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8日讯】
汪兆钧：《对策和谐社会──致胡温公开信》
郑存柱：《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
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和安徽商界人士郑存柱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之后，想必已是摆到了胡、温的办公桌上，一向以“亲民”自居的胡温也许“亲自”看了，或许他们俩的秘书已经把此信的内容告知给他们，就此，我有理由断定：这两封信没有被“截”；既然是这样，那么胡温就应当发话，表一个态吧！
我在这里无妨把话说白，假设这两封信是我武振荣写的，胡温可以不看，他俩可以说：“这是何方人士，敢来搅我‘民生戏’之大局，用心何其毒也”！因此，他俩甚至不拆开信封就把我的信扔进纸篓！可是呢，写信的人不是我之类的人，一个是杰出的“民营企业家”，一个是崭露头角的“新徽商”，恰恰都是“民生戏”里可以唱主角的人物啊，在刚刚谢了幕的十七大会议上，胡温二位又是中国“民生戏”戏的“作者”，怎么可以不听取汪、郑二人的“建言”呢？
合理的推论是：信已经被胡温接到了，内容也已经被他们知晓，可是，他们肯定没有在信上批字，胡锦涛肯定没有在信上批：“请政治局同志讨论”，（因为信是写给他个人的）；温家宝也肯定不会在信上写：“请国务院各部委一阅”（道理一样），这就是说，写信的人已经把中国官场的事情摸透了，他们不相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国务院这样的官僚机构，而只相信机构中的个人，把希望寄托在“亲民”的胡温个人身上……。虽然，就字面意义看，这两位《公开信》的作者都不相信“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论历史观”，但是作为“识时务”的中国人，他们都把可以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诉诸于胡温这样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问题的奥妙之处又在于：中国的专制政治虽然被标榜为“集体领导”，但是，大凡有民主意识的人在想着要搞民主时，都把它不当一回事，都用民主政治中的“个人负责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每在变革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绕过机构（党和国家）而直接向个人求救！
这样的事情就有理由提醒人们注意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改革中，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和普通人们的关系远远不是固定的，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高层之内会出现或者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往往会越出统治的共产党“集体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说和“党”比较起来，“个人”是活的、有生命、有情感的并且是随时都可以变化的，那么，在所有需要力量重新组织和利益重新分配的场合，就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中的“个人”直接同普通人发生联系的事情。1966年的毛泽东，1976年的周恩来，1989年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如此。把这一切同此前中国民间社会由于长厚、郭永丰发起的“支持胡温政改”的万人签名活动和今天的汪兆钧、郑存柱上书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中国民主运动启动的线索都连带着共产党高层人物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我们是研究中国民主运动的人，那么这样的现象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虽然在这一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就上述问题作专门的研究，但是有必要说明它在某种意义上关乎民主运动的合法性。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中，公民行为以及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不可能来源于“法律”，在许多场合它和专制社会中的大权在握的高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有关系，又如果说这些人物在通常的时间里多少也持有一种“人民信念”的话（这是他们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者的不同之处），那么，他们在“心血来潮”或者“理智混乱”的情况下，突然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到人民群众一边”，就不是不可以的事情。因此，在这里需要人们理清楚的问题，不是统治的高层人物和人民运动有无共同利益的问题，而是兆发阶段的人民运动之需要和成型后的人民运动的区别问题。
人民向共产党高层人物上书，把他们当成为可以听取民间意见与民间疾苦的人，这种行为在表面看，好象是暴露了人民的无知，把希望寄托在不可以寄托的人的身上，其实呢，它的另一面预设了现实情况下的人民“创造”因素。上书行为是“被迫”口头上的“人民利益代表者”“实践”自己的诺言，也同时把一个完全地出于“人民创造”中的人物形象“强加”给当权派，可以说，是一种“软逼宫”。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发现汪兆钧、郑存柱上书胡温的行为，是要被迫胡温“站在人民一边”，使他们在十七大会议上说的那些“空头”的话语变成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因素。
这一手果然厉害，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胡温对于《公开信》的任何表态，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设想，胡温对《公开信》“表”了一个“民主的态”，那么他俩的党内敌手们就有可能指摘他们背离了十七大的路线和方针，说要“翻”十七大的“案”，把一个经过大会描述和肯定了的改革形势看得一团糟。十七大为中国的改革定了“和谐”的调子，而在汪兆钧的《公开信》中，却说中国社会却到处呈现出“战争状态”，他诙谐的语言甚至使眼下的“战争”同历史上的“抗日战争”都产生了联系，所有这些是胡温所“领导”的党的“集体”是不能够容忍的，所以如果胡温表了“支持”的态度，那么，他俩在党内的地位就会立刻动摇，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在他俩头上。
如果胡温对于《公开信》“表”了个“专制”的“态度”，那么，胡温就会在一个瞬间里失去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对他们所抱之“希望”。今天的人民早已经不“是秦始皇时代”的人民了，普通人在“内心”里辨别是非、臧否人物的水准和能力是非常高的，容不得小觑。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最终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人民支持程度的高与低，取决于人民参与程度的深与浅，那么，要作一个公然反对人民意见的人──可能不是胡温的“选择”。因此，我们就不必要想像，胡温使《公开信》的作者“身陷缧绁”。
说了以上的两种情况，好象都不大可能，那么，我猜想胡温的对策是：不闻不问，不值否可，好象没有《公开信》这么一回事，也就是说“装聋作哑”。但是，我在写作评价汪兆钧《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应当告别“装聋作哑的时代”，而汪兆钧以安徽政协常委身份发出的《公开信》的价值也在于一向都“装聋作哑”的人（政协里的人更是这样）开始了“有话直说”的新历史，这样的“带头作用”无疑是要把我们中国人引出“假话时代”，而在此时，普通人都“说真话”，最高领导却继续地“装聋作哑”，似乎有点太失颜面。每一个中国人，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对于“面子”都有一种敏感，作为“人上之人”的胡温难道就如此迟钝吗？
再说，人民上书胡温的行为证明人民对胡温还没有完全地失望，还存在着一线的希望，借此，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在走向民主时期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场面就可以提前预测，于是，中国社会转型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是“非暴力”的还是“暴力”？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的？不就是可以期盼的吗？
因此，在未来中国变革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上，胡温这样的人物掌握着普通人不可能掌握的权力。当民间的改革力量已经超越了共产党控制范围时，共产党高层人物怎样应对的问题虽然是一种纯粹的“个人”问题，但是它所可能引导出的结果是“超个人”的。就此，胡温如何对应汪、郑的《公开信》，我们应拭目以待。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