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几十年前反右，共产党无理取闹；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还恶毒：官方像说顺口溜似地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同时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查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里。谁能说清楚，这到底玩的是什么鬼名堂？过去把阴谋说成是“阳谋”，这个骗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现在，阳的一套：明文上掴了人民日报社论和一些极左份子的耳光，规定“独立”云云；而阴的一套：相对于作为法律太上皇的各级中共政法委来说，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部分独立，而是绝对不独立。搞阴谋的必然性在于，右派虽然打倒了，但党主与民主的矛盾非但没有消灭，而且日益尖锐。而中共既要坚持党天下（四个坚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个代表”；除了乞灵于毛的阴谋之魂，绝对没有第二个法门。总之是，中共做坏事必用阴谋手段；反之亦然，用阴谋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坏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妄加莫须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炼者；从逮捕入劳改营，劳教所到进洗脑班洗脑；从活着受虐待，侮辱，惨害，到死后焚尸灭迹；整个过程贯穿着阴险毒辣，阴谋诡计，使国人受害的受害，受骗的受骗。其中，伪造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其恶质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大阴谋之翻版！在这一点上，跟毛泽东无视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日报报导6月5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如果不是把罗先生打成右派，而是采纳他的意见，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饿死的边缘”发展到成为饿死4千600万人的悲惨现实！__紫丹）为标题，摘登了罗的发言。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动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至于他说的“接近饿死的边缘”，是建议政府学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算不算接近饿死的边缘呢？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听罗辈建言，停止“急躁冒进”，从“边缘”后退，自能少饿死或不饿死人。反右的结果是大跃进，排山捣海地向死亡进军！丧心病狂的老毛啊！踏着四千六百多万饿死的尸体，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导师”的宝座！现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的档案，刚刚
解密，请参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况: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摘选自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总计死亡人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这里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统计数字包括全国各地区；一九五九年少统计十二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三十万七千人算，本年少统计八百九十万四千人，故本年度总计当为一千四百十二万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当为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全国总计的准确数目该是四千六百八十七万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发主委王毅斋，一说到肃反中的缺点就愤愤地说：“罪恶滔天”。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十分不满，谩骂：“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又有人揭发他说过：“统购统销后农民都吃不饱，人人面带菜色，说够吃都是瞎话！”谢瑞阶揭发王曾说：“我在杞县认识的熟人都镇压完了。”还曾说：“肃反中你们师范学院打人最严重，把沉东浦快打成肉酱了，还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厉害。。。。。。”还鼓动张仲鲁说：“沉东浦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每次动动都是重点，肃反时打得直不起腰，现在还弯着腰走。”还说：“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还说：“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传统的民主习惯。唉！中国人就不行，中国的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河南日报7，26）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谢泳《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化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72万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报载，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也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监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里令人想起，当邓小平宣称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份子齐声歌功颂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时候，却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发出了沥血的呼唤：“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而当时，邓大人正在豪饮着知识份子的冒着泡沫的鲜血升官晋级哩！
严文杰也是共产党员。这篇报导揭露了他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对《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奇说这样的话》，他发问：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呀！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当他看到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即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成什么世界？”成共产世界，成党天下。在这个世界中，“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6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用“浩劫”二字来说明知识份子的历史遭遇。自然的，他会受到围剿。不过，围剿他的各路英雄们，在九年后也尝到了“浩劫”的滋味，相当多的人用生命给“浩劫”作了脚注。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页195）他有机会得到中共高层的反映。“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0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诬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工作单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额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汜滥。”（页204）
这里说明，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并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丧尽天良之辈。那么，谁才是呢？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范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_来定性、定量了。刘宾雁在《谁是反动派》一文中说:“经过五十年历史进程，是非是更加明显了。错误的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那套完全违反文艺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后来三十几年中国的文艺变成一片沙漠。同时，排除了胡风以后，他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识份子和反对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广之，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可见我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和实践检验，信手拈来的了。因为刘先生是被视为中国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产党人。他一再跟我说过:“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产党好。”
