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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赣萍:硬战──交警二总队与中原会战

张赣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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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5日讯】在我身经的战役中,打得最惨烈、最残酷;在以一当十之下,胜得最奇异的一场硬碰硬的战争,则是交二总队配属黄伯韬将军指挥,参加“中原区会战”。那次是以“火海”对“人海”,打了刘伯承的“二野”,又打陈毅的“三野”,苦战一星期。最后一仗,打得我左腿右臂先后负伤,就在坚持“最后五分钟”的千钧一发全胜,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

那是在四年勘乱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不过,据我们亲历其境的人所了解,却胜得十分危险;假如陈毅的刘长胜纵队,在我负责的防守阵地,再发动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就“瓜得”,整个战局也要改观;又假如陈毅的“三野”,能在第六天再坚持下去的话;或者刘伯承的“二野”再加一点夹攻力气的话,黄伯韬整个兵团,连同被围的七十四军,都要像区寿年兵团一样“被吃掉”。

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打了一次大胜仗,这是什么原因? 这正如拿破仑所说︰“我能坚持最后五分钟,但敌人不能”。也正如我国“战斗纲要”的总则所说︰“我们感到最痛苦的时候,也正是敌人感到最痛苦的时候”,及“谁能支持最后五分钟,谁获胜”的道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在河南黄泛区的“中原会战”,就我当时所知及现下还记得起来的敌我态势,大概是这样的︰

共军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二野”围困郑州(当时守郑州的部队,是交警第七总队长彭自强,湖南长沙人,原任交二总队副总队长,也是一个能打的总队。)策应陈毅的“三野”进攻开封。我军区寿年兵团(区是广东人,该兵团系商邱绥靖区司令周岩的基本部队)及七十二军驰援开封,均被围困,结果开封失守;我军邱清泉兵团与黄伯韬兵团,又奉命驰援。我交警二总队,则任商邱与朱集车站之防务。当时,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在朱集车站加强防御工事时,见到黄兵团的主力二十五军及配属指挥之伞兵总队,源源西进,感到整个局势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为商邱是否能保? 全看这一仗,而在徐州剿总所辖之“华东战区”,可以使用的兵力,差不多都投入到这一次的会战中来了。

我们担任城防的加强工事刚刚做好,忽奉周岩司令官命令,配属黄兵团西进,改任驰援区寿年兵团任务,防务由地方团队接替。说得明白一点,那一次是“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等于“沙蟹”,商邱也等于是摆“空城计”。周岩司令官这一大胆冒险的决定,当不外乎基于两点︰第一,区寿年兵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也即是他的“本钱”;如果“老本”不保,他就成了“光杆司令”。在有兵才有官,有力才有势的现实环境中,他就是拼了老命,也想把这点老本救到。其次,如果黄兵团这次不能达到任务,共军挥军东犯,进攻商邱的话,仅凭我们交二总队这点兵力,也很难守得住朱集与商邱。与其将兵力分散,则不如将兵力集中;与其让我们交二总队坐守在朱集与商邱等待敌人来犯,则不如将我们交二总队派出去,加强黄兵团战力,挡住敌人在商邱以西的地区打。于是,我们奉令即行,沿商邱经宁陵、睢县、杞县、陈留到开封的公路线,向西推进。当时的行军序列,黄兵团主力在中,伞兵总队在右,我交二总队在左。说实在话,黄兵团的一般官兵,对我交二总队是不太“敬重”的;对穿着光彩,外表漂亮的伞兵部队,则另眼相看。事实上,从外表看去,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比我们好,商邱的老百姓就曾说过笑话,说伞兵总队是“少爷兵”,我们交二总队是“化子兵”;尤其在服装上,他们也真似“大少爷”,我们的确像是“叫化子”。但经过那一仗之后,事实证明︰“好看的部队不能打,能打的部队不好看。”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跟随黄兵团,透过宁陵,进入睢县,到达杞县县境之后,即被共军挡住去路。共军采用“阻援打点”的战法,滞留我们援军行动,加紧对区寿年兵团的进攻。

黄伯韬这位既非“黄埔系”,也非“保定系”,是国军中行伍出身的“杂牌将军”,却是一位深识大体,能顾大局,具有指挥才能与道德的司令官(与我在中学、军校、参谋班三度同学尹叶兰,任黄部情报参谋多年。据告、黄伯韬原籍广东,生长河北,出身微末,是北洋军阀时代李纯的旧属,由传令兵而排、连长,甚获李纯欢心,将其干女儿嫁予黄为妻)。因为在以往国军中的一般将领,不是恃宠而骄,便是恃才而狂,个人英雄思想特别重。平时表现飞扬跋扈,不识大体;战时则保全势力,有我无人,罔顾大局。这是我所见闻到若干将领所犯的通病,但黄伯韬没有这些缺点。就以那次在“中原会战”中的表现,他从始至终都是一派大将风度,所有的处置,不但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我手边没有详细地图,当时敌我两军的位置,我已记不十厘清楚,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抵达睢县与杞县之间的商邱店,黄兵团的前卫部队,已与共军打上了。从本队停止前进到黄伯韬下定决心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小时;他的决心是“攻击当面之敌”! 命令伞兵总队与我交二总队掩护他的左右(即南北)翼取守势,由他的二十五军担任攻击。

这个决心之明敏果决是值得人叫好的。第一,被围的区寿年兵团与七十二军命运,危在旦夕,他为了要驰救被围的友军,一抵达战场,即毫不犹疑的决心攻击;并且一开始便是猛攻,不计牺牲,前仆后继。与一般观望不前。畏头畏尾的将领自私作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二,他的攻击决心,是否定了幕僚人员“稳扎稳打”的建议,先在商邱店一带做好防御工事再攻,以求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他的判断,敌人那次“阻援”的兵力,是由原任包围区兵团与七四军兵力分出来的,阻力可能不强。他要在友军尚未被吃掉之前,也即是被围友军尚有余力吸引住敌人主力之前,即将敌人的阻隔力量突破,以求与被围的友军会合。在他这个判断与友军被包围之下的攻击行动,当然越快越好,越猛越好。如果迟疑观望,等自己做好防御工事再攻,说不定被围友军已被敌人解决。到时敌军倾全力对付自己,那就会攻既无力,守亦为难,我们也要重踏覆辙,走上被包围的险境。

所以,他的攻击决心一下,即将他的基本部队二十五军,全力投入战场,毫无保留的猛攻猛打。因此,一开始即出现炮火猛烈的激战场面。可惜他的明敏果决,却未能与邱清泉兵团的行动配合紧凑(其中原因只是据闻而非确知,不敢妄言),所以终因心余力绌,不但没有把当面之敌攻垮,反而因敌人尽力将区寿年兵团解决了,调出主力向我们取包围态势,开始反扑。

黄伯韬的二十五军猛攻不下。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逾隔阵地,商邱店以西的几个村落,被炮火摧毁俱尽,双方伤亡惨重。等到被围的区寿年兵团不幸被解决,共军陈毅部,倾全力反扑黄兵团的时候,二十五军的战力,已被消耗得连招架之功也有困难了。

