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抗日名将: 武灵廖耀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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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4日讯】廖耀湘,1906年5月16日生于湖南邵阳县北乡酿溪镇土桥村,家道不甚富裕,但在当 地农民中间,算是小康境地。祖父艺圃公,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曾于乡里设馆授徒。父亲半耕半读。

土桥,是一个风景很秀丽的湘中小村,它的西边一公里处是浩浩荡荡、奔腾北上的资江,村口则是一条蜿蜒如蛇、清澈见地的溪水,酿溪镇因溪得名,四周是高高低低、翠色逼人的小山丘,长著松树和各种野花。此地距宝庆城才不到二十里,交通方便,而又物产丰富,因此开放程度较高。

耀湘这个名字显然寄托著祖父和父亲望其光大门楣、名耀三湘的期望,而他的表字“建楚”也正是名的引申,耀湘必定有建楚之才,当前辈起这名字时,也许没想到他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期望,日后何止耀湘,而是名满华夏。

六岁时,他在祖父的指导下,开蒙读书,念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四书”、“五经”,等他略知经书精义时,清廷已经逊位几年了,由于有一帮三湘英才参与创建民国,此地开风气之先,有着远见的廖父觉得科举早已废除,仅仅凭读古书是很难有出息的,读新学堂,出洋留学才是成才正道。1918年,受过六年传统私塾教育的廖耀湘考进了县立高等小学,接受现代教育。

1920年冬天,廖耀湘从县立高小毕业,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了长沙私立岳云中学,这是所完全按著现代教育模式设立的新式中学。在那个年代,作为湘西南重镇的宝庆城,还十分保守,邵阳的精英,如果要进一步深造,必须离邵赴省。

和闭塞保守的邵阳相比,长沙城不但是通衢大邑,而且在上世纪20年代初,是全中国各种思想激荡冲撞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北洋政府维持着在北京的正统地位,南方的革命党人在孙文的领导下,开府广州,与北京分庭抗礼。湖南处在南北必争之地,加上湘人好勇任气、敢为天下先的集体性格,长沙城在那段岁月注定不平静。

1925年夏,19岁的廖耀湘从岳云中学毕业,当时中国的局势十分混乱,湖南的政局更是扑朔迷离,赵恒惕执掌湖南,一些湘人受共产党迷惑,打着“湘人治湘”的幌子招牌,试图图谋湖南的第一权力,落败后的几个头目如谭延□和程潜等等,就食广东,时时不忘打回老家去。唐生智拥兵湘南,南北观望作骑墙之势。

赵被看成北方政府派来治湘的军阀,湖南一般有些文化的年轻人受新思想的影响,将为赵效力看成落后的举动,而珠江边正在酝酿一场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的大文章。从湘军建功以来,三湘俊杰以从军为荣,廖耀湘也深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何况,在黄埔的前四期,湘籍子弟占相当大的比例。

中学毕业的廖耀湘,在当时算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北上报考大学非他所愿,而且乡下那个小康之家,也很难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受新思想影响的他,满怀少年的拿云心事,选择了南下报考黄埔军校。

为供廖耀湘在长沙五年的学习,全家几乎竭尽了财力,连供他去广州考试的路费都没有筹集到,他错过了黄埔五期的招生,不得已只好就近从军,解决吃饭问题,便进了赵恒惕属下的湖南陆军第三师叶开鑫的部队,从列兵干起。一个中学毕业生,在一支被视为反动、欺压湖南百姓的部队里当兵,该是一件多么憋屈的事情,他时时不忘黄埔。1926年5月,他脱离叶开鑫部回邵阳,筹集了去广州的路费。——他这一决定多么英明,因为当时唐生智已经倒向广东孙文,公开和赵恒惕决裂,进长沙驱赶了赵恒惕,没多久,吴佩孚的部队从岳阳南下,又将唐生智驱赶到衡阳,如果廖继续待在叶开鑫部队,很可能成了北伐战争的炮灰。

1926年7月,北伐军正式在广州誓师,一大帮黄埔前四期的师兄,跟着校长北上,开始了悲壮的军旅生涯,而廖耀湘就在这个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的烽火与他无关。

