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勇劝我戒赌。
我在纯正的革命者面前经常自渐形秽。因为我在婚姻上没遵守常人的道德规范，在近两年还学会打老虎机，输过不少钱。
立勇新婚不久说和太太来看看我，因为平时他都与用林一家同来，那次他说用林他们不来，我当时兜里输得只有两毛钱，就用棒子面粥和油煎饺子招待得他俩，真正不好意思。好在还有些VB牌啤酒存货。
立勇，这位从统治人民的工具警察队伍里走出毅然决然站在剥削被压迫被欺凌被镇压的劳苦大众一边的良心代表，事实求是地对我说：“在澳洲，赌博是一种文化，但你不是一般人，还有许多事儿等着你做呢。”
打老虎机是我近两年来犯下的很大的错误，我有必要在这里对革命群众有个交待。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圣诞节，辽尼亚将我拉下水，我当然应当自己负责，只怪自己意志薄弱，禁不起诱惑。人们常说：“开始玩的人全赢。”我亦如是，第一次是玛丽蓝滋俱乐部。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般大型请客都在那儿，那里有个马来西亚老板开的自助餐馆，食物种类繁多，做工精致，环境舒适，我个人认为，比奥本和艾士菲的同类自助餐好吃。(我儿子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玛丽蓝的海鲜不新鲜)
莲娜两岁时，我们就开始经常去就餐，十年我都没去碰过老虎机，辽尼亚忙于盖房子挣钱，从不娱乐。后来辽尼亚工伤无法干活儿，我们双双进了赌场。
我怯怯地将一张十元的钞票放进老虎机，胡乱地摁了几下，Win下面的数字不断地跳，一下就是两万多分，也就是二百多块钱。
好多人都是这么被拖下水的，挣钱这么容易，还闹个玩作，干嘛还干别的呀？
其实这都是赌场的诱饵，一次赢，一百次一千次输，直到把你全部榨干。
钱输了事小，时间永远也回不来了，赌博是变相的自杀。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我们最疯狂，有时一天跑好几个俱乐部满眼是老虎机的屏幕，满耳听到的是老虎机的音乐。
阿木批评我说：“你这是正逃避，在麻醉自己。”作协老会长说：“别拿这个当真，有一个老太太输掉了幢房子，有个老头输光钱觉得窝囊，送了命。”啊戚弟说：“你还不好写作呢，写作不挣钱可也不赔啊，这你赔钱啊!”——
我当面点头称是，一转脸我又钻了进去。
现在，我在立勇和大家的引导下，向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方向走去，尤其是这次“自由文化运动大会”使我受到极好的精神洗礼。
我已经不赌博了，与其当一个赌徒死去，不如当一个英雄死去。
但这将近三年的赌徒生涯让我看清自己卑微的灵魂和薄弱的意志。我没有信仰，不想为真理献身。
因为我知道，我从老虎机里面脱身，我必须面对我百孔千疮的祖国，那在表面的繁华下面是多少贫苦的城乡人民无助的呻吟，那在表面的歌舞升平下面，有多少思想犯，言论犯，法轮功信仰者被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牢里，如我过去一样。有的还被活体摘肝摘肾，还不如遇罗克，他是临刑后被摘眼角膜移植给一个劳模。在持续增长的经济数字后面，是多少矿工兄弟的尸体，矿工家属的血泪，多少民工被掠夺的“剩余价值”，有多少贪官污吏，就有多少倍失学儿童，流离失所的移民，——
一个作家，你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王顾左右而言他吗？当然不能。
除了没有信仰，不在愿以天下为已任，还有与生俱来的懒惰，革命重担面前，能溜就溜，能不干就不干，能不学就不学，不求上进。
在海外，干革命更好靠自觉，没人会逼你。
我对立勇说：“有人说，赌博比吸毒更费钱。”立勇说：“我在牢里遇到一个吸毒的，他的骨头都是毒。”我说：“这写在你的小说《越过冰山》里了吗？”“没有。”“你应该写进去，你亲身经历的只有你才能写好，原汁原味。”
立勇目前是个搬家工，他凝重的人格魅力并不因社会地位的低下有丝毫的减弱，七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对下层贫苦大众有了更深厚的同情，对与他一样为实现中国民主社会而战身陷囹圄的战友亲如手足。
在中国，他有北京全部政治犯的名单，每一个政治犯被释放，他就领着车队去监狱大门口迎接，直至出国后，他一直关怀着他们，关怀着受难者家属。
最近他告诉我北京前门附近住着这样一家人，母女二人，母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女儿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她们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普通的工人，“六四”那天在家中，听说军警开枪打人，冲出家门去背死伤的人，被打死了。即使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每年“六四”我都捐钱，立勇说：“陶大姐，我替他们谢谢你。”我做得太不够，太不够，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在共产暴政下不屈的高贵的灵魂，这些默默无名的民族英雄，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在未来不久共产暴政的废墟上，一定会刻上他们的姓名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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