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
有一位网友在与自己的一位朋友谈到文革期间中共对百姓的洗脑政策时说：“我知道现在政府对百姓的洗脑依然有，但我来美几载，见多识广，已不属被洗之列了。原来承认是被洗过脑，但现在我敢断定，我是在不惑之年，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的这位朋友叫老张，他就问网友说：“那你一定知道《为人民服务》啦。”网友说，是呀，我们上学时是流行要背的“老三篇”中之一呀。
老张又问：“那你一定知道“张思德”啦。”
“知道，他是在延安被奉为“为人民的利益，死得其所的泰山”般的英雄人物。老毛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而着，听说他是烧炭窑死的。我们那时都要学习张思德精神的。”
老张说，最近他看了一篇报导，有位记者专门去延安调查张思德的事。那砸死张思德的窑还在，还找到了见过张思德的当地老人。令这位记者不解的是，那窑子的地方，四周举目见不到林子。老人在记者不断地质疑下，最后叹了口气说，张思德确实是烧窑死的，但那不是炭窑，那是烧鸦片的窑。几十年了，谁敢说呀？！
“老张，你这就不要造谣了，这怎么可能，从我们的小学课本，到中央文件都是这么说的，烧碳窑是很平常的事，我不相信你说的。”
老张反问道，你想想看，延安是穷山沟，树木相当的稀少，你烧什么碳？还有，最近有各方历史文件证明，南泥湾开荒，大生产运动，种的就是鸦片。
网友当时闷了，说的确切点是晕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自以为早就不属被洗之列，但被洗的深度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于是不自觉地骂出声来说，中共骗人骗得也太过分了。明明是烧鸦片，还道貌岸然地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学什么张思德？我居然被他们真正骗了几十年！
其实这种被骗几十年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像张思德烧窑的事，在当时的延安，肯定有人知道事实的。骗我们的不只是中共中央的老毛，而且还有那些认可中共的中共党徒和普通老百姓。把张思德烧鸦片的死，标榜成“为人民服务”而死。延安整风，杀人灭口，不过如此。难怪共产党人都是没了说真话的本性的。想想看，历史不就是这样被反着写的吗？一桩桩往事，从“反右”、“文革”、“六四”、到今天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哪一件不是这样被“力挽狂澜”，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呢？！
就像辛灏年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总写道的那样：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从头到尾的贯穿着一个内容，就是中共的欺骗和背叛。
话题再说回张思德，毛泽东不轻易参加任何党徒的死亡葬礼，因为那是不吉利的。可是毛泽东却参加了张思德和任弼时的葬礼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先说张思德，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参加了一名普通党徒的死亡葬礼，毛不仅亲笔写了所谓的挽词，而且发表了“演说”。这位被毛追悼的普通党徒，就是张思德。几十年间，张思德的名字恶臭在中华大地，欺骗毒害着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
据大陆官方报导，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后改名为思德镇）的韩家湾，12岁时就跟随父亲张行品烧木炭挣钱，18岁时参加“红军”，后参加 “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讯班班长，后降为普通士兵。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兵。同期加入中共军队的有许多已当了团长甚至是旅长，而张思德还是小兵一个，张思德为邪教共产党执行着最为秘密的任务，烧窑烤鸦片，1944年9月5日，安塞县一火窑塌方，张思德被活埋在其中，死时29岁。
张思德遭恶报短命后，毛泽东必须要亲自跳出来肯定邪教共产党的鸦片事业，压制对鸦片生产有异议的一些有良心的党内势力。所以，1944年9月8日，即张思德死后3天，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凤凰山脚枣园操场上举行了约千人的送葬仪式，毛亲笔写了“送鬼词”。下午1时以后，毛上了祭台，作了“演讲”。毛泽东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毛之所以参加任弼时的送葬仪式，是因为延安的鸦片生产是毛亲自过问，由鸦片专员任弼时领导的，并且由三五九旅王震具体布署实施生产。毛泽东这样做，其实是警告党的不坚定分子，种鸦片是对的，种鸦片的待遇是最高的。
在中共的所谓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鸦片贸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翻开共产党党史，无论在红军的大逃亡中，还是在所谓的“延安革命圣地”，进而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都是依靠生产贩卖鸦片而筹集资金，死里逃生的。
据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披露，长征大逃亡中，中共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即鸦片）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不少中共的士兵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其实，中共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例如在所谓的“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关于中共在延安大肆种植、加工、贩卖鸦片毒品，也已经有很多报导。《延安日记》就是其中之一。书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当年是塔斯社记者、前苏联驻延安特派员。《谢觉哉日记》里也有延安种鸦片的事。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教授写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以及国民党的档案资料里，也有很多确实的证据。
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
《延安日记》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比这些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延安日记》揭露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 “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
中共在宣传领域的恬不知耻，人们早已是见怪不惊了。当年的鸦片战争，全民抗击抵御鸦片的毒害，可中共为了一己之私，就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制毒贩毒。毛泽东居然敢把一个毒品加工者伪装赞美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英雄，在中共的词汇里，“人民的利益”实质上只是“中共利益”的代名词，所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烧制鸦片的张思德，就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中共的无耻流氓嘴脸穷尽天下的语言也无以形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