抗日和驱逐中共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期间,国军重要将领大多是黄埔前四期,而廖耀湘以第六期这样浅的资历,成为领军大将,年年轻轻就做到九兵团司令,是军界异数。

在黄埔学习的时候,校长蒋介石更多的时间在北伐前线,廖耀湘不可能像第一期师兄陈诚、胡宗南、陈明仁那样有机会杰出校长,我估计读书那几年除了开学典礼,他恐怕连校长的面都见不着。

1929年廖耀湘毕业时,北伐已经完成,中国名义上得到了统一,国民政府搬到了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首都,她的正式名称应当是中央陆军学校,所谓“黄埔军校”只是沿用在广州的俗名。廖是在广州入学,于南京毕业。前四期黄埔生,除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时势使然,他们在军校也就接受不到一年的训练,就投入了战斗。而廖入校后,接受的教育则更为系统、扎实。

廖毕业时,国民政府雄心勃勃要打造一支现代军队,从中央军校里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去法国留学,廖耀湘参加了1930年的留学考试,成绩列前三甲。可是最终确定名额时,他被刷下来了,理由是他个子矮,其貌不扬。那时候这类考试估计和现在考公务员差不多,面试很重要,这种的面试,当时已经是国民政府最有权力的蒋介石不可能亲自主持,当然由下面的人决定。

在这关键时刻,廖耀湘那种爱霸蛮的“宝古佬”性格让他的命运发生大逆转,他演出了一出“闯宫面圣”。他直接去找蒋介石,当时老蒋正在午睡,卫兵将其挡住,吵闹一番后,他干脆坐在台阶上,等老蒋出来。

蒋介石得知禀报后,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位倔强的青年人。当着蒋介石,他大呼留法生录取不公,一千人参加考试,录四十四名,自己笔试在前三名,却名落孙山,考官的理由是他个子矮,脸上有个疤。他直率地对老蒋说,这是选拔留法军官,又不是选女婿,相貌用得着那样重要?拿破仑的个子不也很矮?

蒋介石很欣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得知他“耀湘”的名字后,说你原来是湖南人,是曾文正和蔡松坡的老乡,更有好感。蒋介石很佩服这两人,便决定考考他,问了问蔡锷的《曾胡兵法十三篇》、《曾胡治兵语录》等等,这些书是蒋介石用兵的教科书,廖耀湘烂熟于心,甚至对曾国藩撰写的《湘军水陆战地记》出版年月都记得。

校长大喜,遂决定特批他去法国留学,临别前勉励一番。并向有关部门批示: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

1930年在南京的蒋介石,已非1925年在广州的蒋介石,在广州时他不过是一个政坛新贵,他的学生还敢随便找他,到了他定都南京后,如此闯宫确实需要勇气。廖耀湘被校长亲自识拔,成为军界佳话,他自然有一番报答知遇之恩的心思。

在法国,廖耀湘先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后入机械化骑兵学校深造。六年后,廖耀湘以第1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1936年,廖耀湘学成归国,此时中华大地上阴云密布,中日之间的战争在苏共斯大林的一步步引诱之下一触即发,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廖本人表现突出,又有蒋介石曾经的关照,在军界当然顺风顺水。他先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三连少校连长,军士营学兵连连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苏共、中共及其代理人张治中的有意诱发下,国军主动进攻日军上海守备队,逼蒋介石率全部国军精锐七十个师与日军在淞沪会战,使中日全面开战。此时,像廖耀湘这样的人才,当然要派到作战部队去。他先任中校营长,不久调任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这年11月,日军逼近首都南京, 廖耀湘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官,正是那位当年廖耀湘在叶开鑫部队当兵时,率先投向北伐军而改变湖南政治格局的大胡子唐生智。由于南京守军是经惨烈血战后仓促从上海战场撤退的极为疲乏的部队,除孙元良及桂永清残存的德式师之外,部队多数装备较差,尽管如此,守军仍然顽强坚守了5天,仅孙元良部就阵亡了两名旅长。12月城破,高级官员唐生智等率先逃离,而廖耀湘这样的中级军官必须率兵打到最后一刻。

