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1957年邓小平以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身份，成为毛特设的“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他为落实毛的战略计划而做出种种部署，又费尽心机多方弥补毛之筹划不足，使这场运动的祸害深入和广泛。邓在反右中深受毛的信任：6月17日毛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由邓作《如河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报告，7 月17日开始的省市委书记青岛会议，由邓作主题报告，对全国反右运动做了部署，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与会者讨论了邓根据毛把整风推向全国各阶层的安排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称他为执行毛的反右谋略头号帮凶是恰如其分的。耐人寻味的是，他晚年编辑自己的选集时却主动将八届三中全会的整风报告删除，说明其中必有不光彩的证据难以向后人交待。因此，揭示这份报告宣扬的反右理论和政策是如何混淆是非的，让这段中共暴政的真实面目暴露人间，很有必要。
（一）一个与全民作对的统治集团
1949年两个政权相互交替，中共从此掌握了大陆命脉。频繁的战乱使中华大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据权威资料，中国经济的落后表现在：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人民币。当年钢产量才15.8万吨，是美国的0.2％；粮产量11318万吨，人均只419斤。人们形容个体经济象汪洋大海包围着微不足道的现代经济。追求经济繁荣的道路是，鼓励个体经济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逐步代替个体经济，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移易的必经阶段。舍此，没有第二条既繁荣经济又促进民生的稳妥之路。
中共头脑持有与此不同的认识。他们对经济发展规律并没有专门知识，只是凭借道听途说的固有观念，认定资本主义乃万恶之源，社会主义是美好前途，因而必须废私立公。中共建国后在经济上的种种失策都与这个肤浅的却是固执的观念有密切关系。试举几例说明：（1）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中共接收后如获至宝，称之为“社会主义”因素，“我党执政的经济依据”。但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难以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一切弊病由此而生，只得由财政不断补贴，形成填不满的黑洞。学者高尚全、杨启先得出结论：这样的体制很难真正改革，传统的理论观念很难较快转变，既得的权力格局很难合理调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济南出版社1999年）这一揭示国有企业实质的结论，在1957年就会被认作是“右派”言论。（2）原有的民族资本，不是鼓励它正常发展，却是强令窒息，致使商品市场萎缩，市场供应困难。而且，对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把小业主与独立劳动者也作为资本家处理。据称，民族资本家及其代理共76万人，其实，前者只有16万人，后者为70万人。（《1949-1989年的中国》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42页）这反映中共执政的粗野和混乱。即使把两者合在一起，其共有资金，据1965年周恩来宣布，也不过22亿元人民币。强令充公后，每年付予5％的利息，10年共付11亿元，从此一刀两断，未付的11亿元被蛮横拒绝，谁也不敢提及。（《炎黄春秋》1998年8期43页）1957年只是由于提出“定息不是剥削”就被划为“右派”。（3）开始土改时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消灭，这已经超越了应有界限，执政后又强令将农民私田归公，搞合作化。这项让地少地赖农民占便宜的政令极大地挫伤多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历史早经昭示，绝对平均主义是破坏生产发展的反动思潮，中共推行的就是这种政策，由此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向遭受极大摧折，入社后富裕中农普遍减收。据典型调查，1957年农业社收入水平赶上和超过合作化前富裕中农水平的只占总数20-30％。这就是农民吵闹退社的重要背景。这种正当要求，在毛邓眼中成了“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因此强行压制，大力批判。这几个事例说明，不考虑应有条件，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会导致诸多矛盾无法解决。到头来只得重走回头路，这就是经济规律施予的无情惩罚。
这个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在毛邓一伙权力所及时，自然是“社会主义方向”占上峰。因此，城里是国有化一统天下，低工资，低效率；每人几斤粮、几两油、几尺布，统制分配。农村是收自留地，关自由市场，农产品全部统购统销，农民干共产活，吃大锅饭，合村共住，男女分居。这就是毛邓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其实，对“社会主义”，他们是连ABC也不懂的。1961年毛承认：“讲到社会主义，我们是不甚了了。”（《求索中国：文革前10 年史》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775页）1985年邓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选3卷116、 137页）问题在于，这些大权在握者尽管糊里糊涂，却是决心很大，意志坚定，凡不同意他们乱搞者、倾向发展资本主义者皆作为“邪魔歪道”、“洪水猛兽”而赶尽杀绝。1957年反右就是这么产生的。
1957年，中共执政近8年，倒行逆施的恶政大量显露，工人罢工、学生示威已屡见不鲜。碰到鸣放机会，经多次动员，自然会有人一吐为快。这些鸣放意见在当政者眼中成为倒置影像：正确成为错误，善心变成恶意。而且，这些自命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领袖能够看穿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诸种不如己意之处，于是才有整风原是整共产党内不正之风一变而为整社会各阶层的“邪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全体大陆同胞。此点，我们从邓的整风报告可以清楚识别。
整风报告秉承毛的意旨，将鸣放意见中较为重要、较有见地者称为“右派言论”，划为敌对性质。这种性质是逐渐提升而得的。1957年4月4日，李维汉认为：“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6月26日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认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跨进一步，直指右派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到7月中旬青岛会议就成了“右派是反革命派”。这是中共传统：在运动中调子会越来越高。让“右派”“死”自己才能“活”，成为中共变被动为主动的必然逻辑。
右派以外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整风报告规定必须“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具有强迫性质，不是可以拒绝的。比如，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必须集中力量给以系统的批判。这是这次整风运动必须完成的最重大任务之一。”这叫“摧毁资产阶级思想阵地”，实行社会意识的一元化。再如，对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对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可以在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和剥夺他们的政治影响之后，开除他们出社。”
整风报告还规定，“对工人群众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工人懂得“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生产”，“大公无私”等等；还规定“在一切新工人中明白提出思想改造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求挖掘工人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与对待“右派”一样，“进行坚决斗争”，“情况特别严重或屡教不改的，应当在运动结束以后开除出厂，并作适当处理。”报告举出若干工人表现，如“爱讲怪话”、“对领导不满”或是“一般闹事分子”，都是可以升级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苗子。
