸣夫妇,知道他们以教书为生,一生清清白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父母都是教师的董元良,在他热爱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自己的祖国上不了大学,只好跑出国门去圆他的大学梦。从此母子天各一方,只好借助书信互寄思念。我每次在李老师家里上完课以后,她最喜欢和我谈的话题就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美国学医,当时正在医院当实习医生。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医院里有一位美国籍的医生是犹太人,对她的儿子要求非常严,严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叫她儿子有时候觉得有点吃不消。“四人帮”垮台以后,母子相见在即。李访梅女士希望自己先去美国以便了解儿子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况,然后再让儿子送她回国住些日子。但护照和签证还没有办好。当儿子惊悉母亲病危乘飞机赶到上海,母亲已经闭上了双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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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约是86年春节期间,我回家探望父母,又在上海见到了高中时代的老同学李定鑫。李是复旦大学高才生,据另一位既是我中学同学、又是他大学同窗告诉我,李定鑫深受老教授老学究们赏识,除了政治和体育,他功课几乎门门得5分,在全班找不出第二个。5分就是满分,这个打分标准是从苏联照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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