日本人进城后,廖耀湘成为困在城中的国军将士的一员,到处都是流血,到处都是屠杀,他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基本上没有生亡的希望。12月13日,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带领几个部下和几千难民躲进了南京城的栖霞寺,监院寂然法师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僧人,不但保护了许多难民,也想方设法帮助混在难民中的国军军官脱险。几天后,在法师和特殊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廖耀湘和几位军人深夜坐船,到了长江北岸,脱离了这座人间地狱。

南京脱险,是廖耀湘军旅生涯真正辉煌的开始,他也将栖霞寺视为自己的福地。从此,猛虎出谷,利剑出鞘。

从南京脱险后,廖耀湘赶到当时的国府行政中枢武汉。国民政府撤退至武汉以后,廖耀湘升任军官训练总队上校大队长,并上书蒋介石,提出建军改进方案,得到蒋介石委员长的赞赏。蒋百里先生说他是足以步武松坡先生的良将。

1938年初,国民政府成立了第一支机械化师第200师,这支部队是当时国军装备最好的,专门在法国进修机械化作战的廖耀湘任少将参谋长。这支部队后来奉命首次出征缅甸,东瓜之战中损失惨重,回国的途中师长戴安澜将军牺牲在丛林中,此乃后话。1938年9月,第200师扩编为新11军,廖耀湘转任22师副师长兼军干训班主任,因师长丘清泉未到职,而代理师长之职。

新22师,是廖耀湘真正起家的部队,这支部队给他带来了无数的荣耀。

1939年11月,昆仑关战役打响,这是一次中日两支钢铁部队硬碰硬的交战,当时新22师划归新5军,军长杜聿明,新22师师长邱清泉,包括廖耀湘在内,都在这场战役中威名远扬。

昆仑关位于广西境内,距南宁七十华里,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直指滇、黔,威胁陪都的安全。昆仑关日前已被日军抢占,直接威逼重庆。统帅部要求将昆仑关夺回来。憋了很久的廖耀湘在战前宣誓,要把军旗率先插到昆仑关上。

12月18日,新5军在其他友军的配合下,向昆仑关猛攻,驻守昆仑关的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号称“钢军”。进攻的国军主要是第200师和新22师两支机械化部队,战役中廖耀湘与师长丘清泉率新22师作为第5军机械化主力部队,先阻击来援的日军,后作为主力猛攻昆仑关,与第5军各部配合,第一个突入关内。是役日军4000余人被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战后从阵地搜索出他的日记本,中村如此记载:“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强的军队。”廖耀湘实现了诺言,将军旗率先插上关口。

战后论功行赏,邱清泉任新5军副军长,廖耀湘升任22师师长。33岁的廖耀湘此役之后开始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记者采访了廖耀湘,将其比喻成北宋名将狄青。之后,新22师被调往云南,负责滇西一带的守卫。

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应盟军要求,国民政府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廖耀湘率新22师作为远征军主力之一参战。3月,新22师高 速驰援在同古被围的英国军队,将英军从日军包围中解救出来,盟军赞誉廖耀湘新22师“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后因盟军在缅甸战事不利,被迫撤退。此时,回国的路已经被日军56师团堵住,廖耀湘建议军长杜聿明冲击防线,杜聿明没有采纳,命令部队进入野人山。

野人山可能是廖耀湘最不愿意回忆的一个地方,进山新22师尚有7000余人,在野人山中损失一半以上,远远大于和日军激战的伤亡,四个团长都死在野人山突围的途中。最后,杜聿明率军部回国,廖耀湘带领3000余人撤退到印度,最后被率先主动撤往印度而保存了6000多人的孙立人新38师一部接应而与新38师会师,组成了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为郑洞国。新22师在印度兰姆迦整训,由于新1军为中国的脸面,争取国际援助的筹码之一,因此官兵的素质格外受重视,当时国内掀起了从军热,大批中学生、大学生投笔从戎——号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大批高素质的兵员补充到廖耀湘的新22师,美国人也为中国驻印军配备了全套新式装备。此时,廖耀湘的新22师和孙立人的新38师无论从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不逊同等数量的日军。