二十五军攻击的时候,我交二总队与伞兵总队分驻商邱店南北,担任侧翼掩护任务,是取守势的。我交二总队以陈岗村为中心,分据商邱店东南面四个村庄,起初两晚上(那时制空权全操在我军方面,共军的攻击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共军对我们的攻击并不猛烈;从第三天起,二十五军攻势顿挫,整个黄兵团改取守势待援,我交二总队由四个村庄,撤守为两个村庄;将正面缩小,战力加强。我大队调回与总队部及第一大队的所在地陈岗村,加强防御力量,以待敌人来攻。二十五军与兵团司令部,则以商邱店为中心,守住附近几个村落;伞兵总队则防守商邱店以北。这几个村庄,以商邱店最大。有土围墙、有外壕、有街市。陈岗则是北方那种中等地主的村庄,陈家自住在一个小小的土围墙内面,全部砖石建筑物,总队部即驻在土围内。屋宇座北朝南,土围之外的正南面,有一大坪︰坪的东南西三面,则是一些零零落落的佃农或雇农住房,多是土墙用高粱杆覆盖,建筑简陋。该村防务,由第一大队与我们四大队担任,一大队任西面防守;四大队任东面防守,西北面是后方,通往友军黄兵团司令的驻地商邱店,由总队部的直属队抽出兵力担任警戒。其中最重要的一线,是陈岗村的正东与东北面,一条东西大道与一条东北大道均透过于此。只有十几家土墙房屋,无大坪阻隔。如果这一线被敌人突破,则可直达总队部所在地的土围之内,我队即任该村东北面的防守。第二、三大队则任陈岗北面另一个村庄的防守。

那次战争。官兵都心里有数,是一场性命交关的殊死战。因此,阵战划分之后,即不眠不休的构筑工事。那时高粱尚未收割,遍地都是“青纱帐”,这是在北方作战最感头痛的一种农作物;高粱有如甘蔗,高达十尺上下,是一种利于防空,利于兵力运动,掩护攻击者接近阵地的最佳屏障。我们防御部队第一步便是“扫清射界”,将阵地前五至八公尺的高粱树木砍倒;在阵地正面,挖了一条深宽约二十尺的外壕,作为阻绝工事,用竹签树枝插在壕底。所幸河南一带,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沙土地。地质松散,挖壕颇易。另用木板树干,作为各种子母堡及机枪巢的覆盖,上用泥土掩埋;以指挥所为中心,向前后左右挖交通沟,准备将这一场料想中的激烈防御战,完全在地下进行。幸好共军是画伏夜攻,而在前晚的攻势又不十分凌厉,故此我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加强工事。

等到我们的防御工事已构筑得差不多了,残酷的攻防战也开始了。

我们配属黄伯韬兵团参加“中原会战”,前后有半个月之久,而由攻击改为防御则为七天。起初两晚,共军对我们的攻击是试探性的;从第三晚上,共军主力由西向而东移动,将我们回商邱的退路截断了。以商邱店为中心,整个黄兵团,陷于四面包围中。所以从第三晚起,战况才较为激烈;而打得最艰苦惨烈的肉搏战,则是最后两晚。

从共军刘伯承与陈毅部所虏获的文件证明,共军对我们交警部队的战力与火力是“另眼相看”的,他们训令上张明较著指出︰“攻击国军其他部队驻守的村庄阵地,只要能突破阵地或村庄的边沿,战争即有结束的希望;惟有攻击交通警察防守的阵地村庄,突破边沿,才是正式战争的开始。”他们的文件上又说︰“攻击其他国军阵地的时候,可以利用火力间隙跃进;攻击交警部队的阵地时,唯有在密集火力下冲锋,因为他们很少会有火力间断的机会给我们利用。”

那一次,共军对我们的攻击,即是秉从以上两个要点,完全用“人海”来抵制我们的“火海”。除了行破坏性与制压性的火力战之外,他们在冲锋的时候,很少用枪,所用的是胁从而来的“民兵”,也可能根本是老百姓的性命,把炸药捆缚在人身上,空着手扑到我们阵地前来,使人身与炸药一起开花,炸破我们的伏地碉,机枪掩体;再驱使成_成阵的人,作波浪式的冲锋,死了一批又来一批,用尸体填满外壕,用肉体堵塞枪眼,而为他们的正式部队“铺路”。这,就是举世知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人海战”!

我在此只记叙那次“中原会战”,最后两天晚上陈毅的“三野”,在我防守阵地前面所表现的“人海”战绩,也就不忍卒睹,够伤心惨目的了。

共军对我们的包围圈形成后,攻击重点,由西南面,转移到东北面,正北面的伞兵总队阵地,首先被突破,造成很惨重的伤亡。黄伯韬的主力二十五军,自攻击顿挫之后,已经大伤元气,不但再无攻击的力量,连防御的力量也没有,杂兵夫都被抽调出来担任警戒任务;所剩下来的,尽是伤兵与非战斗人员。兵团司令部的安全,全靠我们交警二总队与伞兵总队,拱护司令部所在地──商邱店的外围阵地。如果我们的阵地不守,商邱店根本无法抵抗来犯的敌人。

记不起那是改取防御的第三天也还是第四天,伞兵总队防守的一个村庄,被共军攻占了一大半,只剩下靠近商邱店的一角还在据守中。那时,我们交二总队虽然也被攻,但并不费力即将来犯共军打退了。黄伯韬接获伞兵总队阵地岌岌可危的求救报告,因无兵力可以增援,要我们交二总队派兵反攻,协助他们收复已失去的阵地。真没想到这个装备精良,光彩得有如“花花公子”的部队,打起仗来竟会如此“水皮”。

据原在我交二总队一大队任职,而今日也在香港的谭云龙兄说,他们大队那次奉黄伯韬命,反攻伞兵总队已经失守的阵地,只有半天的时间,便将那个已被共军占据三分之二的村庄收复回来了。将阵地交还给伞兵总队之后,又归还制建,回到了陈岗来防守我们自己的阵地。

在轻兵器方面,伞兵总队是全国首屈一指,装备最精良的一个部队。他们的待遇好到什么样子呢? 我们交二总队在分队长这一官阶的人,有手表的就不多;而他们伞兵总队的士兵,大多数都有手表。从这一件小事物去比较,这个部队待遇之悬殊,也就可以想见了。他们的待遇如此优浓,装备如此精良,怎么会一打即垮呢? 据谭云龙兄当年目击他们阵地失而复得的情形分析,那一次他们也打得惨苦,伤亡很重,可是就没有打出一点名堂来。其原因,防御工事构筑不得法,火网组成不够严密,应战时沉不住气,不当打的时候,拚命的打;到紧急关头要拚命打的时候,又没有力气打。把火力与人力都消耗在敌人尚未接近阵地之前,等到敌人以“人海”来冲锋的时候,不是因为伤亡过重,而使阵地的防守力削减,便是由于已经射击很久的武器,在千钧一发时发生故障,因此未能将精良装备的功效发挥,造成伤亡严重,战绩平庸的后果,予人以“虚有其表”或“好看不好吃”之讥。

说了人家再说自己,绝非“丑表功”,那次“中原会战”,得以将危如叠卵的局面保持平安,共军发动陈毅和刘伯承的两个野战军,一共十多个纵队围攻均未能得逞,先期得归功于二十五军的攻击精神,后期改取防守,则完全得力于我交警二总队的沉着应战,官兵应命,每人都能以一当十;以百当千。

那是一场最强硬的战争,也是一场最残酷的战争﹗

攻防战进行到第五天,敌人牺牲在我火海下的人命,虽然异常惨重,而我方连续遭受五个晚上的输番攻击,不但士兵的伤亡数字日有增加,所有的防御工事,也被炮火摧毁得破烂不堪。所幸制空权完全操在我方,敌人只能昼伏夜动,我们就得利用白天的时间修补工事。但是,由于日工夜战,官兵们已经五天五夜没有休息过了,因此人人疲累不堪。那时,我们最感需要的是睡眠。

以我自己来说,战事进行到第六日早上,我去参加总队召开的干部会议时,他人在报告晚上战况,敌我伤亡,我竟会把头靠在墙壁上,呼呼入睡了。一直轮到我发表对战局意见,才被旁边的同事,把我推醒,从睡乡中拉回到现实中来。只是说︰“伤亡太重,疲劳太甚,请求增援,或把我们调到第二线休息一晚。”

