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雪松(2)：民间力量是汪义举主要动力

【大纪元1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自10月26日发表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后，得到海内外各界的支持，并通过互联网广泛流传。旅居海外的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存柱受汪兆钧公开信鼓舞，日前也致函胡温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作家、前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卢雪松女士11月5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汪先生直言不讳地说到了当前中国存在问题的方方面面，甚至对众多敏感事件也敢于直击要害。近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正蕴积起了强健的自治力量，可能是汪先生最终有此义举的一个主要动力。这封公开信的逐渐流传，必定会带给大陆社会一个新的精神气象。由英雄来改变的历史，只是一个恢宏开场，一个好社会的实现，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点点滴滴的躬行努力。

卢雪松并表示，医治社会沉屙从停止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开始。只有停止对法轮功群体以及其他善良的精神信仰群体的迫害，停止对普通民众基本人权的迫害，才可能重归天赋人性的合理基点，重归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

以下是采访的第二部份内容：

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与大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的

记者：您认为汪兆钧先生为何有如此胆识，有如此的清醒和勇气，直陈中国的诸般问题，包括敏感的法轮功问题，还有蓝色短信的倡议等。是什么力量促成的？是个人的原因，还是也跟社会环境、中国时局的变化有关？是否跟民间不断高涨的维权浪潮有关？

卢雪松：我刚刚说过，我本人对汪先生的个性与人品都非常敬佩、赞赏。从他那封公开信的文风来看，有一种朗健的风格，心态善意、坦荡又轻松。因此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当然有汪先生本人的独特个性气质的原因。不过还是应该说，时势造英雄，汪先生的勇敢宣言是与大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的。

虽然作为埋首案几的一介书生，对于中国时局的具体变化和未来走向，我本人其实不甚了解。不过，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我至少能比较清楚地感受到身边人和事的变化。比如说，我经常在市场上接到一些写着几句话的纸币，这些话显然是令当局感到恐惧的。然而这些钱币就那么自然地在市场上流通着，人们默默读了上面的话，然后依然把它当作一张正常的钱，而不视为什么烫手的“反标”。楼道里也经常可看到油漆涂料刷上的一些维权标语，前些年它们会被涂掉，现在它们则多半是很自然的摆在那里，不再会引来什么人的恐慌。这些变化是琐细的、微妙的，但作为人文学者，不能不思考它对于社会进步与价值提升的意义。我想，它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在长年持续的高压之下，由于人们长期不懈的卓绝努力，民间社会正悄然走向宽容与多元化。这些小小的变化表面上看似乎微不足道，可是联系到严厉打压异端的红色统治背景，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奇迹。

每一张流通中的维权纸币，每一处静静展览着的维权标语，它都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信号：无论国家机器多么严酷，坚定操守自己的内心信念，甚至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依然是有可能的。它会给人们莫大的鼓励，也提供给人们维护自己权利的非暴力的方式。

回顾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1999年开始，政治上明显进一步倒退，使用了很多“文革”时代才使用的严厉的整人手段。可那时的当权者忽略了一个问题：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局面必然无法收拾。压制基本人权的状况不仅仅表现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面。对其他精神信仰团体的迫害也进一步升级，所有不受控制的民间组织几乎全部凋敝，直至公民的基本生存权也受到挑战。万幸的是，中国的民间社会寻求自治的努力并没有被击垮，这真是民族的幸事，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我看来，为自己的土地、房产、工资及各种人权而顽强坚持的人们、法轮功群体、地下教会那些虔敬的基督徒们、以及各种为捍卫人权而顽强坚持的人们，他们的维权行动的意义早已超出小群体或个人的功利目的。从社会的角度，他们是在为公理而战，他们的维权行动的后效应必然直接由这世上的每一个人来分享。从社会学角度上看，大众传媒似乎表现得威力强大，其实真正影响人的观念与行为的，常常是当权者容易忽略的人际信息传递，它更真实、更有感染力。近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正蕴积起了强健的自治力量，我想，这可能也是汪先生最终有此义举的一个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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