1943年,第二次缅甸战役—缅北大反攻开始。当时滇缅路已经被日军封锁了一年,中国急需要打出一条国际的交通路线来,以取得盟国物质援助和加强抗战力量,统帅部决定现行反攻缅甸,修筑一条由一度直达昆明的中印公路(后称史迪威公路),以达得当时的迫切需要。于是新1军开始了缅北反攻。

作战开始后,廖耀湘新22师和孙立人新38师相互配合,步步推进,廖耀湘率新22师攻下大洛,首开胜利之端。1943年的初冬,新1军打通了野人山,继而血战大龙河,歼灭胡康河谷的日军,攻克于邦,破天险踏入孟拱河,偷渡南高江,奇袭西通,攻取加迈,扫荡库芒山,攻克孟拱。新1军一路斩关夺隘,节节胜利,日军主力闻风丧胆。

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第18师团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两万多人,一雪一年前野人山兵败的耻辱,其中新22师单在卡盟一役中就毙伤日军不下5000人,间布山山区3000多人,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新22师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 当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一定为自己13年前在南京那次特批廖耀湘这个纯朴的农民子弟去法国而得意,当年种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史迪威在缅北反攻结束后给廖耀湘的贺电如此说:“这是你的光荣,是新22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1944年8月,在孟拱之战、密支那攻防战胜利结束后,新1军分成两个军,廖耀湘荣升新6军军长,下辖李涛新22师、龙天武新14师、潘裕昆新50师;孙立人荣升新1军军长,下辖李鸿新38师及唐守治新30师。

新6军在廖耀湘将军率领下,与孙立人将军的新1军一起,一路大败日军,战功赫赫。廖耀湘及孙立人因杰出战绩倍受美国的爱森豪威尔元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交相赞赏,为中国军队之能战美誉蜚声国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日军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国内军力吃紧,为紧急增援大西南,经魏德迈将军批准,廖耀湘率新6军的两个师新14师、新22师紧急空运回国,潘裕昆新50师划归孙立人新1军。受日军重兵压境而人心惶惶的大西南因全副美械装备的新6军的返归而备受鼓舞,人心安定。

在缅甸战役结束后,美英政府分别授予廖耀湘“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此前他已经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勋章”。一个军人,以少将的军衔获得了三个国家的最高勋章,光这一点,足可傲视后来者。

此时,抗战已接近尾声,新6军在战火中成长为国军装备最精良、兵员素质最高的一支王牌军。1945年4月,一场血战在廖耀湘的家门口打响。这就是中日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雪峰山战役。这场战争北至新化,南到新宁,西至芷江,东到宝庆城,战区包括武冈、绥宁、洞口、邵阳、新化、新宁、溆浦、辰溪等县,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统帅部命令廖耀湘率新6军从云南空投到芷江。

雪峰山之战,对于职业军人廖耀湘来说,也许十分郁闷,他的部队被命令待在芷江,作为此次战役的总预备队,而仗,主要是74军、18军、73军、100军等兄弟部队打的。尽管作为总预备队是一种荣耀,说明将其作为最后一张致胜的王牌。但那时华南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不劳总预备队投入战争,日军以伤亡30000余人的代价连城惨败,我儿时在老家还有老人说起那场血战,资江水都被染红了。扬名域外的廖耀湘,肯定想在家乡父老面前显露身手,可惜这把“牛刀”只能坐观。遗憾。