这就是毛邓集团对1957年鸣放中释放的对中共恶政的种种不满进行全面反扑的自供状，是这个集团站在全民对立面而实施意识形态专政的罪恶计划。执政党公开声言与全民对立、要修整所有治下百姓以求安适，这就是邓氏整风报告明确无误地表达的意愿。
（二）专制与民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共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原则而成立的，是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具体指导下成长的。列宁、斯大林推行的是精英政治或曰寡头政治。这种主张将无产阶级美化为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将共产党美化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再将党的领袖美化为先进者的先进，因而是社会精英。层层美化的目的在于树立领袖崇拜之风，对领袖施以神化的迷幻。这种说教在经济和文化落后地区容易得到积极回应。毛所以能毫无忌惮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因为有领袖拜物教的环境使然，有柯庆施在中央工作会上公开扬言“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领袖可以统摄一切，指挥一切，不受任何制约，自谓至高无上，这样的寡头极权已经是专制统治。
共产主义极权重视争夺党的统治权，即党的“领导”。追求世界一元化的共产党要求一党独霸政权，不与其他政党分享政治权力。所以，中共的领导地位规定只有它才是“执政党”，其他小党只能“参政”、“议政”，充当无足轻重的参谋，实质是当摆设。1957年鸣放时，章罗所提“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从这两条意见本身看，确实并无夺权自代之意，但它冲破了毛的底线：毛只允许他们充当“民主”摆设，而不允许他们妄自参政、议政。章罗虽然忝列内阁阁员却无管理部内重要事务实权就是实证。毛的一党独裁观点是共产主义的正统，章罗从政多年而不悟，以致竟被以“章罗同盟”的不实之辞而击垮，此时才见专制之可怖。
民盟上层一般都有自由主义传统，曾以“中间势力”姿态周旋于国共之间，最后倾向中共实属误投。胡适就比他们看得明白，中共几次笼络不为所动。陈寅恪也比他们看得明白，只埋头学术而不旁骛。毛早就把民盟这些人视作“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毛选5卷342页），他们却蒙在鼓里。1957年六教授会，原是章伯钧请民盟北京市委约请人员，不料被拒，这时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中共党员）突然冒出来进行组织，并通知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金若强（中共党员）参加，要求他不作记录，但要事后整理一份发言材料。开会时，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巾共党员）临时退席。余下的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海阔天空，信由所之。“一触即发”，“情况严重”，“波匈事件”，“丧失民心”等等，当发言材料摆到毛的案头时，就成了“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毛选5卷 437页）不能认为毛的这种制断是无中生有的。章罗一伙人确有“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扩大规模”的打算，何况储安平一声抨击“党天下”震撼全国，陈新桂一篇《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直指根本。这些都是民主意识的抬头，只要攻破专制堡垒的一个缺口，那就不是“党要发展，政要平权”所能止步的。
1957年的“右派”不是一个完整的群体。其核心是坚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信仰者，欲以现代普适民主价值冲击专制政体，用民主宪政代替专制暴政，用公民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这种思考非常明确地表现在大学生鸣放中。他们称当前社会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他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他们揭发社会上存在“特权”，指出“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这是何等深刻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这个核心周围是一些对若干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不正义的现象有所不满的人群，由于表述这些不满而被划入“右派”。此外，就是被充数、被报复而无辜地被划入“右派”。应该说，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向中共专制发起进攻的队伍，是中共执政后鲜明地亮出民主旗帜的群体。
这场民主运动的突然兴起确曾引起当权者的恐惧。紧张时刻，毛几乎天天派人到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看大字报，他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5月14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从晚9点至凌晨1点。5月16日继续开会，从晚9点至凌晨1点20分。会议结果反映在5月15日所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此文构思了完整的反右方针。
1957年9月，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在会上作了3次发言，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耍矛盾的决定，明确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以“无产阶级”的光环掩盖特权阶层的“专制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又以“资产阶级”的粪圈套在民众头上，便于丑化争取自由民主的广大民众。毛正是以这种颠倒是非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作为他强行推动反右运动的主要依据。
邓在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就是以毛认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为纲而展开的。他肆意污辱要自由要民主的群众“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他顽固地维护专制统治，断言：“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例如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合作化政策、主要农户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他甚至在学术文化方面，为维护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对“右派”提出开放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及唯心论哲学也加以拒绝。这种态度说明毛邓一伙在政治上、文化上是极其保守和反动的一派。
反右过去了半个世纪。回顾过去，放眼现在，试问：当年不可触碰的合作化、公社化安在哉？当年的统购统销安在哉？当年被熄灭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复活了？当年被禁闭的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为什么复活了？历史的公正判断告诉我们：这不是由于中共的仁慈，而是由于事物本身的流动规律迫使人们顺从，该灭亡的必然灭亡，该复兴的必然复兴。中共的特权者应该听着：你们的特权还能保持多久？（200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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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00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