可是,我有伤亡;人家也有伤亡;我获不到休息,人家也获不到休息。因伤亡而造成的兵力不足,因日工夜战而造成的疲累不堪,几乎是全总队共有的现象。所不同的,只是轻重之分而已;但以我们防守陈岗的一、四大队最甚。

那时也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五月初旬。在我的生活体验中,连续不断的不眠不休共有过两次;一次是抗战时的“常德会战”,一次是戡乱时的“中原会战”。前者是冬天,在责任感与好胜心的驱使下,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奔劳中,有十天左右未曾脱衣解鞋安枕过一晚;后者是夏天,在枪林弹雨的生命威胁下,也足有五天五夜未曾合过眼。但在比较上,由于天气与心情的关系,后一次的疲态,更胜过前一次;我自问在挥汗如雨的夏季战场上,任是金刚不坏身,也不可能支持一个星期不眠不休的。

我记得总队长张绩武在那次会议中,曾以痛苦的神情,沉痛的口语作了如下的总结︰“根据昨晚上的战况,与从俘虏口中获得的情报,敌人的攻击重点,已很明显的指向陈岗村的正面了。现下黄兵团已自顾不暇,这位司令官的指挥道德,是不容我们稍有怀疑的;事实上现下商邱店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已经成了伤兵医院,非战斗人员,均露宿在街头,不但无兵力增援我们,现下存的炮弹也少得可怜,昨日就已不够一个基数了。如果今日再获不到空投接济的话,今晚上连炮火也不能作有效的支持。你们想调防休息,请求增援均无法实现。大家实在无法支持的话,现下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放弃陈岗撤守到商邱店去与黄兵团会合,和他们在一起死守待援;伞兵总队已经决定撤退到商邱店。第二、利用我们的轻装备突围。”

大家对突围一案颇感兴趣,由于在别动军时代突围当家常便饭,所以大家也颇有把握,于是,纷纷讨论突围的办法。有人主张出其不意;先向西南面冲出去,脱离敌人之后,再折转向东回商邱。张绩武对这一案下不定决心,他感到在道义上有对不起黄伯韬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走,黄兵团与伞兵总队一定要被共军“吃掉”。

最后,又轮到我发言,我反对他们的意见说︰“对这两案我均不赞成。第一、黄兵团现下整个退守在商邱店,据说土围墙之内的人马密度,有如蜂巢;天上落一颗石子来,也可能打伤人,连杂兵夫都要拿枪任防守任务。我们去,也必定是担任土墙外围的防守,工事不如我们现下的好,地形地物又不熟习,说不定我们立脚未稳,部署未定,就要被敌人冲垮。与其垮在商邱店,则不如战死在陈冈,死了也可获得一个死不后退的名节。第二、我反对以从前突围的经验,来估计这一次突围的后果;姑不论后果如何,起码,这几天专是我们四大队,负伤的数十名官兵,就要在突围的时候把他们抛弃在此地。他们是为保全我们的生命而负伤的,我们忍心把他们抛弃,任由敌人去宰割他们的生命吗?”他们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最后我悲愤的说︰“如果没有人愿意与我调防,让我休息一天再打,我只有在现阵地上打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后来决定不撤退、不突围,阵地照旧,由总队部调出人力来为我们加强修补工事再打。

那次的阵前会议,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回到防地又召集自己的干部开会,将总队会报情形宣告后,他们一致支持我的决心,均不赞成因突围而舍弃负伤的弟兄罔顾,大家生死与共,向我保证决与阵地共存亡;只要一息尚存,即不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他们虽然表现得慷慨激昂,我还是为他们加油打气说︰“从昨晚上敌人遗留在我们阵地前的众多尸体看来,他们的攻击,也可能到了强弩之末的困境,我相信再坚持一两晚,援军可以到达,我们的围也可以解了。”我将兵力调整伤亡,把预备队一起投入到第一线上去填补伤亡,把非战斗人员集中在指挥所,作为必要时的使用;要他们轮流作息,准备天黑后恶战。我带兵是只要求原则,不拘小节的,平时在生活方面,根本没有阶级的分别,我也从来不啰嗦他们。但在战时如果作战不力,或临阵退缩的话,我可毫不容情,开口是枪毙,闭口也是枪毙。他们燎解我的性格,我也了解他们的战力,在那几年长期处于作战状态中,平时亲如手足,战时确能互信,虽然我从未枪毙过人,那一次我还重申前令。结果,在那天拂晓时战况最危急的时候,一个名叫熊光辉的战斗组长,从第一线退下来,被我亲自扫了一排汤姆森枪弹,打得他肚破肠流。后来他伤愈归队,我才知道,他的擅离岗位后退,是有一段恩怨原因,也是一次现眼因果报应在内的,这事容后再详记。

那晚上的战况,一开始便是激烈的,黄昏时份,敌人的炮火炽烈密集,对中我们防守的商邱店与陈岗村,进行每次十发“并蒂梅花形”的轰击,而我们放列在商邱店的炮兵,起初可听到还击声,打到半夜便噤若寒蝉,原来炮弹消耗尽了,只有挨打的份儿。那次敌人还使用一种声音异常尖锐刺耳,好似是开花弹的机枪,居高临下向我们作密集扫射。那种枪声响得古怪,是我们前所未闻的;给予人的精神威胁很大,听起来,好像就在头顶开炸,其实它的弹道还是颇高。那种枪弹在头上飞过,像我们这些久经战阵的官兵,也会感到有抬不起头来之感。等到以后我们了解这是靠怪声吓人的玩意,他们也就黔驴技穷了。

那一天反常态之事特别多,晚上九、十时左右,他们即开始冲锋,使用“人海战”作波浪式的冲! 从各方面的枪声动静看来,敌人对其他方面,都是牵制性的佯攻,主要的人力火力,都集中在我大队正面;上半晚的攻击箭头,指向我阵地的正东面;下半晚的攻击重点,指向我阵地东北角的路口上。好在我们自动连发武器,藉工事掩护身体的交叉火网,对付共军那种原始的“人海战”攻势,只要沉着应战,是游刀有余,可以火力而补人力之不足,以一当十,百以当千的。但是,凌晨前后正东面的阵地,还是被敌人突破五、六次,而每次冲进来的敌人,也都被我们消灭在阵地内。我们捉了两个活口俘虏,从其口供中,才知道那晚上攻击我阵地正面的敌人,是兼程调来的一个“攻坚纵队”。我感到这场攻防战的艰难了。

所谓“攻坚纵队”,又名“长胜纵队”,这是陈毅所属“三野”之中,最有名的一个战力强、装备好、能打能冲的一个纵队;“三野”的其他纵队,攻击我们交二总队阵地,虽然轮番攻击了五天五夜,只有伤亡,而无进展,故调来这个“攻坚纵队”,来一次“硬碰硬”的搏杀。

下半晚,他们把攻击重点,指向我阵地东北路口。这是最接近陈岗土墙围子,总队部驻在地的一个重要路口,在战术上说,这是我方“最感痛苦的地方”,也即是“攻其所必守”的重要部分。因为只要把这一线突破了,便可直取我们总队部。

“攻坚纵队”的攻坚法,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按着他们的“攻击三部曲”进行,先用火力攻击,以炮兵行制压舆破坏性的轰击;再以步兵重武器向我阵地作摧毁性的射击。在这一阶段中,他们所收到的效果,把我们的电话线炸断不少,上下级指挥所的通讯联络,时时会发生中断,但也很快便修复了;此外,便是把那些没有人住,用高粱杆盖覆的民房,被他们打来的燃烧炮弹炸起了火,但我们的官兵,都已进入到有掩盖的地下工事里,对人命杀伤力不大。