雪峰山战役完毕不久,日军投降,首先在芷江举行了受降仪式,选择这个地方,因为此地驻有廖耀湘的新6军。芷江仪式后,正式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附近尚有日军精锐部队,国民政府担心这些投降的部队不服气,必须要一支精锐之师作为威慑力量。如此,廖耀湘又率领新6军,被空运到首都,接受日军的投降,新6军成为首批进驻南京的部队后,早于74军。这是部队极高的荣誉! 芷江和南京两次受降,新6军都作为王牌军来保证受降的成功举行,可见廖耀湘和新6军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1945 年11月12日,廖耀湘和当年一起从南京脱险的战友去栖霞寺谢恩,写下了:“凯旋还京,与旧友重临栖霞。”字迹遒劲端庄,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政府军政大员的书法多是这种风格,和毛的不懂任何规矩的豺狼爪子乱窜正好相反。当然,职业书法家于右任例外。此时,廖该是何等的春风得意。当年脱险的败军之匠,此时率虎贲之士来受降。

人生总有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栖霞寺对廖耀湘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第一次来这座寺庙,是避难,十分狼狈,可是有谁知这是否极泰来的开始;第二次来,是报恩,凯旋还京,可确是最后一声虎啸的开始。

1946年2月,廖耀湘率新6军接收东北,与到处叛乱阻挡国民政府接收的中共抢劫军作战,前锋是新22师。

新6军进入东北后,连克鞍山、本溪、辽阳。在第一次四平之战中,新6军迂回包抄四平中共抢劫军军后路,迫使抢劫军撤退;第二次四平之战中新6军169师血战八棵树,死扛几天,保证了其他部队及时增援。在安东战役中,新6军与刘玉章第52军作为参战的主力部队,大败中共抢劫军军,共毙伤鬼子达6万多人,最终打到伪满洲国首府长春,使东北国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据唯一从辽西会战中脱身的新6军副军长回忆:新6军入东北近3年败仗极少,包括消耗仗,败仗主要集中在中共鬼子军所谓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中,而新22师作为该军主力骨华及第9兵团的精华保持常胜记录,这里仅举三例新22师的作战雄姿:

1946年2月初,进军东北的新6军前锋新22师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66团和师属教导营总共就1800人推进至辽河南的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2月16日中共抢劫军辽南军区总共集中8个团,以10倍以上绝对优势的兵力用人海战术猛打猛冲,如羊顶架般以月夜攻势连顶一昼三夜。66团利用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火炮的绝对优势构筑防御工事,以绝对劣势的兵力顽强抵抗,将抢劫军成批的射杀,至18日夜,中共抢劫军仍未攻下沙岭。次日晨新6军援兵赶至,抢劫军仓惶逃窜。此战,中共抢劫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竟伤亡达2100多人。

1946年5月15日,新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 65团团长李定一上校指挥的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战斗中,65团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打垮了中共抢劫军第三纵队主力,一个团可以打垮三纵主力,新22师使中共抢劫军真是闻风丧胆。

1947年12月,在沙后所战斗中,新22师先和抢劫军2纵4师开打,4师1个营刚占领了新22师1个团团部就遭到反冲锋,国军用机枪和迫击炮猛打,将这个营几乎全部消灭。新22师2个团凭借工事顽强抵抗,一直与4师搏杀至天明,将中共抢劫军杀的尸横遍野,抢劫军2纵4师原来的战斗设想是想全歼守军,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战斗任务,伤亡惨重退出村时,骨干基本打光,仅营以上军官就被打死6人,新22师64团打败4师后,从容撤退。在1947年底,中共抢劫军头目林彪还准备调两个军对付新22师两个团,足以说明新22师的地位、威胁。

在东北,中共抢劫军在新6军主力新22师面前总是吃败仗,对其极端痛恨、仇视,急欲除之而后快,但总不得手。多年后,抢劫军头目韩先楚还说:无论我军吃了新6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

1947年8月,新6军与新3军组成第9兵团,廖耀湘出任兵团中将司令,此后,东北战局发生逆转,第9兵团因兵力不足而固守沈阳附近。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为扭转局势,乃决定统一东北军政,人事上亦作大幅度调整,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同时去职,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东北行营主任,以便统一指挥军政。陈诚计划扩军,但兵员补充不易,东北农村已让中共抢劫军战据,让长江以南的子弟远征塞外,在冰天雪地中,既不耐寒冷,也不服水土。 在军事物资方面,由于3人小组调停破裂,美援断绝,而中央库存之军事物资亦极有限,因此陈诚亦难有所作为。反观中共抢劫军之供应则源源不断,不虞匮乏。在装备方面,苏俄将接收日本关东军之物资悉数交给中共。在兵员方面,中共抢劫军利用血腥土改的恐怖﹐以不参军不让家属种地相要挟﹐裹胁强迫农民参军,将东北广大农村之人力(青年壮丁全数囊括。无论在兵员及装备等方面,抢劫军是有求必应,国军则是捉襟见肘。

