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1日讯】中共的“义子继承制”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一共有三种：一是“推举禅让制”–它发生于远不可考的尧舜禹三代圣王统治时期；二是“武力篡夺制”–它发生于二十多次的改朝换代时期（俗称“打天下、坐江山”）；三是“嗣子继承制”–它发生于每个朝代的自我存续期之内（即所谓“承宗庙、继社稷、传子孙”）。大体上，中国的传统制度只承认“打下来的江山”和“祖宗的江山”，乱时武力篡夺，治时血亲相传，而所谓“禅让”，不过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更从未成为垂范后世的政治准则。其中，“武力篡夺制”是天下大乱时的非常体制，不适用于正常社会，“嗣子继承制”才是承平时期的政治常态。“嗣子继承制”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定继承”–依典章祖制，在诸继承人之间依序排队，通常以嫡长子为优先；二是“指定继承”–无固定的优先顺序，仅依皇帝（或太后、权臣、宦官）的个人心愿，在诸继承人之间择“优”以传“贤”。
辛亥革命以后，传统帝制已然崩塌，民主宪政却并未确立；获取权力与终止权力的旧规则早已失效，新的正式规则却迄今付之阙如。从那时起，令人眼馋心热、心醉神迷，又令人心惊肉跳、魂飞魄散的“接班人问题”便得以持续凸显。中共执政五十八年来，“接班人问题”屡屡演变成“接班人事件”，屡屡引爆全面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已经在世人面前出了一大堆的洋相，给中国社会添了一大堆的乱子。诸如刘少奇被打倒、林彪摔死、王洪文坐牢、江青自杀、华国锋被贬、邓小平夺权、胡耀邦受冤屈、赵紫阳遭软禁。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政治史，也几乎就是一部围绕“接班人问题”的明争暗斗史。可惜，中共总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痛，在权力传承的问题上，至今也没理出个头绪、定出个规矩来，还在继续津津有味地搞黑箱作业、弄阴谋诡计。
中共的困境是：它既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沿袭传统帝制，又不情愿光明正大地采用民主体制，这就注定了它必然要周而复始地陷入“接班人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共实际采行的仍是古老的“指定继承制”，但这一体制只能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中共并不敢于公开承认、公开运作。这一体制是“嗣子继承制”的一个畸形变种，我们可称之为“义子继承制”。邓小平将中共的“领导核心”按“代”划分，而不是依党章按“届”划分，此即为“义子继承”之明证。但中共的“义子继承制”比规范的“嗣子继承制”要糟糕得多，因为既没有父系血缘作纽带，又没有明文典章作依据，其恶劣后果是：一是“义子”的范围比嗣子大大扩展，谁的马屁拍得好，谁就有可能获得“义子”的候选资格，这就使得宫廷争斗政党化、政党争斗社会化。为了一个“接班人”的权位，经常会让政治人物们变得神神鬼鬼、颠三倒四，搞得全党动荡、全国不安。二是“义父”对“义子”的信任程度、“义子”对“义父”的忠诚程度都比血亲父子要大打折扣，一旦“义父子”相疑，不免要朝秦暮楚、五心不定、各怀鬼胎、暗自较劲，如毛疑刘林，邓疑胡赵，终于导致政局不稳，此事于党于国于民，均害莫大焉。三是“义子继承”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在“义父”那里，无论是选“义子”还是废“义子”，都只能偷偷摸摸地真戏假做，最后还得装模作样地假戏真做–要拿到党代会上去办“民主选举”的正式手续。这套亦真亦假的“程序”既缺正当性，又无合法性，难免会有一些“组织观念不强”的党徒趁机惹事生非。在“义子”那里，无论其正式名分是否确定，他的地位也总是不塌实，即使最终继位成功，也永远只能怀着一副胆战心惊的僭主心肠。由此，他必然会重权位而轻国家、重私利而轻公益。这样的体制还能不糟糕吗？
“指定继承制”能维持下去吗？
中共的“义子继承制”从来就不是一种成功的体制。毛泽东是这一体制的创造者，但毛本人、毛的亲信、毛的几位“接班人”以及整个中共不仅未能从这一体制中获益，相反，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受体制失败所造成的政治挫折和命运灾难。毛先后指定的“义子”们几乎无一善终。邓小平之排挤掉毛的传人华国锋而执掌大权，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义子继承制”彻底失败的产物。但邓却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依然照猫画虎搞“指定继承”，结果，又两度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接班人危机”。如今，好不容易从“毛一世”、“邓二世”撑到了“江三世”、“胡四世”，中共的“义子继承制”还能玩得下去吗？
