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的鲁国，政权握在季氏手中，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06→前468年）执掌国政的是季康子，季康子权倾鲁国，他的叔父公父文伯是很受宠信的大夫。
公父文伯自以为官列大夫，侄子当国，很是体面威风，慢慢的滋长了骄奢之心。一天，他退朝回家给母亲敬姜问安，有点趾高气昂。老夫人一生勤俭，尽管满门高官厚禄，她也可以坐享荣华，但她并不这样做，仍然像普通百姓的妇女那样，时时坐在纺车前纺纱。文伯见到母亲如此，大为不满的说：“娘！您也该歇息吧！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母还在纺织，传出去不说我这个儿子没好好的侍奉娘亲，骂儿不孝，恐怕让侄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
敬姜听了，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纺起纱来，一边纺一边说：“鲁国真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国家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而你们却不懂得持家治国的道理。给我坐下，听我慢慢道来。”
文伯恭敬的坐在母亲的纺车前，敬姜语重心长的说：“古代圣王治国，把老百姓安顿在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耕种，劳其民而用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为什么？凡是老百姓懂得勤劳则事事处处与人为善，如果好逸恶劳，就善心全无而恶念滋生。自古以来，沃土之民好淫逸，贫瘠之地的百姓善良向义，这都是使民以“劳”与“逸”的不同结果。小到百姓，大至天子、三公、九卿、百官，都是同一个道理。天子与百官勤政清廉，则国家政治必然宽仁体德，天下安宁。老百姓也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懈怠，则家安人旺。”
听着母亲的教诲，文伯频频点头。当敬姜讲到这儿，文伯心想，这些都是男儿的事，而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马肥车轻、满门官服、拖丝曳帛，还需要高龄老母亲自纺织吗？于是不解的说：“娘所言皆男人之事，孩儿不敢好逸恶劳，但您年事已高，本当坐享清幅，又不是儿子不孝。”
敬姜接着说：“你再听我讲，怠惰，在上天看来是有罪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非但男人如此，女人也是一样。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烈士之妻，都要做女红。自上而下，人人勤劳，谁敢起妄念贪图安逸享乐？今日的我是一个寡老太太，你又是职位在下的大夫，朝夕侍奉君王。我担心你忘怀、背弃先人的志业。况且我看你渐生怠惰，发展下去将可能无意中获罪！我希望你朝夕提醒我一定不要废弃先人之业，可是你今天却说我为什么不坐享清福。以此看来，你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官职，我却害怕这样下去你会绝了季氏的香火！”
老母的谆谆教诲，以见微知著的道理，提醒儿子戒奢戒怠，使公父文伯深受启迪：原来老人家纺织不辍，是为了以其身教使儿子勤于政事，克勤克俭，方保家祚永昌。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更是受用无穷。
“一勤天下无难事”、“勤能补拙”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谚，能流传至今，当然有它的道理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更明白告诉我们：勤于工作的人，绝不会贫困！
今天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心肝宝贝、父母的掌中明珠，如果从小到大，事无钜细，大人全包，什么都代劳，那么一遇事儿就杵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样，等着你替他解决。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该做的事，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
台湾也流行这么一句话：有勤快的妈妈就没有勤快的儿女。越俎代庖实在是不智之举，那样就变成爱之适足以害之了！适时的指导孩子做点家事，不仅能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同时敎会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培养责任感。有承担后果的观念，有接受挫折的勇气。
不要让孩子成为温室的花朵，遇事就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翅膀下装做没看见，与我无关。解决了一时可解决不了一世，人生在世，什么事最终都得自己一人独自面对的，何不从小就养成以“勤”字来破除一切的难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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