他这篇文章要谈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泽东亲自动手，揪出来一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学理论家兼诗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日共，始终没放弃马克思主义。鲁迅去世后20年，他继承鲁迅的传统，大力培养新人，同时以他的文学理论，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歪风邪气，为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始终是中共的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文学理论走上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所宣扬的理论相反的方向。同时，他又得罪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权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风长期以来的对手，也没有认为他是敌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二，紧接着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经过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其他相关的运动，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毛仍然坚持己见，结果是运动规模很大，而绝大部分都打错了。
“不仅这两次运动是无中生有，后患无穷，它们还违反了一年前刚刚通过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给胡风定性，就完全是毛泽东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信件里的文字得出的结论。而按照宪法，私人信件属于个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宪法里规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而胡风和他的朋友和弟子们假如说有错误，那也属于言论和思想范围，并无反革命行动。根本没经过审判就定罪，也是违法的。胡风是关了十年以后才判决的，‘集团’里的别人，有的是二十年后才判决。在批斗胡风和肃反运动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时期所搞的‘抢救运动’那套做法，随意监禁和刑求逼供，这当然也是违反了宪法规定必须保护的人权。所以，宪法从此名存实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成无法无天的历史了。”
这两个问题也是57年鸣放得很激烈的话题。下面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谭天荣的同班）贴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他这位青年，为这张大字报被判15年徒刑，被残酷拷打而逼疯、而致死。
伟哉右派分子刘奇弟大学生:为胡风招幡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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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伟哉胡风分子吕荧先生:唯一敢公开为胡风申辩的吕荧一位当过20年右派的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压之下，知识份子可谓集体大变节，丢失了自我。……舒芜变节，冯友兰投机，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卖论求生，杨树达、吴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从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写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诗……”闻敏的《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一文让我感到震惊，在那个知识份子自相践踏、一败涂地的年代，吕荧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吕荧这个名字将和陈寅恪、顾准、张中晓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吕荧是一面镜子，在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吕荧的作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脸。即便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场者接受采访时的不同回答，同样在不经意间露出了各自的灵魂。许觉民、涂光群、李希凡、蓝翎等众多在场者的回忆都提到了张光年，当吕荧发言：“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话未说完，“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对此，张光年尽管不无轻描淡写（“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但也承认“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舒芜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称吕荧站出来“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显然带有“看戏”的心态。在场的文人无不认为吕荧是个“书呆子”，“离现实太远”。在那些聪明人看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识时务者，吕荧只是个“笨拙的”异类，是个不合时宜者，是个远离现实的“书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惟一为胡风辩护的人。“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国，只有他公开说出了这句话。这不是什么学问，不是什么创作，但这句话的份量远大于吕荧作为学者、美学家、翻译家的全部作品，仅这句话就足以载入史册，激动后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吕荧一个人，他让另一头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历史往往不是“聪明人”书写的，中国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聪明人”太多了，“书呆子”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民族是无望的，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无药可救的。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曾亲聆吕荧发言一幕的知识份子们，仍鲜有人为自己当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纣为虐感到羞愧、可耻，反而言语之间不无幸灾乐祸。吕荧的出现仿佛闪电撕破了无情的夜空，照出了一个可耻的时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国涌）（http对外贸易://w对外经贸ww。dajiyuan。com）
人民日报，7月31日载，对外贸易部法律顾问室董士濂说，为胡风辩护的吕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报上刊登胡风“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报社“犯了诽谤罪”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她认为，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她讲了一件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4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1957年6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了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
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风”上倾注笔墨，是因为:一，毛反胡风的意义、性质、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于反右派；二，相当多的知识份子是由于对反胡风及其延伸___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而被划为右派的。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请参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关于反胡风和肃反的档案：