江泽民与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义子”、“义孙”，跨世纪传人。五年前，江胡实现了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程序化和平交接，就有善拍马屁者将其吹捧为“中共的现代禅让制度已经确立”。言下之意，似乎“义子继承”已经成熟稳定，中共已经突破了体制瓶颈，“接班人危机”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此论实在是言之过早。须知，这套体制是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长久维持的。第一，它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作体制的有力支撑；第二，它需要“义父”有不容挑战的作为指定者的巨大权威；第三，它需要“义子”有被人认可的作为被指定者的雄厚资历和实力。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民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列意识形态大厦早已坍塌，“打天下、坐江山”的古老传统也已经衰微，而自由民主观念已渐成国人的普遍共识。同时，在和平建设时期，江、胡也不可能再拥有毛、邓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威，他们作为现政权之“义父”的资格已不复完整。“义父”之不存，“义子”将焉附？
平庸的江胡时代不过是“义子继承制”最后的回光返照。随着江胡交接的完成，事实上，中共的“义子继承制”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套糟糕的体制所赖以维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套体制要么在僵持中内廷生变，要么在进取中主动革新，而绝不可能继续照原样运作。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也是无法挽回的。虽然那些妄想再当“父皇”、“太子”的人绝不会就此死心，但恐怕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能徒唤奈何了。
中共的接班人危机
关于中共十七大，最热门的话题自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而是胡锦涛的接班人，亦即“立储”问题。因为五年之后，胡锦涛将正式退休，必须有人来接胡的权棒，而那个接班人不可能凭空产生。按“义子继承制”的惯例，如无特殊情况，接班人已经到了确定名分、移居“东宫”的时候了。
对于中共的高层人物而言，十七大之前的日子应该是备受煎熬的。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困局：不仅被指定者难产–“指定谁”无法定案，而且连指定者也难产了–“谁指定”（江？还是胡？）尚且存疑；但是，指定固然难，不指定只怕更难。指定难在眼下，不指定难在今后–围绕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将更加激烈，也更加混乱。毕竟，接交权棒的那一天为时不远，已经可以倒计时了。皇上不急，太监也要急了！
无论如何，在“义子继承制”尚未明确废止、新的传接规则尚未正式诞生之前，中共的“接班人问题”终无可免，“接班人危机”将更加深化。在十八大推出新人之前，这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或者因为接班人不能最终确定而爆发，或者因为接班人不被小圈子认可而爆发，或者因为接班人不能进入正常的接班状态而爆发。
而要走出“义子继承制”所导致的接班人困局，中共也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条是近便的小道，悄悄地转向寡头政治：由依血缘、婚姻、派系和利益相连接的中共寡头集团（这一集团已经形成并逐渐巩固）自己指定自己接班，从唯一的“义父”变成一帮子“义父”，从唯一的“义子”变成一群权贵子弟和一群帮派亲信，集体指定，集体接班。另一条是光明的大道，勇敢地迈向民主政治：把党权归还给全体党员，把国家权力归还给全体公民，把“接班人”的选择程序光明正大地摊在阳光底下，付之于普遍、自由和公正的民主选举。何去何从？历史留给中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争鸣》十一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