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自1980年代以来，共产极权社会就纷纷转向、政权倒台，也就是向自由民主、自由经济制度倾斜。苏联和东欧诸国过渡的速度较快且彻底，但几乎同时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中国，却停留在半吊子自由化的路上徘徊。大致而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没进展世人皆知，而被称誉的“经济崛起”也碰到瓶颈，具体的表现就在2006年10月底中国外汇存底突破1兆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以及2007年2月27日中国股市重挫8.8％，是近十年来单日最大跌幅，进而引发全球股灾。
尽管各方有诸多解读，但根子是“庞大游资泛滥”致金钱泡沫投机游戏猖獗，应无疑义，追其源头则是中国经济自由化缓慢、受阻，其实自由国家也经常因为实施管制、保护政策而出现类似风暴，斑斑史迹足可印证。相比之下，中国经济体较庞大、体制异常僵硬，最重要的是它在独树一帜的“党文化”下病入膏肓。
表面上，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前景看似一片光明，然而产权大师张五常教授早在1981年就提出警告，认为中国很可能走入“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印度之路”，要再进一步改革“嘎嗄乎其难哉！”于今观之，张教授不幸而言中。大家或许会问：印度在20世纪末大力改革，如今已蜕变为“跃升中的明珠”，中国难道不能“有为者亦若是？”答案当然是“有可能！”但难度很高，除非中国放弃共产体制成为“民主中国”，这也就是关键所在。
回顾1988年9月19日下午，当时的中共总书记、经改主导者赵紫阳总理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大师弗利曼（M. Friedman）对话两小时，之后弗利曼夫妇联名写了一封他俩十多年来没写过的“圣诞信”寄给亲友，评述赵紫阳为“对这个带领中国走向较多地依靠市场运作的人，及其智慧，我们有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对经济问题有很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决心扩大市场的范围，愿意试验与学习、虚心地聆听他人的建议和意见，而此同时，他又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要是他成功的话，这是很妙的技巧了。”
此信重点在最后两句，隐含“痴人说梦”之意，弗利曼夫妇应有立此信存证的用意，也就在隔年（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赵紫阳没能站在“民主改革”的学生这一方，没能登高一呼让解放军枪口转向，不但他自己从此被卸权、软禁至死，中国的民主幼苗惨被连根拔起，而坚固的全面性界定贪污权利的分类管制也牢牢生根。追究其因，赵紫阳迷信“党文化”，走不出“党文化牢笼”，“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就是赤裸裸答案，由此可见中共的“党文化”之威力何其强大。为使中国人民、台湾住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免受金融风暴和经济海啸无情摧残，破除中共党文化让中国人、乃至全体地球人不受中共党文化荼毒，让“民主中国”早日来到是唯一正路。
《大纪元时报》继“九评共产党”社论之后，再推出的“解体党文化”社论，就是了解“中共党文化”、解体“中共党文化”、唾弃“中共党文化”的终南捷径。关心人类生死存亡的世人，都有必要一睹这本《解体党文化》。
2007/3/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