第三步便是“人海”战。那是惨绝人寰,将人命视为草芥的一种最野蛮而无人性的“战术”,也即是毛泽东在生被碎尸万段不足以惩其恶,死后挖坟鞭尸不足以赎其罪的一宗最大罪恶,是他所欠中国良善民众最重要的一笔血债。这种把人命贱过蚂蚁的“人海战”国共作战时惯常使用,在韩战场也还是使用。从去年十一月间,中共军事负责人林彪,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所提出来的那篇“继续定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所说“要把美帝消灭在民众战争的海洋里”一文中,重点还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使军队不怕死”;最后的结论,则是“以人海赢取胜利”。较早以前,更说过“中共不怕核子战,把中国人炸死一半,也还有二、三亿人活着的。”这是“气壮”吗? 这笔血债,让以后的史学家去清算,在此暂且不谈。我想在此提及的,是他们这十多年来,用以教练军队“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什么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塞枪眼;王杰身扑炸药包;罗光燮以身起地雷…
…等等。不明其真相的人看了,或者会认为他们真个了不起,但以我们这些身经目击的人看来,除了嗤之以鼻外,唯一回应是愤!恨! 再加上一句“没有出息”! 搞来搞去,搞到今日,还是用这一套作为对军队的教材。如果遣也值得敬佩的话,“义和团”那班“大哥、二哥、麻子哥的冤死鬼灵牌,中共是应该搬进“红朝庙堂”去“奉若神明”才对。

以上所举出这班“典型人物”的“英勇故事”,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看以下我在“中原会战”时所目击的事实。

我不是“唯武器论”者,我承认打胜仗的原素很多,不完全决定于火力,但也不完全决定于人力;我坚决反对中共的“人海战”,我愿在此揭发中共使用“人海战”的真情实况于世人之前,我要向世人控诉中共“人海战”的罪恶!

在“中原会战”中,中共对我们防守阵地的攻击,把“人海战”发挥到了极限的一次,即是调来刘长胜的“攻坚纵队”,向我军发动猛攻的第六天晚上,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的人命,向我阵地作波浪式的冲扑,真是前仆后继,钻进到我们火网裹面来。外壕他们是跃不过的,起初,用人抬着绑接的木板楼梯,想倒放在外壕上面,作为冲锋的桥梁;但他们的人,尚未接近到外壕便倒下去了。以后他们改变办法,以人命来填壕沟,被我们射倒一批在外壕裹,又冲上第二批,第三批,……这样,一直把一条约有二十公尺乘二十尺阔度与深度,长达约一千公尺的外壕,填满了好几处尸体;尸体堆积高与壕齐,然后便以尸体做桥梁,再以“人海战”,扑近我们的阵地。照中共所表扬的“典型人物”与“英勇故事”。这些数以百计的“舍命填沟壕”的人,都应该算是“英勇故事”中的“典型人物”。

但这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三野”的战斗兵,而是连军服都没有穿,身无枪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是中共高唱要“解放做主人”的真正农民。他们是受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甘为“民众解放战争”拚命的吗? 不是,决不是,因为事后我们见到的,是用一根绳索,串绑着十个八个人的左手,一起倒卧壕内或地面;我们还在现场检查出中共的“罪证”,有若干人的子弹伤痕,是从身体后面打进去的。这说明一点。中共除了胁迫他们这些善良的农民,作为“人海战”的前驱牺牲品之外,还在他们的后面架起机枪,迫使他们有进无退,有死无生。为着要达到以人命填满外壕的目的,把这班善良的农民,驱使到战场上来,“背腹受创”而后“前后夹击”,这是我目击的事实,也是中共草菅人命的最大罪恶! 中共对“解放军”的教材裹面所列举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胸膛堵枪眼”,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就以我亲眼遇到见到的,除董存瑞与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就以那次“中原会战”来说,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中共今日只表扬一个董存瑞与黄继光,这就未免太“浓此薄彼”,我要为那次舍身炸我们的碉堡,用胸膛堵塞我们的枪眼那一批“英雄人物”呼冤而不值了﹗他们炸我们第一线伏地碉堡与机关枪掩体的办法共有三种,第一是炸药捆在北方农民叉麦杆的树枝叉子上,企图爬近我们的工事,伸在枪眼口上发生爆炸;第二是把炸药绑在人身上,扑到我们的工事前面来;第三是想用手榴弹掷进我们的枪眼裹。可惜他们这三种办法都“弗灵”,人还没有接近我们的阵地。便被我们的自动武器,击毙在阵地前面;炸开了的,也是炸倒他们自己。

像这种“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人,则多是“三野”的真正战斗兵。事后我们从他们遗尸中发现,身上绑有炸药,或手中拿着炸药木叉的死者,只有两三个是穿农民衣服的。

说到“黄继光胸膛堵枪眼”的“英雄人物”,那就与用人命填外壕一样,事后我们检查堆积在工事枪眼前面的重叠尸体,发现最下面两三层尸体,都是穿农民衣服,并且手腕上串绑有绳索的,只有上面或倒毙在尸堆前后左右的尸体,才是穿着“三野”军服的士兵。因为那一次,他们遗弃在我们阵地前面的尸体与重伤者,专是我所守的阵地正面,便有三、四百多具;全战场的遗尸近三千具。战事进行到如何惨烈,也把中共号称“万应万灵”的“人海战”真面目揭露无遗;因为其中半数以上,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老百姓,虽然极大多数都是牺牲在我军火力之下;但也有少数因畏缩不前,被共军押阵驱迫的枪弹射死。但这笔血账,却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共负起清还的责任。

至于号称“攻坚纵队”的刘长胜纵队,他们的真正战力如何呢? 他们的战斗兵亲自上阵,是在上述火力战与“人海战”铺平了冲锋道路之后,这才正式上场作秀他们的“攻坚术”。从他们遗在阵地前尸体上的文件,以及捉到他们的俘虏口供中得知,他们的攻击,是分成小组兵力,由“指战人员”分担率领与督战任务;冲锋前要开会,冲锋顿挫了也要开会,打胜了要开会,打败了也要开会。这叫做“打通思想,检讨得失,检查功过,大家抓主意”。

谁都知道,共产党是会议最多的,鸡毛蒜皮的事开会,拉屎撒尿不出也开会︰开来开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张“万灵万应药方”。但是,他们军队在战前、战时、战地也忘不了开会,则是出身在湘、赣边区做土匪的贺龙发出的指示。他说︰“实行火线上军队开各种大小会,发动士兵_众如何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困境,攻克敌阵,达成任务。在军队长官指导之下,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把不同的意见摆一摆,议一议;对有错误意见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一做说服工作。打过一次仗之后,又要检查检查,总结总结。”那次刘长胜纵队,从开封调来攻击我们,就曾开过这种会议才开始冲锋的。先用机关枪驱迫老百姓上阵,为他们填外壕,堵塞枪眼,身绑炸药,都是在会议中想出来的办法,藉以克服短射程火力不及我们密集的缺点。

他们正式战斗兵担任冲锋的时候,每人都把身子扎得结结实实;一律穿桐油浸过的布底鞋,用布条捆在脚踝脚背上;每人有手榴弹,工作器具,大小裹伤包。我眼见有几个家伙的跳高爬墙工夫练得不错,堪称高来低去;可惜他们的手刚刚能抓到墙头,身子已经中弹,又从高处掉了下来。后来我们让他们从墙外跳进墙内,墙内边早有人在“迎驾”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那两个活口俘虏,就是这样捉到的。当时翘口不开,什么都不肯说,等到战事结束,到了商邱,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共产党罪恶说个没完。