（反胡风－肃反运动档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复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指出要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对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写了序言和二十七条按语，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势力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旗帜鲜明，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运动”。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定胡风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及“展开运动”，出现了严重分歧。经五次表决，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对、二名弃权，获得通过。七名同意者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张闻天；四名反对者为：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二名弃权者为：刘少奇、邓小平。
宋庆龄、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对接连展开社会政治运动，不利于国家团结、振兴、建设、统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再作指示：要坚决肃清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陈云在会上认为：“不应当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会人心很紧张不安”。毛泽东在会上问陈云：“什么不清，谁紧张？谁不安？你代表了什么阶级利益？”会上刘少奇提议进行表决。毛泽东说：“要表决，召开党中央全会；否则，请老蒋返回南京表决。不要搞那种假民主！”
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转自《争鸣》2005年12月号）
第七，反对崇苏媚苏的“一边倒”
人民日报，6月20日载，章伯钧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中有:“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付钟孙在本校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了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说：“。。。。。。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份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知识份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份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份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份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知识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份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份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份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也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份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识份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份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经过中共对知识份子政治上打，骗，经济上赎买，傅先生所说的“隐忧”已成“显忧”，“无形的损失”已现形得令人触目惊心。君不见，“士可杀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宁死”，分别代之以“既可杀又可辱”，“能活着宁跪着”！君不听，被强奸后的知识份子在叫唤：“现在是历史上XXX最好的时期！”这里的“XXX”，代表人权，民主，自由。。。。。。总之是“样样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来是很尊敬老前辈傅钟荪教授的。在我划右派的前一个月，他所主编的《数学通报》杂志上，还发表了我一篇论文。当时共产党对他，出于统战的需要，在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共产党对知识份子人格侮辱之义愤，我认为是属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不平之鸣。而知识份子们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忧国，忧民，忧国格，忧个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权也；在不同学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学上是指主体，人之为人的资格；教育学，心理学上指个性；伦理学上是指道德品质；法学上是指一个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在“人格”的所有意义上，都对知识份子进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种种，共产党却以更加倍的恶劣还给他，如他说的戴在知识份子头上的帽子，是“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在加给他老人家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顶定性为反动派的帽子。
这位傅先生就着国格写道：“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份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个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说实在话，当时在“一边倒”的国策下，还讲什么人格，国格！中国在苏联面前完全是奴颜婢膝，一副洋奴相，汉奷相。说苏联一句不好，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学教师对实行五级记分法（所谓苏联先进经验）想不通，说：“还是百分制好。”就这就打成了右派。实际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记分制和政治是绝对的两码事。据说，五级记分法是从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点也不沾“苏维埃”的边，中共竟奴性十足，趋之若骛，不分青红皂白。共产党骂蒋介石是洋奴，卖国贼，美帝的走狗，是绝对地无耻造谣；说给毛泽东，倒是符合事实的。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对待外国，都没有像共产党对待苏联那样，一切以苏联的是非、利害为转移；用苏联今天的模子，来铸造自己的明天；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中，只要有对苏联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为自己国家的敌人___右派分子；只要对外国洋人马嗯驴嘶学说稍有怀疑，就要定罪；有当走狗、当洋奴，当得如此下作的吗？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两名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是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抱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转引自《阳谋》第143页）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斥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同上）
著名人权活动家、原北京地质大学学生吴弘达在他的回忆录《昨夜雨骤风狂》中说: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党支部组织的讨论会上说:“从国际主义的立场讲，苏联红军支持匈牙利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派军队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否符合国际法？”这几句话应不算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向党恶毒进攻的“右派言行”，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
同年三、四月，中共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不说还不行，不说表明对党的号召不响应，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是不许不说话。这点与国民党统治大有不同，国民党是不许说话，若奉行“莫谈国事”就太平无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