1947年冬天,蒋介石曾有从长春、沈阳撤军的计划,陈诚也同意了。1948年2月5日,陈诚因胃病转剧离开沈阳,由卫立煌继任。但卫立煌私欲过重,反对放弃沈阳,不主张撤退,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不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陈诚之撤军方案,被无形中搁置,形成此后长期固守的局面。

1948年5月,潘裕昆新1军主力被调往沈阳,加入廖耀湘的第九兵团,与新6军等一起守卫沈阳。

1948年8月底,林彪久攻长春不克后,指挥之12个纵队,除留第12纵队及3个独立师监视及围攻长春外,其余之主力部队均扑向辽西──经由四平至黑山、北镇一带。计划攻克 义县、高桥、锦西、兴城、绥中这五个城市以后,主力转向承德,打傅作义的十三军,然后在承德、北平之间进行活动,并没有攻击锦州的打算。

但10月2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了直属中共抢劫军总部的隐藏在国民政府国访部的间谍郭汝槐的紧急电报,言徐州国军要执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总兵力约八十万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当时抢劫军刚刚在间谍的帮助下攻陷了济南,还没有怎么休整,国军如对华东抢劫军进行大兵团的突然袭击,将对中共抢劫军以致命打击。毛泽东惊恐万状,遂让林彪改变计划,攻击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假象,以引诱蒋介石放弃对华东抢劫军的袭击计划而专注于东北。中计后的蒋介石,终止了原定于10月15日中午12点开始的对华东共军攻击计划。这一计划开始的时间事先已经由间谍郭汝槐泄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据此给林彪定下了攻击锦州城的时间—10月14日。

10月15日锦州失陷以后,蒋介石怕担当东北失陷的责任,加上中共间谍郭汝槐的运作﹐让实在不愿出能够坚固设防的沈阳的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廖耀湘战场经验丰富,知机械化部队行进在机械及火力不易展开的辽西河流纵横的山区地带时,如遇到抢劫军人海围攻将是极其危险的,但不出山又迫蒋介石将失去东北的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便想了一个办法,向锦州攻击前进,一旦受阻,则立即向营口撤退。十月二十一日,廖耀湘西进兵团在空军掩护下由新立屯向南攻击前进,二十三日到达黑山、大虎山地区,廖耀湘由于并不想真正与抢劫军纠缠,因此在这一带只是用尽可能可以施展的炮火向抢劫军阻击部队轰击, 而并没有投入步兵主力真正与抢劫军作战,一天以后,廖耀湘即不再与抢劫军接战而率部队撤退。根本没有发生中共党文化中吹嘘的“三天惨烈的黑山阻击战”。廖耀湘本来可以率部队轻易的从营口撤退,但蒋介石因东北失守的责任问题又不干了,中途逼廖耀湘重新改向锦州攻击前进,攻击途中廖耀湘兵团与抢劫军接战,由于廖本来就不想与中共抢劫军大战,稍一接触,即率部队改向沈阳撤退,当然相对于向营口撤退来说,这是最后的一个下策了。途中,廖耀湘兵团边战边退,最后,当廖兵团退到在火力施展及机械化部队运作极其困难的辽西山岳地带时,被蜂拥而来的抢劫军人海冲散,“虎落平川被犬欺”,廖兵团的精锐、令林彪闻风丧胆的常胜军新二十二师也随即无法施展的划上了句号。廖耀湘最后化妆成一东北老农夫向关内急奔,最后在通过一个抢劫军检查哨时,因不会说东北话而被怀疑,旋即被捕。至于中共吹嘘是由于抢劫军碰巧在胡家窝棚偷袭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司令部而使廖兵团失利一事则纯属伪造。