在“中原会战”中,我总队遭受共军“三野”陈毅部数个纵队的轮番攻击,但以第六晚上刘长胜的“攻坚纵队”较为犀利,他们那种“人海战”,如果兵力分发没有纵深,火网构成不够密集,应战不能沉着的话,阵地是很容易被他们冲破的;就是我们交二总队这样不怕攻。能打真军的部队,也于那天晚上,在“敌有后继”而“我无援军”的情形下,几次被他们冲入阵地。打到最后,我亲自上阵负伤那一次,如果他们再加一点点“工本”,再来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已曝尸陈岗,整个黄伯韬兵团也要在那一次完蛋。

因为从下半晚起,共军发动四方八面的总攻,火力发挥到最大限,整个战场上都被笼罩在一片烟云弹雨中;我方的炮兵,因为没有炮弹,早就成了“哑吧”。共军即利用炮轰这一阶段,将步兵与“民兵”接近我们阵地。“攻坚纵队”发起冲锋的另一特点,是“杀声震天”,故意大喊大叫,“冲呀!杀呀﹗”之声不绝于耳,想在精神上为他们自己壮胆,给予我们一种恐怖的威胁。这种“夜行人吹口哨”的喊叫,对我们不但不起作用,反因目标暴露,回敬他们的是一种密集的交叉枪弹,打得他们哑口无言。

那晚上,大家都对后援绝望,所以根本不作请援的打算;人人抱定必死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所以,我在地下指挥所裹,只能从枪声与喊叫声去判断那一个方向,那一个据点的战况,第一线防守的人,不会因伤亡而向我报告求援的。我们在阻绝外壕的内岸边,将连日来消耗的空弹壳集中,又布置了一线“地雷阵”将手榴弹埋在地下,上面用空弹壳覆盖着,只等敌人街过来,将引线一拉,便可像地雷一样爆炸。这种“地雷阵”,炸死人的威力虽然不足,因弹壳四射,炸伤人的力量是很够的,当我们听到“地雷阵”全面发出爆炸声后,知道阻绝外壕已不足恃,被敌人冲过来了;敌人一过外壕,便接近我们的主阵地,攻防战的高潮,也随之而掀起!

总队部的全面观察,那晚上敌人攻击重点,很明显是指向我的正面。总队长张绩武,担心我的阵地,又无援兵可增,问我的伤亡情形? 我报告他︰“已与下面约定,不报伤亡,打到一个不剩为止。”他在电话裹,搬出我们张家的前辈烈士来向我们打气,说了张煌言,又讲张家玉这两位明末时代的诗人烈士,我记得他还曾念了几首张煌言与张家玉的诗,要我纪录下来;迄今紧记未忘的,是张家玉所作的两句︰“杀身取义吾曹事,志士何须问葬埋!”悲而且壮,视死如归,那时,我们都有这种气慨!

参谋主任殷兹福,江西南昌人,舆我私交甚笃,他调了两辆战车,放在我阵地东北路口上,作为活动碉堡。他告诉我,总队长已作不成功便成仁的打算。他在电话裹为我打气与加油,则是背诵文文山的“正气歌”。最后他与我同声叫出︰“江西文天祥,打死不投降”的口号!

到凌晨三时左右,敌人的枪炮弹密如雨点,房舍起火,电话线被炸得七零八落;上、中、下的通讯连络,全部中断,我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到来了!那晚上我身边根本没有预备队,战斗兵一起填补了第一线连日来的伤亡,只有三十多名非战斗人员,所幸他们也都是久经战阵,知道使用武器。我要他们能够作战的,每人选择一支杀伤力最强的汤姆森机枪;缺乏作战经验的,则用轻便的卡宾枪,并将伤亡战斗兵遗留下来的弹夹,尽量装满子弹,随时准备出击。又将文件整理了一下,不必要的都烧了,必要的打成一包。当我作出种种“杀身成仁”的准备时,三十多名官兵,一个个都神情肃然,我要他们一同默念著张家玉的诗句︰“杀身取义吾曹事,志士何须问葬埋”。

拂晓前,东北路口阵地,响起一片密集枪声与喊杀声之后,静下来不闻一点声息,我正为这方面担心,想去巡视阵地,彭承弼队的一个传令兵,从交通壕跑下来,气急败坏向我报告︰

“彭队长阵亡了,第一线阵地官兵伤亡已尽,敌人正抢占我阵地各据点。”其他的人听了,都持枪起立。

“马上出击!”这是在心理上早已准备了用生命去迎接的一个关头,所以大家并无惊慌失措之感,我说了这句话,即写了一封“绝笔书”给张绩武︰

“总座! 东北路口阵地已被突破,第一线官兵伤亡俱尽,我率非战斗人员出击了。如有兵可增,请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即来东北路口;否则,请在第二线迎战,勿以我死为念。”

我将此信及早包好的文件,交给副队长文振斌。请他携去总队部。(文振斌湖南礼陵东宝乡人,黄埔第六期,与总队长张绩武同期,他却做我这个十七期小老弟的副军,长官部下均是六期老大哥,也是我的经历上一大异数。)他当时紧握我的手,热泪盈眶,一句话也没说,牙龈一咬便去了。我的眼睛没有泪水,却是两团火,一声“拼啦”! 提着汤姆森枪,首先冲出掩蔽部。沿着交通壕,向东北角的路口上冲过去。那时,只听到两辆战车上,发出来的机枪声。我快要接近东北角路口时,在烧着房屋的火光照耀下,见到一个人从阵地跑了下来;我不相信我的士兵会临阵后退,以为是敌人冲进来了,所以毫不考虑,当即举枪射击!枪声响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那人双手按在肚子上,身体旋转一下便倒下去了! 我走近去一看,竟然是彭承弼那个队的战斗组长,跟随我四、五年的一个四川籍老战士熊光辉。被我一排汤姆森枪,打得肚破肠流。但他是最忠实勇敢的,怎么会在紧急关头擅自离开岗位后退?

“我该死,请赶快上去吧,敌人就要冲进来了。”他在痛苦呻吟中,断断续续说了这几句话。

“真是该死的东西!”我内心虽然一阵愤怒,一阵怃然,但也不忍见他这样痛苦死去。在身边指派一名伙夫说︰“你把他扶下去裹伤。”

这时,枪声四起。我跑步抢到东北路口的机枪掩体工事里去,内外尸身纵横,我也无暇细看,但所有的枪眼,都被敌人的尸体堵塞住了,在工事内面,根本无法射击。于是,我又爬出工事,在附近一幢矮墙后面,靠着一棵半截树干作为凭借依托,注视阵地前面的动静。目力所及之处,只见伤亡枕藉,敌人正利用尸体作掩护,蠕蠕而动的向我方爬著接近过来;在军事术语上,这叫做“匍匐前进”!我对正爬动的目标开枪了,其他随同我来的士兵,也在找寻目标扫射,敌人无所遁形,又想以先声夺人之势,喊杀喊冲,一个个从尸体后面站了起来,向我猛扑。这次是短兵相接,双方距离很近;黑压压的人潮,如波涛,似潮浪;冲过来一排,倒下去一排,三十多枝连发自动枪声齐发,敌人的“人海”,还是抵不住我们这种碎骨穿窿的“火海”。一个人在以性命相拼的时候,是疯狂底、兽性底;他们是疯狂的冲扑,我们是疯狂的扫射。经过一阵搏杀后,阵地前的尸堆更高了,地下陈尸的面积增大了;敌人攻势顿挫,活着的退了回去。我直到生命的威胁解除,注意力由前面而收回到自身附近,才感到我的右手臂灼热痛楚,一股似汗水的热流,已经流到我的手背;下意识抬起手来往鼻头一抹,闻到一股血腥味,原来我的右臂已经负伤。我将枪交给左手,伸张右手臂,握紧拳头伸缩了两下,虽然痛楚,但不严重,可见并未伤到筋骨,只不过是子弹的擦皮伤而已。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士兵,自己掏出手帕来,用左手与牙齿,将伤口处缠扎。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战力,阵亡一人,负伤数人。我将剩下来的廿几个人,分成两线“纵深”配置在东北路口上,准备敌人再次冲锋。

