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独立评说”(141)

民主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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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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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炎黄春秋” 杂志在2007年2 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过去中共一直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要加“民主”两字才能收中国。似乎过去中共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 救不了中国了,看来要靠民主加社会主义才能收中国。究竟是怎么会事,今天我们来讨论分析。

草庵:我看了这篇文章,对共产主义和中共有些批判。谢先生用了很长的篇幅批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红色高棉布尔波特所执行的暴力社会主义,批判马克斯和恩格斯骗人的共产主义。到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瓦解了,苏共解散了,俄国和东欧各国抛丢了暴力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道路。暴力社会主义沏底失败了。与此相对比,在西欧和北欧等国,由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执政贯澈民主社会主义,形成了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富裕,国家强盛等良好的局面。可见,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100多年的争论和实践,泾渭分明。因此,谢韬先生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伍凡:1848年,马克斯和恩格斯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架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赢得全世界,解放全人类。马克斯和恩格斯宣扬的共产主义幽灵回荡在欧洲上空。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工人协会和工会,马克斯和恩格斯将它们联合起来。1864年9月28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会议,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法国工人和无产者举行了“巴黎公社”起义,高唱“国际歌” ,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坚持了70天,最终轰轰烈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由此,在“第一国际”内有成员对“巴黎公社”起义和暴力革命的思路和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到19世纪末近30几年间,欧洲工人组织纷纷成立工人政党,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等。

草庵: 1889年在巴黎由各国工人政党联合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896年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观点开端。从1896年开始,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名在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共6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1899年,伯恩斯坦将这些文章加以整理结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义观点为起始,围绕走暴力革命道路还是和平改良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其斗争策略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其手段是通过武装夺权还是靠选票来建立政权。如何对待这此问题,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逐渐分化为右、中、左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斯基是中间派,列宁是左派。

1917年10月,俄国布尔甚维克在列宁、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发动十月武装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力量迅速壮大,吸引了大批人加入。1919年3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至此,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成了分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完全形成。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

伍凡: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巴德.歌德斯堡举行特别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就是著名的《歌德斯堡纲领》。《纲领》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奋斗目标重新进行了定义、重新作出诠释。《歌德斯堡纲领》中社民党摒弃了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概念,继续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党”。德国社民党歌德斯堡党代会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社民党也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类似转变。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这一次转变后,西方各国社民党完全纳入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并且成为西方政坛上的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至此,社民党的基本理论是:1.民主宪政,议会民主道路、2. 混合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3. 劳资合作、4. 福利制度

截至2004年2月,社会党国际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

草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新的改革。这就是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与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后,受到欧洲各国社民党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民主党的热烈响应。这是社民党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英国首相布莱尔写道:“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一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 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妇女角色的转变、劳动和技术革命、民众对政治的敌意和要求深刻的民主改革,以及许多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环境和安全问题。”

可见,上述问题已不是一个政党,或左派右派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

伍凡:社会民主党的三次历史性转变,其实都是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不断接近、不断靠拢的过程,不断“自由主义化”、不断向右转的过程。二战后,欧洲各国社民党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主流政党,他自身也完全纳入了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完全遵循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通过和平合法的议会民主斗争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其自身的指导思想也完全多元化了。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德国社民党1959 年通过的《歌德斯堡纲领》成为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标志。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纳入了广义自由主义的范围内,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左翼。他们在这之后通过的纲领、宣言等文件,已经不再把自由主义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对手之一。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布莱尔领导英国工党进行改革(废除党章第四条关于实行公有制的条款)建设新工党开始,各国社民党抛弃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色彩了。

草庵:英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和国家,英国人在软力量方面 —- 思想、文化和制度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和成就,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方向。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力量: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科学,都源自于英国 —- 洛克、斯密思和牛顿是这三个支柱力量的代表人物。英国人开创了现代国家的议会政治。

英国与欧洲大陆有英吉利海峡隔开,英国的社会思潮长期保守,不像法国那样激进。因此,英国工会长期走议会选举的道路,而不是走武装革命道路。1923年,在大选中获胜的工党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工党领导人麦克唐纳成为工党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领袖、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大败,英国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导人阿特利组织政府,它的政策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二战之后,英国人民有需要房屋,需要足够的食品、衣物、工作和休息,以及对疾病和老年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愿望。这些愿望使英国成为二战后第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全民保健制度为病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中小学提供免费教育,失业者享受失业救济金。

民主社会主义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

伍凡:现在我们回过来看看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采取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局。据不完全统计,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90年间,苏联、中国和其它各国共产党执行暴力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杀死和饿死的各国人民超过1亿人口,仅在中国就有8,000万。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大屠杀和残酷刹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其结果必然引起人民强烈的反抗,终于瓦解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 话。”前苏联领导人放弃骗人的共产主义目标,但仍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这就是共产党统治是靠暴力和欺骗的典型例子。

看看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写明,高举“四个坚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就是仍然坚持暴力夺权、阶级斗争的路线,只不过目前是强调经济发展掩盖其暴力而己。但是,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和地下教会,压制自由知识份子都充分说明中共仍以杀人为统治手段。

草庵:谢韬先生看到了中共的弊病,他写道:“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份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所以,谢韬先生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伍凡:虽然他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主张的方法有问题。他主张:“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构人民代 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草庵: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是民主宪政,议会政治。而中共党内“三权分立”根本不是走民主宪政道路,仍然是中共一党独裁,因为中共的统治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中共党内“三权分立”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共的统治手法而己,根本无法解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中共恁什么理由要独裁统治。没有民主宪政这一条,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一句空话。请问谢韬先生,你提出的主张究竟是救中国还是救中共?

没有民主宪政既救不了中国,也救不了中共。现在中共如此腐败还能起死回生吗?根本不可能。中共只有解散,其成员组成人民党或社民党,参加议会竞选,如获胜则在民主宪政的大架耕下组成政府执政,这才是走民主社会主义正道。

伍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共实行党内“三权分立”也根本无法解决中共党内左右派的斗争。现在中共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份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这就是要把中国推向和美国进行世界大战。

中共党内左派疯子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来决定中国的内政外交大针呢?唯一的就恁暴力和欺骗。一旦中共左派上台,中国又将回到毛泽东时代。因此,挽救中国唯一的办法是解散中共,走民主宪政道路。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吧。再见。

草庵:在今天讨论结束之前,我要引用谢韬先生的一段话:“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中共应该解散,沏底抛掉马列主义,组建人民党,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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