其实,锦州失守之后,战局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令以廖耀湘兵团为主力的几十万国军坚守沈阳,粘住林彪,使林彪不敢向关内进攻。同时,继续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放弃消极的防守城市,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与中共恐怖军专门打野战,待消灭华东及中原恐怖军之后,全军北上,合力与东北国军一起夹击林彪恐怖军。此方式,是危局中的一招活棋。

但是,蒋介石将锦州看的太重,将中共看得太有能耐了,真以为中共恐怖军攻陷了锦州,就能一举将东北国军消灭呢。蒋介石实际上在一九四七年底就想放弃东北,因此,他并不是再乎东北的失去,而仅仅在乎东北的国军,地盘失去了没什么,军队失去了影响可就大了,尤其那举足轻重的名闻国际的远征军新一军及新六军。

按说,蒋介石是绝对不会让廖耀湘兵团出沈阳来重新收复什么锦州的,因为机械化部队在辽西山岳地带根本无法施展火力,在中共恐怖军的人海冲击下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作出让廖耀湘出沈阳来重新收复锦州的,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那是谁的主意呢?又是怎样说动蒋介石的呢?其实,就是那个陪同蒋介石去北平的中共间谍郭汝槐。

郭汝槐故意夸大了东北若失守将引起的责任问题,使蒋介石渐渐感到东北若失守将使李宗仁、白崇僖抓住把柄,大作文章,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郭汝槐抓住了蒋介石的这一忧虑,就故意促成了让廖耀湘兵团出沈阳的邪恶计划。廖耀湘战场经验丰富,当然知道出沈阳后机械化部队在河流纵横的山区行进的危险,他曾经提过建议,那就是由营口海运葫芦岛登陆,进援锦州,避开河流纵横的辽西山岳地带,但由于郭汝槐的从中作梗,这一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当廖耀湘兵团在沟帮子一带山区因火力无法施展,而被中共恐怖军人海冲散时,新六军的一位副军长幸运的脱身,回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场仗(指廖兵团的作战)简直就是共产党指挥的”。此一语,已经道破了郭汝槐在其中的间谍运作。

廖耀湘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进东北三年,他的新22师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军,进了战犯管理所,廖耀湘还非常自负,常说自己的失败是非战之过,是上面举棋不定,一再贻误战机。毕生以同乡先贤蔡锷为楷模的他还和其他战俘说,湖南宝庆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蔡锷将军,一个就是他。从监狱里出来后,仍然不理睬他当年身边的间谍同事,说他平生最痛恨那些偷鸡摸狗的人。未能杀身成仁,一直是廖耀湘心中的结。他的妻儿后来到了台湾,儿子廖定一去美国留学,当时中共邪党的统战工作无缝不钻,很多高级战俘的子女从美国被骗回到大陆,他辗转托信给美国的儿子,千万不要回大陆,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美国一名工程师。

廖耀湘的同事,原新六军的参谋长舒适存,针对他的遭遇写了一篇《辽西恨》,其中说道:“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坏,不斟第二杯,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与人说话,喜直呼姓名,人以为忤,他则认为这是够朋友的亲热表现,说他骄傲,想是由此而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一些电视播放远征军的纪录片,其中一位如今生活在泰国的老兵的回忆可做舒适存这段话的佐证,他说孙立人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很有派头。而廖耀湘则嘻嘻哈哈,和士兵随随便便开玩笑。

1961年,中共邪党为了搞统战而虚意将廖耀湘进行特赦,还给了他个政协委员的虚头衔。到了1968年,“文革”正席卷神州,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自然在劫难逃。他不像范汉杰、宋希濂等人那样识时务,而是依然性格耿直,当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由于他知道真实的民国历史,知道抗战的真相,知道东北剿共的真相,知道中共邪愚弄人民的历史课本是伪造的,而屡屡将造反派驳的哑口无言。在一次批斗中,廖耀湘更是情绪激动,导致突然间心脏病发作,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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