刘长胜的“攻坚纵队”,这次是碰上了真对头,“打铁趁热”,他们又发起冲锋了,这次短火力与人命并进,先用轻机枪对正我们扫射,但很快就被我们战车上的机枪制压下去了。紧接而来的,是排山倒海式的人潮,雨点式的手榴弹;手榴弹抛出来,他们卧倒;手榴弹炸开,他们站起身来又掷又扑过来。我们不管他手榴弹的爆炸,只将枪口对正他们扑过来的人潮扫射;由一个负伤的士兵,帮我传递已装子弹的弹夹,打完一夹子弹,敌人们倒下一排;后面的敌人又扑前。我第二夹子弹又扫出去了。枪声、手榴弹声、冲杀声、呻吟哼叫声混和一片﹗天昏地惨,鬼哭神号,双方都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期了。

“轰隆”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自我站立的土墙内边,我在左腿好似被人斩断了一样,膝盖以下知觉全无。身体失去平衡,一屁股跌坐在地下,这才感到膝盖部位颤痛难当,血在顺着小腿涔涔而下。我双手抱压着大腿,抚摸著小腿,断定伤在膝盖骨,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声“糟啦”! 我就地一撑,把身子靠坐在墙边。

经过一阵激战之后,战场上又由激转趋于平静,敌人冲锋再次顿挫,双方水静河飞;都在静静地注意对方的动态,均无枪炮喊叫声发出。但我左膝盖的伤,却刺痛难耐,整条腿子痛得抖索颤动不已;右手臂的伤,反而不觉得有什么痛楚。

靠近我左右的官兵,爬近我身边来轻轻的问︰“是不是挂了彩?”

在生死系于一发的严重情况下,我只有咬紧牙龈,忍住痛苦,以免动摇军心。以坚定的口吻说︰“没关系,你们注意前面,把弹夹装好。”我向他们要了一双裹腿带(可怜得很,我们连裹伤包也没有一个),先将最痛苦的膝盖部位绑着;再在大腿上也紧绑了一度,以制止血往下流。我就地坐在土矮墙的内边,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来。这时敌人又掷来无数手榴弹,鬼喊鬼叫的发起冲锋了!

可是,我方还击的枪声,比上一次稀疏得多,这说明我带上阵地来的官佐杂兵夫,已有不少伤亡。我内心一懔! 在拼命保命的垂死挣扎之下,我连续不断的怒吼,以壮在生者的胆量;将汤姆森搁在土墙上,对中冲过来的敌人扫射,又将敌人的攻势阻遏了。

正在间不容发的时候,后面的增援部队跑步赶到,大声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也顾不得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与目标,叫他们来到我的位置,然后向左右伸展。增援部队是总队部担任内线警卫的特务中队,总队长张续武在无援可增之困境中,连卫兵也赶来前线,这表示是全部本钱“沙蟹”了。

他们是零零落落的来,我只留一组人在我身边,指挥其他士兵抢占两边阵地。

这是,已经拂晓时分,天色由漆黑而转为混沱;混沌中微露曙光,皱紧眉头,集中视线焦点,已经可以分辨出约五十公尺距离以内的事物。看过去,遍地是人,就不知伏仆在地下的究竟是死人也还是活人? 这是攻防战最吃紧的重要关头,在时间上设身处地为敌人着想,他们只有“不进则退”两条路可走。刘长胜的“攻坚纵队”,攻击精神的确是旺盛的话,就会利用这天色将明未明的半小时,破釜沉舟再发动一次猛攻;如果这个“攻坚纵队”是徒有虚名的“水皮”货色,那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后退,而将这一晚“不远百里而来”的冲杀,功亏一篑。

我一想至此,马上作出一个决定,向左右发出命令,不管敌人动态,不问有无目标,对正敌方来一次全面性的盲目扫射──使敌人从枪声突然转于辽阔密集中,知道我方已经有了援军,就是想再发起冲锋,也是枉然的事,只有白白跑来送死而已。

这一轮放爆仗也似的密集枪声响过之后,只隐隐约约听到阵前的呻吟哼叫声,竟听不到敌人一枪一炮的还击,我感到当面敌情有了不寻常的变化。

敌人竟会由动而静。静到如一池死水似的无声无响,我判断他们在“不进则退”的抉择中,已经决定退却了。

这时晨光曦微,面对东方的天际,已泛起一抹鱼肚色的白茫茫光亮,一百公尺内外的事物,已经可以看到;并且第二次整批的增援部队已经到来。我内心顿感兴奋,连左腿的伤痛也忘记了,右手扶著土墙,左手扶支著枪身,站起身子马上发出逆袭命令,由已经占领阵地的第一批增援部队,掩护第二批刚到来的增援部队出击。

“冲呀!杀呀!”我们冲出主阵地,冲过外壕,踏在遍地尸体,已经扫射界地带;一个个像出闸猛虎,似入海蛟龙,带着挨了一个星期打的满腹怨气,与替自己同志报仇泄恨的满腔悲愤,冲进了高粱地带的“青纱帐里”。

千钧一发的危险战局,就在这已经不堪一击而最感痛苦的五分钟内,转败为胜了,左右友军阵地,见到我们已经击败当面之敌发动逆袭,他们阵地前的敌人也旗鼓偃息,大家“照办煮碗”,一同下令出击! 一时冲锋号声与喊声,响震云霄。总队部下达全面出击命令! 大家把枪支夹在腰间,对中高粱地扫射,然后冲了进去,抢占已经失陷的前哨阵地。

当我听到枪声渐稀,而远处高空传来的飞机声渐近;我又见到派出逆袭部队回报的士兵,是挺胸直腰,大摇大摆的向我走来,我断定六天六夜的围困已解,敌人已经无力再攻了。我好像卸下一副千斤重担,吐出一声大气! 整个身躯似太阳照耀下的雪人,右膝一软,跌坐在土墙边再也直立不起来了。上半身成了尘埃满布的泥人,下半身成了惨不忍睹的血人,满头泥沙,满脸汗水混和著灰尘,真是“面目全非”!

不久,总队长张绩武带着幕僚人员来到了。见到我这个样子,紧紧的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话来。很久,才说︰“老弟!难为了你──”他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我只报以一丝苦笑。

不久,司令官黄伯韬也带着幕僚人员来巡视战场,他问了我的伤势,叫副官从图囊裹拿出一盒“盘尼西林”,要我即去裹伤注射。并说︰“这次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打得很好。”

敌人只求赶快脱离战场,撤退得颇为快速,利用“青纱帐”,主力于当天后撤;掩护部队也于那晚上退得一个不剩。可是,我们连追击的力量都没有。战场上遍地都是伤亡,重伤者在死尸堆里转动,或发出哀鸣叫号,只求我们的官兵“补枪”;伤心惨目之状,不忍卒睹,不忍卒听! 但我们把敌人的重伤者,一起抬送野战医院。

可是,与我从江西、湖南、湖北来到河南,同甘共苦了多年的官兵,在“中原会战”中牺牲将近一半,另一半的一半也负伤了;只剩下四分之一的好人,到野战医院来探看我们,大家都有恍如隔世之感。我见到生者,问起死者,我哭了!并且哭声甚哀。

事后得知,当我们吃紧的时候,徐州总部的重要文件均已装箱,准备后退;只要我们的败讯一到,徐州即准备弃守,因已无兵可增可守。这真是一场“惨胜”的战争! 那次黄伯韬与张绩武同往南京接受“青天白日勋章”,我躺在医院裹授“宝鼎”勋章,但我很少佩戴。因为这次战役给予我内心的感受不是荣耀,而是痛苦。我也因此常会想起“一将成名万骨枯”;及“江山代有英雄出,涂炭生灵数十年”的话!

