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国:十七大幻想破灭 催生汪兆钧仗义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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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子纯、李玥法国巴黎采访报导)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致胡温的公开信发表后,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热烈回响与共鸣,并透过网站广泛流传。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工通讯欧洲负责人、中国问题和国际政治资深评论员蔡崇国先生,他认为汪兆钧代表了中国现状危机中企业家、较富有等人的焦虑,表达出了全国人对十七大的失望。

对于汪兆钧提出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镇压法轮功就是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蔡崇国非常认同,“中国要走向法治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保护法轮功,只有这样才是保护我们自己”。

十七大幻想破灭 催生汪兆钧仗义直言

蔡崇国认为汪兆钧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中国的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他说,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中国的弱势群体,民工、工人农民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不可能完善的。和谐社会的口号,以人为本的标语到处可见,但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效果,而且社会整体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也不可能提高,中国经济的畸形现象也就无法改变。

他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把六四当作禁区,六四的很多受难者不能讲他们的家庭成员死亡或伤残的原因,甚至还有很多在监狱里面,这些不解决,中国的法治永远不可能实现”。

蔡崇国指出汪兆钧在公开信中表达出了全国人民对十七大的失望。他说,十七大以前,有很多人对十七大抱有一种希望。大家都以为有重大的改革措施、重大的人事问题要推出来,结果是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这种失望也是促进一些像汪兆钧这样的人写出公开信。

汪兆钧代表了中国现状危机中企业家、较富有等人的焦虑

蔡崇国说,他要特别指出来的是,汪兆钧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很多企业家的焦虑,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家、富人,他们的生活、的社会地位也是没有保障的。每年中国评选出来的最富有的人有多少被抓在监狱里面,没有经过真正的审判,没有真正的律师给他们辩护。所以汪兆钧这种焦虑跟没有安全感的处境也是有关系的。

在中国的企业界、各个领域有非常多的人对中国政治非常关心,而且对治国的方策有自己的见识的那些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中国政坛的一批没有胆识、碌碌无为的一批人,所以说中国社会现实越往前发展,它出现一个非常畸形的现象。

从汪兆钧的公开信使我想起中国一个新的、很少有人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中国这十几年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批生气勃勃的,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企业家,而他们的状况是没有保证的,他们是随时会因为税收问题、腐败问题被抓起来,他们的财产会被没收掉。

蔡崇国认为在中国,一方面,有一批像汪兆钧这样的生气勃勃、管企业有一套,对社会的政治问题有自己看法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官员他们碌碌无为,他们腐败,不知道中国走向哪里。 那么这个企业家的生气勃勃和中国政治家们的那种无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难忍受这种状况的,一方面他们要为自己这种完全没有保 障的处境做出反应,一个《物权法》根本不可能保障中国的普通人的权力,也不能够保障那些企业家的权利,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真是要在政治上做出自己的反应。

建立独立工会 可使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化

在汪兆钧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共的国企改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提出的对策是建立独立工会。在波兰,就是因为独立工会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最终导致波共的解体,如果在现今中共独裁的中国也建立独立工会,是否会历史重演。

对此蔡崇国表达了他个人的观点和想法,他说很多人认为只有真正民主化了中国才能有真正独立的工会。但是呢,可以从中国的独立运动工会开始,使中国逐渐的走向民主化。

我觉得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彼此考虑各自的利益。在平反法轮功、平反六四, 使工人能够组织起来,整个使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走向民主化,这样一个过程和一个政党,要赢得民众的信任的。在中国平反六四、平反法轮功,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允许工人组织工会,这些实际上是符合各个阶层的利益的。

那么工人有了工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了,同时使中国的那种仇富情节得到缓解。使中国社会的整个社会购买力——工人工资提高了嘛——能够得到提高,那么企业的产品也卖得出去。资本家呢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很多人蔑视、仇恨,同时对政府来讲呢,他真正才能够做到以人为本。

在中国,中共政权所表现的独裁暴政、粉饰太平、谎言欺骗,说一套做一套的本质,人人心知肚明,历史的车轮面前注定被碾过、淘汰。蔡崇国指出,中共一边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一边那么去镇压法轮功的成员,禁止人们谈六四,禁止工人自己组织起来,这完全是矛盾的,这个东西光靠口号是不行的,汪兆钧这点看得非常清楚。

保护法轮功就是保护自己

汪兆钧的公开信中提到,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此蔡崇国说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保护法轮功,只有这样才是保护我们自己。

他说,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由于高压,不愿意谈法轮功的问题。当年在六十、七十年代也不能够谈那些右派、地富,他们被看作是‘洪水猛兽’。结果文革以后很多人和右派何地富反保持距离的人他们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中国人的不幸总是从一部分人的不幸开始的。所以那些其他的没有遭到迫害的人根本不管这些不幸的人。最后呢这个不幸就是在普遍的冷漠当中一步步的扩展”。

一个社会如果说对一部分,即使是一小部分人的迫害熟视无睹,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所有的人,而没有任何人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中国现在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国要走向法治,但如果对法轮功这批人不经过审判投入监狱、残酷的迫害,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建得起法治来呢?所以说中国要走向法治的第一步,那就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国人不断抗争 摆脱中共恐惧

蔡崇国从社会现象,看到中共体制下人们的状态。他说,有一个国内的资本家跟他说法轮功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冤案。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们在目前的体制下投机当中发财过得很不错。他们是现有体制的忠实的保卫者,这也有不少人。

蔡崇国指出中共统治下动用警察,基层政府对人的普遍的监视使很多人很恐惧,恐惧它又导致冷漠,这样子的人就更多,所以不能够乐观。 对于如何摆脱中共给中国人心中带来的恐惧,走出冷漠,蔡崇国说,我觉得还是要抗争,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失去了房屋的那些城镇包括乡镇的居民,他们在抗争、在上访,这是一种压力。那些被开除、被取消了记者律师资格的那些记者和律师,他们也通过私下的各种手段,通过创办自己私人的网络报纸啊甚至博客呀,也在抗争。那些被禁止发表作品的那些作家呀,理论家呀,他们因为受到迫害,被禁止公开的发表文章,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在抗争。那么各个这样阶层的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抗争,那么社会总有一天会改变的。

我们可以看到汪兆钧的这次对法轮功的呼吁,也和法轮功的成员这么多年来的抗争也是有关系的。 抗争、不屈的抗争才能够表达:镇压没有出路,你必须进行社会对话。

蔡崇国讲到,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以及柏林墙倒台、苏联的解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普遍的恐惧。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指望通过经济发展来维持和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现在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对经济的高增长不感兴趣。因为这十几年来的经济高增长使大家发现这些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和自己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他们看到不公正的现象越来越多。他们要支出的教育经费、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房租或者买房的房价越来越高,那么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化,即使过得好的人,他也不知道明天后天会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能够给现在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带来政治上的合法性了,出路在哪里,那现在中共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有的老干部提出来共产党怎么样走向社会民主党这个方向,你不管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它是共产党内一部分人的一种对前途的一种思考。另外就是新毛派呀新左派呀,很多也是共产党内部的,他们要回到毛泽东过去计划经济那一套去。你对也好错也好,它也是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思考在问。共产党内部的人,也在分化、也在找出路,光靠经济发展这个政党的合法性是无法建立的。

我刚才讲的普遍的各个社会的抗争结合在一起,它应该使中国有可能发生变化,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变化是通过各阶层的对话开始。通过对中国各种过去现在的种种悲剧的改正、面对开始,这是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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