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鑫是独生子女，父亲又是高级知识份子，母亲还是开过刀的病人，而且爱人又在上海工作，“四人帮”倒台以后，根据有关政策，他提出申请，经多方努力，他于1980年调回上海，现在上海市城建学校担任教师。李定鑫告诉我，他在《解放日报》读到了一篇针对我的报导，知道已对我落实政策，并知道我已在阜新结了婚。他为我感到高兴。他还把对我落实政策的喜讯向另一位高中同学戴忠转述了一遍，内容都是报纸上说的。
戴忠是学桥梁设计的，同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据说，他每天的工作是砸石子。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砸石子，在无聊苦闷中度日，最后设法去了境外，决心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还是文革以前的事。他先去香港，后来入了美国籍，成了著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的副手，在三藩市开设了一家公司，戴忠名片上的头衔是公司副董事长。该公司在台湾等地还设有子公司，在新加坡也有业务。据说，戴忠挣了不少钱。文革结束后，他来过上海，受到市长的接见，也受到他的母校同济大学的欢迎。他还和当时在沪的一些高中同学一起吃过饭。他在吃饭的时候向李定鑫打听过我的情况。
戴忠打听我，我不感到奇怪。每次上体育课，我们是全班男生队伍中最后的两个矮个子，高中一年级时，他比我略矮两、三釐米，他站在排尾踮起脚尖看看和我相差多少。到了高三，他的个子超过了我，排尾的位置轮到了另一位同学，我仍然倒数第二。
回到阜新后，我曾主动给戴忠去过信，但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有人说，戴忠是懂道理的人，同学去信，每信必复，不管事务有多忙。后来又据一位自称是知情人透露，不少同学去信请戴忠出保证金，帮助他们子女去美国留学，他的夫人不乐意，后来干脆把同学来信一概扣压下来不让戴忠知道，他的夫人是公司办公室主任，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戴忠本人大概没有读到我的信。文革以后，大陆兴起了出国热，人们纷纷寻找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同学去信请在美国已有事业基础的戴忠帮忙，这是很有可能的。据说，去美留学的保证金是十万美金。十万美金对现在的戴忠似乎是个小数目。但戴忠的同学不是一个两个，此例一开，若人人都提出这个要求，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他夫人如果不乐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事情是否如这位知情人所说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其实，我唯一的女儿还在穿开裆裤，谈不上请人帮忙出国留学。不过，我去信确实也有所求。我希望戴忠帮我在美国出版小说。从他的经济实力看，他如果肯帮忙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办到的。我虽然当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囚徒，但自尊心还没有泯灭，既然戴忠不给我回信，我也不再去信死皮赖脸地乞求了。我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戴忠生活在资产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我知道，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决不是高中时代身高几釐米之差。但我深信自己为之坐牢的两篇小说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在于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不在国外出版，在国内早晚也会问世，只不过往后推迟一段时间罢了，生前出版不了，死后也会和公众见面。也许，一百年以后，炎黄子孙为了了解那个特殊年代，愿意翻阅一下我的小说。这，也正是当年我甘冒坐牢、杀头风险的初衷。
李定鑫的母亲虽然因子宫癌开过刀，仍在人世，不过身体比较虚弱，而且后来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但是，他的姑母、我的老师李访梅女士，却已谢世。
李老师亲眼见到了“四人帮”的覆灭，据说心情非常激动。
如果她多活些日子，见到我出狱平反、当了教师，而且还娶妻生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只知道李老师肾脏有病，没想到她会死于肺癌。她从不抽烟。她自己也没料到会得肺癌，待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
李老师是1977年5月15日在华山医院仙逝的，那时我还在盘锦劳改队服徒刑。
我从劳改队出来后就当资料翻译，不久又走上讲坛执教英语，这里面当然凝聚着李老师的一片心血。
李老师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叫董元良。董元良大约在60年或61年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市西中学在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教学品质是不错的，而董元良历年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但没有考上大学。许多学习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的甚至还是名牌大学，但他却迈不进大学的门槛。我想，这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董元良的父亲，也就是李访梅女士的丈夫董其鸣先生，也是一位教师，从来没有涉足过政治，但他在香港任教，这在中国叫海外关系。这层海外关系无疑加重了董元良考不上大学的砝码。因为家庭背景（包括海外关系）而考不上大学（请原谅我用了一个“考”字，因为他们在形式上确实参加了大学统一的入学考试），在当时的中国，比比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认了命，想方设法尽快找到一个小差使（多半是体力活），以便今后可以活命。但董元良缺乏自知之明，他不是一次次跑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请求他们恩施一个工作机会，而是在家埋头苦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啃书本，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觉，除了一日三餐和大小便，他几乎不肯离开那张小小的书桌，连头发长了都舍不得花时间去理发店，当然就更谈不上娱乐和运动了。好在年纪轻，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他倒没得什么病。冬去春又来，董元良参加了第二次大学入学考试。谁也没有禁止他进入考场，他和别的考生一样领到了试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当他轻松自如地答完试题走出考场的时候，绝大部分考生或者在试卷上奋笔疾书，或者对着试题搔首抓耳、苦思冥想。
董元良开始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在难熬而又满怀希望的等待中打发日子。
日出复日落，漫长的白天像蜗牛爬行似地一天天过去了，终于盼来了放榜的日子。
他，依然是名落孙山。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心刹那间似乎停止了跳动。
董元良号啕大哭，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董元良执迷不悟，还是梦想着上大学，想得都快要发疯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天天大清早背着书包对母亲说：“我要上大学，我要上大学！我上大学去了。我要去北大，我要去清华，我要去南开和复旦……”
董其鸣清华时代的老同学冀朝铸先生获悉后，雪里送炭，很快给董元良办好了出国护照和签证。冀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大能耐，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翻译，“朝里有人好办事”。冀先生很了解董其鸣夫妇，知道他们以教书为生，一生清清白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
父母都是教师的董元良，在他热爱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自己的祖国上不了大学，只好跑出国门去圆他的大学梦。从此母子天各一方，只好借助书信互寄思念。我每次在李老师家里上完课以后，她最喜欢和我谈的话题就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美国学医，当时正在医院当实习医生。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医院里有一位美国籍的医生是犹太人，对她的儿子要求非常严，严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叫她儿子有时候觉得有点吃不消。“四人帮”垮台以后，母子相见在即。李访梅女士希望自己先去美国以便了解儿子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况，然后再让儿子送她回国住些日子。但护照和签证还没有办好。当儿子惊悉母亲病危乘飞机赶到上海，母亲已经闭上了双眼。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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