我生平见过的死伤场面甚多,但场面最大,人数最众,情形最惨的则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日本飞机于民国二十八年滥炸衡阳;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二年常德会战;第三次则是三十七年“中原会战”。我身经目击这三次死伤枕藉,尸横遍野,肢离破碎,形同焦炭或水肿腐烂的死亡者,在感情上有三种不同的回应。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之惨无人道,滥炸平民,引起我满腔悲愤,故投笔从戎。第二次见到先期各军师友军,为攻守常德的重大牺牲;被他们壮烈成仁的英勇精神,感动得热血澎湃。惟有这一次在“中原会战”之后,使我至今仍耿耿于怀,戚戚不已的,不是我军的伤亡;也不是共军的伤亡;两军对敌,本来就是你死我活,或我死你活的;各为其主,各为其责,死伤都是份内事。可是,这一次竟会被中共强迫驱使那么多手无寸铁,连军衣都没有穿着过的老百姓,用绳索绑束在手腕上,后面架著机枪,填充外壕,堵塞枪眼的牺牲品。这种惨无人道,也是惨绝人寰的做法,就是由“毛泽东思想”所产生的“民众解放战争”中,他们自认是最得意之作的“人海战”!

这种战法,除了灭绝人性的共产党人做得出来之外,据我所知,连以残酷炎威著称于世的日本军阀,也从未使用过︰他们虽然残杀了我国很多同胞,却从未把中国人拿来做他们的替死鬼;他们打得了打,打不了切腹自杀。

而我们那一次抵抗共军“三野”陈毅部“攻坚纵队”一夜猛攻,打死这么多手无寸铁老百姓,却是在无法分辨的黑夜,在共军的想像中,以这种将无辜人命视如蝼蚁的“人海战”,攻击我们已经苦守了五昼夜的残破阵地,必定可以一鼓而下;只待把我们解决了,到他们自己清理战场时大可从容不迫,将这些替他们填沟铺路塞枪眼的民命,集体加以掩埋,消灭罪证。然后再大吹大擂,这是刘长胜“攻坚纵队”执行“毛泽东思想”的功劳;是“民众解放战争”的成效。没想到如意算盘打落了空,“攻坚纵队”碰到我们这个“防坚总队”的硬块上,一败涂地,野狼狈而逃,连想毁灭罪证,抛在战场上的重伤者都来不及拖走便溃退了。

这只是我亲自目击,敢于向历史作证的一次实证。但由此类推,中共的所谓“人海战争”与“人海战术”,其罪恶之深重,被胁迫牺牲无辜民命之众多,也是旷古未有的。这笔血债,也只有找共产党人去偿还了。这是我终身不会忘怀有机会就要向世人提出控诉的一次血淋淋的罪证。

共军进攻固然急速,退却也很快疾,说退就退,整个战场上,周遭数十里,派出去的侦察搜索小部队回报(因为无力追击)已经见不到敌踪。但遗尸遍野,我们阵地前的高粱地裹,共军筑有纵横的交通壕与攻击工事中,也血迹斑斑。

“中原会战”,就是在这样危急万分,艰苦万分中获得胜利的;这也是我从军十年,打得最惨烈残酷,守得最长久痛苦的一场硬战。我们所负的任务,是驰援被围困的区寿年兵团舆七十四军。结果,区兵团被共军吃掉了;七十二军余锦源部也像我们一样,将防守面缩小,死守待援,苦战苦守,后与我们会师于商邱店,也牺牲重大,黄伯韬、余锦源、张绩武、马师恭四位将领聚晤于商邱店时,均有大难不死,恍如隔世之感! 因为黄伯韬那次即已决心自杀成仁,所有重武器与通讯器材及马栏附近,均已安置炸药,只待敌人突破阵地,最后电讯发出,即下令破坏。我们为清扫战场,掩埋尸体,等待补充(因弹尽粮绝,连民家的棉花种也磨成粉拌在其他杂粮裹蒸煮著吃)。大伙儿集中在商邱店内外,“安营扎寨”了数天,中枢派员前来慰问,才回防商邱。

我们在商邱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与慰劳。其他轻重伤官兵,均送到后方疗养,我原来准备入铁路医院,后来张续武将我留医在商邱东门外的天主教圣保罗医院。

我在医院中,除了受到各方面热情的慰劳之外,张绩武、黄伯韬、周岩均写有题词或亲笔慰问信犒赏金送来医院,至今我还记得起来的,是张绩武先生所写两幅条屏上的词句︰

其一云“匪势披猖河两岸,人心浮动话中原。问谁可作中流柱? 独挽狂潮欲倒澜”!

其二云“陈岗火海欲吞人,杀声震天动鬼神。一夜冲锋身似铁,诘朝刀剑血痕新”。

那次他是灵感一来便写,写好了便派副官送来医院给我;先后写给我的诗词联及信函,共二十多张,其他的都记不起来了。因为他将那场胜仗,无论对上对外对内,都把功劳算在我头上。据他的检讨,造成敌人最后攻势挫败的原因,第一是我负伤不退;第二是我于援军初到,下令扫射,以示生力军到达阵地,使敌人不敢再攻;第三是能捕捉那一刹那间的战机。当敌人犹豫不定时,下令逆袭,压迫敌人的全面溃退。这三者缺一,均不可能造成胜利的后果。

但据我的检讨,这场战争得获最后胜利的功劳,则完全是张绩武处置适当,增兵迅速。因为他知道,我东北角阵地失守,总队部要受到直接攻击,与其待敌人来攻无险可守的第二线,不如将可以作战的仅有特务队兵力,一齐增援第一绫。他这个决心下得明快,随之便是处置明快;他不待特务队集合齐全之后增援,而是从他房门口到大门口,像赶鸡赶鸭一样,将站岗值勤的卫兵,见一个叫一个,马上跑来我第一线增援,然后才把所有的特务队兵力集合作第二次增援。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心明快,处置明快的话,在那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要等他下令特务队,再由特务队长集合全队兵力增援上来,恐怕我也“顶唔顺”,说不定援兵未到,我已经命赴阴曹。

军人的才能有许多种。有的长于将领,有的长于将兵;有的长于计划,有的长于组训。将将之才,可任方面重任;将兵之才,则只宜任师、团长职;长于计划的,是参谋人才;长于组训的,适宜办教育。还有一种人,在平时一无是处,但只要一上战场,其表现往往优异于同侪,这种人,我相信每个部队都有。在我所识的人之中,即有这样一位战场“怪人”,他平时简直不成玩意。在战场上则是龙精虎猛的战斗英雄。

新五军邱清泉部,有一个军校十 期同学,他凭战功连升,在民国卅六年已任上校团长。我与他在商邱县城有一面之缘,其人貌不惊人,言不出众;同赌“沙蟹”,输钱最多。而且输得莫名其妙的也是他。其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说他是邱清泉的“爱将”,新五军的“英雄”,我真有点不相信;而他以十 期学生“后来居上”,任上校团长则是事实。后据同期好友,在该军任作战课长的陈兆年告我,这位仁兄的长处,就是擅于在战场上捕捉战机,而能当机立断;每次升级,都有一个动人的作战故事,至今我还记得起来的,是他由营长升团长那一次所立的战功。

据说他任营长时,在山东境内,与共军陈毅部两军对峙,各据村庄。午夜,第一线搜索兵向他报告,对面村庄共军有口笛声与马匹嘶叫声。他获报后,即下令所部准备出击,并亲自潜行至最前线侦查,果然发现共军有集结征候。他一方面飞报团部,另派出部分兵力绕过其村庄,向其侧背兜击。他的判断,敌人午夜集合,当不外两种企图;一是攻击,一是退却。如果敌人攻击,派出兵力可扰其后方,俟其攻击行动尚未施实之前,以先发制人手段,前后夹击;如果敌人退却,则俟其退出村庄时,一追一截,两面夹攻,自可获胜。故此,他将迂回敌侧后之部队派出后,即下令出击﹗