团支部书记马景信找了我好几次，要我去整风座谈会发言，我真是没有兴趣，最后，还是在周围十分踊跃给党提意见的气氛中去了。我在整风座谈会说了这么几句话:“在我们班里，逢到开会，支部书记就以‘同志们，同学们’开场，这意思，你们党团员是同志，我们非党非团的就是同学了，这好似我们一般同学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说，凡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是同志。我们上街买东西，上公共汽车买票都互称同志，怎么到你（指支书）这里我们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个党员，十六个共青团员，剩下七个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当时是多么高贵的一个称号！七位“白板”同学自然有压抑的感觉。
1957年十月，学校党委宣布我是一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主要罪行有二条:第一条，恶毒攻击我国政府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是违反国际法；第二条，恶毒挑拨党群关系，声称中国共产党把人分为两等，挑动群众对党不满。因为我的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划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分子”。（页43）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们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太危险了。”（《阳谋》，页146）
光明日报，5月19日载，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批评高教部:“……曾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苏联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此，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出致斯大林的抗议信。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的时候，以救国会宣告“自动”结束，作为取悦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见面礼。在大鸣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例如，抗战胜利后，连我都参加过的反对苏联在东北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的大游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机器，价值就有数十亿美元。谁提就是反苏，就符合了毛定的划右派六条标准中的一条。
人民日报，7月14日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会议上，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藉以缓和国内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批评龙云“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对龙云进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话，空话权且置之不理，单就他对苏联运走我国的机器，来看这类物件们的卖国嘴脸。他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我们撇开个第一个问题：如果假定苏军单是有选择地运走军火工厂设备而不是运走所有工业设备，那么，是否就是应该的和必要的？我们倒要问：当时苏军运走什么和没运走什么，是否中共授权你当场进行了清点？否则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懒寻归梦录》第559页写道:“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面对群众反苏大游行，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在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当娘都不否认自己养汉的丑事时，其中一个共党党员还没有被卖国主义搞得鬼迷心窍，还知羞耻，“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却拍着胸脯作伪证：我保证娘进行的是正当的性行为！这里，我要批驳右派对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责，我要为中共辩护：中共是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难道你能找出一个人比梅益更适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职责吗？另一个是关于“新民会”——不，现在已换了新招牌，叫做“中苏友好协会”，它的干实事的总会秘书长的任命，也是打着灯笼才能找到的干练之才。钱俊瑞秘书长直斥龙云“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设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白拿走的）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这里我们先不辩白是否“超过”；而是首先弄清“给”是否像“白拿”一样“白给”，即媒体上大吹大擂的所谓“无偿援助”呢？
秘书长为苏联大唱赞歌，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什么没有压迫，剥削，穷困呀，什么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么平等对待各个国家，民族并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呀！并历数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秘书长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参见人民日报，7月16日）
大约是在1964年2月底，这时我已被解除了劳动教养，交农村监督劳动，这天晚上，有线广播喇叭里发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的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这封信虽表达的是龙云的意见，但肯定不是龙云起的稿，因为他早已“轻于鸿毛”了。是否钱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应向人民实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党过去关于中苏友好的一切宣传，完全是忍痛撒的弥天大谎，让它就像狗屁一样一风吹掉吧！至于钱俊瑞，撒中苏友好之谎，可移作它用，继续发挥撒谎的一技之长。”
罪在大巫。毛把“一边倒”定为重要国策，谁敢不跟着起舞？现在毛跟苏共闹翻了，暴露了自己过去卖国，媚苏的丑恶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实属于猪狗不如的破鞋骂别人:“荡妇”。要知道直到网路时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挣扎着要坚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苏（实际是反赫鲁晓夫要改革的‘苏’，死心踏地僵持拥护斯大林主义的“苏”）视作民族主义英雄。其实这顶桂冠是理应赠予右派分子龙云们的。
历史事件的本质是，苏共君临中共，苏联压迫，掠夺，敲榨中国主要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不仅是残暴统治本国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如果在苏联清算斯大林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毛泽东有动于衷，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历史将功过分明地给毛记上一笔：“毛泽东曾爱过一次国。”可惜毛泽东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决策”对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阳奉阴违，把气出在“中国同志”身上。斯死后，毛还专门为文《最伟大的友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友谊”，还是侵略？》）来纪念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并且表态，坚决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说明他不是要反苏的侵略，而是认侵略为“最伟大的友谊”，认侵略头子为“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学斯大林向人民开刀的血腥统治。他极力反对的是苏联丢了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鲁晓夫清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和要进行的改革。他反赫鲁晓夫对共产暴政，专制独裁要动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义。这和他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动机，一个本质。这能说他是民族主义英雄吗？只能说他是最极权的死硬派，要逆历史潮流，抱着斯大林的僵尸扛住抵挡民主的闸门。毛处处都是:两“坏”相权取其“最”！根本说不上是什么英雄、狗熊！难道你见过民族英雄在异族主子的尸体面前，如丧考妣，大表忠心，又给尸体厚施脂粉，进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颂扬的吗？后来与苏修（修！）闹翻时，中共中央揭露的苏联的种种侵略罪恶，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而毛泽东的民族英雄主义恰恰表现在死心蹋地维护、捍卫斯大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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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改造资产阶级的问题
