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中非合作的价值困境

(法国)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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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6日讯】中国于二○○六年十一月刚刚在北京举办规模空前的中非峰会,一月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旋即再次踏上非洲土地。自胡锦涛二○○三年全面执掌中国党政大权以来,这已是他第三次出访非洲。

竞争外交

中国最高领导人频频访非的大背景,是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近年有了迅速的发展。二○○五年,中国已经成为除美国、法国之外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六年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由每年的一百亿美元增长至目前的五百亿美元。由于中非合作的明显进展,中国一方面通过领导人出访,具体落实有关措施,巩固成果,扩大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从整体上论证这种成功。即是说,中国非洲政策的成果不仅是中国对非外交实用主义策略的成功,也是中国所信奉的某种国际关系准则的成功。比如,在去年的北京峰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表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真诚的、无私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对非洲的积极进取外交乃意味着同西方及其他国家在非洲的一种竞争外交。

中国加入非洲竞争,从促进非洲发展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按照北京峰会的承诺,中国在今后三年内将继续扩大援助规模,向非洲国家提供五十亿美元的贷款。非洲能够提供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市场。中国如能以优惠经济条件既促进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值得欢迎。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与非洲这样规模的合作注定是全方位的,也注定不可能是排他的。这也是为什么此次中国方面表示:中非合作是公开透明的,欢迎其他国家与组织参与对话的原因。换句话说,今后的中非合作必定是在一个既有世界舆论又有非洲各国国内舆论监督之下的合作。

世界舆论压力

去年北京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也已经感觉到世界舆论关于中国可能走殖民主义老路的压力,于是利用官方传媒大力批驳有关论调。两个月后这种压力不降反升。虽然官方解释此次胡锦涛访非的基本目标是落实北京峰会承诺,但实际上,胡锦涛必须面对众多的中国不愿面对的问题:苏丹的达尔富尔人权危机,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遭到绑架;中国在赞比亚金属矿的投资造成的社会冲突;中国被指控在非洲投资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向非洲大量出口导致当地失业现象严重等等。

任何可以持久的合作必须遵守起码的价值准则。如何解决此类问题不仅是中国同非洲合作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同世界接轨对中国提出的严峻挑战。此类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就无法同非洲长期合作,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同西方竞争中就很可能很快败下阵来。那时,中国的任何冠冕堂皇的无私合作的宣示就会站不住脚,而中国自己就有可能被再次挤出非洲。从中国能源战略利益的高度来说,这个前景是严重的。国际上近年流传一种“中国模式”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乃是一种经济开放、政治集权的统治模式的成功,而在对非外交的成功便是这种模式的延长。然而,问题恰恰是目前中国在非洲遇到的困境正是此种“模式”无法输出的困境。在一种国际竞争的格局下,中国无法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对非洲践踏人权、种族暴力、专制腐败的现象熟视无睹甚至放纵庇护。经过殖民与受殖民潮流洗礼的非洲社会,民主已经深入人心。非洲一些专制政权即使是有意照搬中国模式,也难以付诸实施。非洲不少国家虽然徘徊于专制与民主之间,但总起来看,非洲大陆更靠近民主。即使在一些专制国家,公民社会业已相当强大,政治对社会、对言论的控制也达不到中国的程度。

非洲问题即是中国问题

在这种大格局下,中国如果有意以“专制集权经济开放”模式与西方进行全方位竞争的话,实际上竞争还未开展,胜负已经先定。这即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价值困境。中国在非洲所遇到的问题,不仅是非洲的问题,也同样是中国的问题。非洲国家的人权问题,社会冲突问题,失业问题,生态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无论是解决非洲问题,还是解决同类中国问题,采取所谓不干涉、不附加条件的态度,实际上正是助桀为虐,罔顾正义。如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灾难问题上,如果中国不能向苏丹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走上联合国决议轨道上来,中国在非洲将背上为了一己石油之私利,不惜纵容暴力之恶名。对于整个非洲来说,中国如果不能获得非洲公共舆论的认同,不能从人权、公义、公开、让利等基本价值准则出发,将投资与民主、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中国将成为非洲国家的众矢之的,即使在短期内利用某些专制腐败政府而得利于一时,迟早也会失去非洲。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在非洲加入国际竞争遇到的问题,也正是中国新阶段发展本身的困境。

转自《动向》2007年2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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