那次共军是想于午夜全面后撤。既然决心退却,当然想赶快脱离战场;在“攻、防、追、退、遭”五种战术中,最难指挥的就是“退”。因为决心退却,不是力不如人,便是势不如人,所以奉到退却命令的部队,无论官兵,其心理都是惶恐慌乱的,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那次共军刚好退出村庄,即被这位仁兄指挥他的部队将其村庄占据并追击;共军退出村庄不远,又被这位仁兄派出的迂回部队侧击。于是进退失据,背腹受刽。新五军其他有关部队,亦乘机全面出击,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获全胜。事后论功行赏,这位其貌不扬,说话轧涩难言的十 期学生,虽然刚升营长不久,邱清泉破格擢升其为上校团长。

平情而论,这种善于捕捉战机的机智,与当机立断的处置,的确值得赞佩!因为战场上可以致胜之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难就难在时间上的把握,与决心行动的配合能恰到好处,这可不是书本上学得来的。

在“中原会战”中,还有两件事情,也值得一记,而又必须一记的,一是政府后勤官员的颟顸,克扣与贪污;二是空运空投物资人员的敷衍塞责,胆小怕死,说出来都是令人愤慨的事。但也可由这些地方,找出从窑洞里钻出来的共产党人,能在四年之内打垮国军,席卷大陆的另外一些原素。

我在上文说过,我们出发作战,是没有裹伤包的︰我从军十年,转战大江南北十数省,身历大小战役数十次,我所干过的部队,就从来没有领发过裹伤包;我与我的部属,也从未使用过裹伤包;我相信还有干了一辈子军人的老行伍,连裹伤包是个什么样子,也可能会不知道。

其次,我们交二总队于抗战胜利之后,奉命驻陇海铁路中段──徐州至开封之间,一共四年;也一直在这条线上,及附近五省边区打了四年。在这四年之中,我一直是任带兵职务,我们的部队,无论担任攻击或防御任务,都很注重工事的构筑;可是,我们使用的工作器具,四年之中从未补充过新的,并且用来用去,也只有那几把圆锹或十宇镐,又都是笨重破旧的。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在总队会报,提出要求补充我们新的工作器具,并加发可以用来砍伐树木的刀、斧、锯子;及破坏与架设有刺铁丝网的钳子、剪刀。总队部每次于会议之后,都把我们这些请求,分呈各有关上级司令部。但是,四年来我们交二总队就没有获得过一次新工作器具的补充或添发。因此,遇上紧急情况,重大敌情,我们的士兵构筑工事,除了向附近老百姓借用锄头,刀、斧、锯之外,像那次“中原会战”,老百姓逃跑一空,我们只有用圆锹的侧锋当斧头使用;将刺刀当砍伐树枝的刀剪,用以在阵地前架设柴枝竹尖的阻绝工事,用手指手掌来补挖泥锄土器具之不足。

原先,我们还以为是政府太穷,后勤补给军机用品的仓库中没有现成存品,所以也不以为意。只好以“共体时艰”之心,来自勉勉人,自譬自解。

但经过“攻坚纵队”那一晚上牺牲重力,遗尸遍野之后,我们才发现,后勤补给机关,存在开封里仓库面的裹伤包与工作器具,竟是满坑满谷,连封条都没有开过。因为,我们从共军的遗尸与俘虏身上,检获有最新式的裹伤包,与最轻便犀利的工作器具。他们的正式官兵(胁迫冲锋的“民兵”例外),每人身上都有两个裹伤包,一大一小;小的裹轻伤,大的裹重伤。每个裹伤包里,还有“止痛丸”与“红汞药棉”。每人身上都带都有乌亮发光,崭新的新式工作器具︰一把工作器具,作数种用途,有如现下的“万能螺丝批”一样,刀、斧、锹、锯、剪、钻,都可以按实际需要,在一个木把柄上装卸自如。像这种来自美国,用作森林战的新式工作器具,我们的士兵固然从未使用过;连我们这些出身“科班”的军官,也从未见过;当我们知道它的来源后,连从来不说“粗口”的张绩武,也破口大骂︰“他妈的﹗这班后勤补给机关的人真混蛋,简直可杀可剐!”

因为我们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是攻下开封之后,从我们后勤补给机关的仓库里,获得这么多裹伤包与工作器具的。

请想想看︰我们在开封东南面打了四年,请求发给裹伤包与补充工作器具,先后不下十次,我们的后勤官,与那些“王八蛋司令”竟置之不理,宁可放在仓库里等到共军来“接收”,再用来打击我们。这种事,又何能怪我们骂他妈的祖宗十八代﹗

我不是“一竹篙打死一船人”,说政府在大陆时,所有后勤补给机关的负责人,个个都是贪污或颟顸的混蛋,就我所知道与见到的后勤官,也是“茶瓜送饭,好人有限”。最会刮“粗龙”的大贪官,是出自后勤补给机构的;逃得最快,溜得最早的,也是后勤补给机构的。他们在前方贻误戎机,在大陆祸国殃军,有一个家伙,连逃来海外做寓公,做“白华”,还要在一九五○年秋冬之交,害死累死骗死交警总队长王力忠的两位重要干部于湖南长沙,被中共用五花大绑,游行枪决;这两位重要干部一位是袁庆光,一位是王庭桂。因为这两位死者,都是我的朋友,我也亲眼见到过,他俩被绑赴刑场的照片,刊登在“湖南民众日报”上。

这班贪官污吏,祸国害军,他们刮了“粗龙”来到海外做寓公,又是不是有好下场呢? 据我所知,也是很多人所知,那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如若未报,日子未到”而已。有一个大贪官,撞飞机死了︰有一个大贪官,被他的儿子媳妇逐出家门;更有一个贪污了三、五百万的“中等贪官”,他又会被另一个大贪官贪了一笔,为时不到数年竟会死了之后,连棺材也没有。像这种活生生的报应,是警世劝善的最好例证。

其次要说到在“中原会战”时空投人员的怕死不负责。我们与黄伯韬兵团被围困的第四天,因弹尽粮绝,即有飞机来投粮弹。由于四面都是敌人,我们被围在陈岗与商邱店那一小片地区,而共军又无高射炮,照理空运空投人员,是应该低飞,看清陆空连络布版摆放的位置才投下粮弹来的。可是这班“高高在上”的家伙,竟会被共军的轻重机枪威胁著不敢低飞,敷衍塞责,像“羊拉屎”一样,东一包,西一包的乱投;把飞机上装来的东西投完了,又“扬长而去”。投下来的东西,有的投到共军那边,有的投在人马密集的村庄里,所以商邱店曾发生被空投弹粮打死压伤人的惨事。

抗战八年,戡乱四载,这两场内忧外患所造成的战事,我都在作战部队工作,也都是担任基层的中坚任务,从未吃过“太平粮”,做过“卧薪”之士,这是我的幸与不幸;既跟日本人与共军在场上打了那么多年,不能说毫无心得,我自问又是一个肯用脑筋去观察研究有关事物的人,因此,我在以往的战地日记上,于每一次战役之后,都曾作过很客观虚心的检讨纪录。这些,时至今日,虽然岁月相隔长远,所作日记也早已付之一炬,化尘南飞,但静坐回思,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想将一得之见,写下来作为自己的纪念也好,作为后人的参考资料也好,想必不是多余的。

以上《硬战──交警二总队与中原会战》,原题《硬战》,是以张赣萍著《弹雨余生述》(台北︰龙文)同名一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文本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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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5 7: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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