人民日报，6月2日载有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右派分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论，摘要如下: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博讯boxun。com版权所有）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博讯boxun。com版权所有）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博讯boxun。com版权所有）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博讯boxun。com版权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本报特约新华社31日讯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干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顾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干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头戏。当时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我的第一要务，看“右派言论”是我的关注中心。对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总是从人格上引起我对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说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处宣扬右派分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为后来划我右派的言行根据之一。在斗争我的八个月中，我从未像某些人那样，磕头如捣蒜，缴枪投降求饶命，也没有对任何人揭发任何一句话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他们拍过桌子。有一次，在教室斗争我时，听到一个学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这些表现很可能与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气的熏陶有关系。而其沉重的代价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团藉，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支部书记宣布时还特别加了一句说明:“这是对右派分子的第一号处分！”
至今我仍不认为批章先生的话有一句不是胡说八道，包括后来毛泽东说的“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89）毛泽东自食其言，已成恶习。如果说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14次会议上，又公开讲过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多见不怪，对毛自无必要提出质问:“你为什么说话老不算数呢？”整个的批判会上，全是毛式的无理取闹。
李康年重申赎买20年的主张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20年”或者“赎买20年”的建议者。“三个建议”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万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2。2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19。8亿元，多余2。2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准备，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20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人民日报6月6日）‘第九，破除对马列教条的迷信
右派对各个方面所提的意见，现在综合起来看看，就是一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建国方略，并且具有历史证实的正确性和超前的高瞻远瞩。所有的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属于昧良心的胡说八道，有的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上面所谈，侧重于政治法律，下面我们再就学术思想，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人口社会，科学教育，财政经济等方面，进行举隅。
章伯钧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报）这正好可用来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权即生存权理论的荒谬性。何况连所谓的“生存权”，起码也有四千六百多万被剥夺了去；苟活下来的，也仅仅算是“生存”，在“二个东西”上，却称不起是“生活”。
吴景超教授说：“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6月6日，北京日报）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设》上有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见解。“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我们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他呼吁恢复社会学，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据他的学生刘佳有的回忆，他被安排讲《计划经济学》。人所共知，计划经济乃苏联一党专政，个人独载下以主观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产物，现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去开讲这门课程，不但强人所难，而且还有着穿小鞋的味道。刘佳有，课堂笔记三百多页犹存身边，记录着吴老师的话：“计划经济，既包括工农业，更要考虑教育事业，尤其人口问题，不容忽视，控制生育，应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这一提法被视为与潘光旦优生学一脉相通，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跟毛主席‘人多好办事’的伟论唱反调。最具讽刺意味是人民大学一位批吴最力的青年教师，后来摇身一变，摭拾吴先生的余唾，在讲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到处吹法螺，做报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人口统计专家，收入可观，是改革开放后的学阀大富。
其次，吴老师提到现代化需要原始积累时说，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已成过去，人权高涨，靠掠夺落后地区，战争索赔和榨取工农都已行不通了。中国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虑国际间的公平贸易，发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条件下适当引进外资外技。这个观点被当做新殖民主义和卖国论，是替帝国主义鸣锣开道而大受挞伐。
其三，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讯，能源和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方面，不宜过分强调铁路，水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铁路不遑多让，忽视水运是错误的。尤其中国，除北京外，有哪一个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发展起来的？即使如铁路四通八达的美国，十大工业城市仍然是水运交通的枢纽。可见铁路并不能取代水运，亦证明到处拦河筑坝，与江湖争田不足取。这个论点十余年后才由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R。Fogel）发现并整理出一套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名重士林。作为这方面的先知，中国学者吴景超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对照现在中国社会实况，他有哪一点说错了？究竟谁反动？谁先进？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给了现在还活着的学人以莫大启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啊！”（世界日报，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这里又提出了“谁反动？谁先进？”的问题。作者自问自答说:“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共产党反动，右派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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