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8日讯】有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常有人拿它来评说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以为如果反省了“文革”，就不会有“六四”血案云云。中国人不知道反省吗？是。为什么？因为敢于独立反省的不是被共产党杀死就是被逼死，不是被关起来，就是被“下放改造”。你只能反省自己什么地方跟共产党不同而强制自己“统一思想”，绝不允许反省共产党才是灾难的制造者。所以，把悲剧归罪于中国人的不知反省，无异于替共产党开罪。我们每个中国人确实需要独立的反省精神，但是被党文化改造的头脑怎样才能具有这种反省的能力呢？
“六四”那年，我刚好在北京读大一，那个春天的的思绪至今宛如昨天般清晰。以后经年，常有人关切地问我那一年的事，我不愿深谈，含糊而过。不是因为我掌握着甚么机密不敢泄露，而是思不清理还乱。
我虽然曾在游行的队伍中，也经常去天安门广场，但那只是随众，只是想做历史的目击者，不很赞成那种举动，因为“罢工”、“游行”这些词在我们的书上通常都跟反对政府连在一起。“反腐败”“反官倒”我很赞成，中国领导人连接学生请愿书的勇气都没有也令我气愤和失望。但有人骂共产党我就不爱听；有人说中国的言论、新闻不自由，这我没感觉到；新闻是“党的喉舌”我知道，但觉得党代表人民，代表国家，也不能让人随便在报纸上反党吧。总之，共产党那一套歪理邪说骗人逻辑，我是深信不疑，并且掌握得滚瓜烂熟，还自以为有思想。
政法大学的人过来四处演讲，我也北航、北大、清华的乱窜，拿着录音机去录大字报，生人、熟人见面就是辩论。好像一个人一个调，谁都知道应该改变中国不合理的地方，谁也讲不清应往何处去。学生代表的请愿书有些内容许多人也不很赞同，只不过反官倒反腐败大家一致。人心浮躁，群情激昂。有的说要搞农民起义对付坏官，有的认为“时势造英雄”，要学“五‧四”精英将来执掌政权。我觉得他们的话很多都幼稚可笑，缺乏理性，有的野心勃勃。自己平时不注重道德修养，不尊师重道，做人都没有威望，还想领导别人革新除弊。只怕他当了官后，更加腐败。当年共产党里也有人忧国忧民，到头来牺牲了那么多人，还不是一样？所以我常常毫不客气地反驳。弄得对方灰头土脸。不过，我见的都是普通学生，没见过那些代表学生的首脑或最骨干，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
无法正常上课，平时不爱上课的人指责我们上课是不爱国。来上课的老师只教书不发表任何言论，常常只有三、四个人上课，有一次法律课因为老师口音很重，只剩我自己。我不希望继续这种无序的无法正常学习的状态，它总会让我联想到“文革”时的大串联。但我又觉得政府太差劲，太无能，太不把民心当回事，就不能拿出点诚意安抚一下。他们的置之不理的态度一步步把原来并不激进的人也逼进了绝食队伍，把我们全校师生都推到了抗议的一方。后来，外地学生进京声援，各大学学生开始驻留天安门广场。我去了几次也坐一断时间，听到大广播里传出的反对共产党的话，看到塑起的自由女神像和据说是香港捐来的帐篷，我脑子里闪出了“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敌对势力”。这跟我和很多人想的给政府提意见的思维不同，我就再也不去了。
军队进京，有人号召去堵，在北京航天大学路口横放交通石栏，军车一度停滞，学生和市民围在车旁，呼吁他们不要把枪对向爱国学生，他们都很友好，看起来很理解学生。有人给他们送水。有个人对当兵的掷小石头，被大家谴责制止。其实，广大官兵当时并不知道不久将会被命令向这些和他们同龄的令他们羡慕的爱国学生开枪。我们也不相信政府会下毒手。“六‧三”的夜晚，寝室的电视里一遍遍播报戒严令，命令学生撤离天安门，不许大家前往天安门。空气中充斥着肃杀紧张的气氛，我们几乎没人发表评论，也没人出去。这些女生胆小，也都不是行动积极的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决不相信军队会开枪。枪声响了，坦克开过，那时我们沉睡着。
六月四日的早晨去食堂打饭，看见一同乡和一位老师，前者手吊绷带，后者头缠绷带，正在讲述坦克着火了云云。我没上前细问，看着他们英雄似的义愤，好像是在看电影，那么不真实和滑稽。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也不知朋友们怎样。大街上空空荡荡，好像没有多少车，商店里许多人在排队买东西，准备食品渡过戒严期。那天是周日，自习室冷冷清清。我回寝室时，发现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宿舍内外一片狼藉，大逃亡的景象。没人说得清夜里发生了什么。老校长挨屋查看，告诉我们放心：如果军队敢冲进校园，他第一个挡在前面，令我们肃然起敬。三三两两的，人还是一拨一拨地走了，我准备留下看看局势到底怎样发展。第二天，楼内好像只剩下我。这时，我的高中校友来找我跟他一起走，说还有两人。于是我跟他到清华。路上看到一辆平板大卡车缓缓而行，听人说那是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枪打死了，他妈妈雇车游街示众抗议暴行。我的心好乱。我该愤怒的，我该痛骂刽子手吧，可是没有。除了难过，慌乱，大脑好像不做判断。清华的一个宿舍外面贴着一些学校已知的死亡人数，总计一百五六十人。我们谁都不说话，没有人提那天晚上的事。他说其他同乡都走了，我们已经是最后了。课停了，不知什么时候上，留下也无益，家里还要担心。
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上午我们换乘去家乡的公汽。售票员见我们是从北京逃难回来的学生，格外关心，坚决不收车费。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觉得我是另类，而他从来都是局外人，大脑从不愿思考国家大事，我们好像冒用了别人的英名。
回家后，家人朋友都同情学生，询问我天安门有没有死人。我说不清楚，但我告诉他们六部口肯定开枪了。接着，电视中开始播放戒严军人怎样被暴徒残忍杀害的镜头。我心难受。学生死了，军人死了我都难过，不知该谴责谁。有没有血洗天安门，不知道。后来也听一些人讲了一些事情，像军人提前打了针，像开花弹，像对使馆附近民居开枪等等。对我都像故事一样缥缈。我也不认为人家说的是假的，可似乎到我的心边就停住了，不能刺激心灵。接到回校考试通知，我回去时到虎坊桥一亲戚家，听她说那天晚上军队过此，有一群手持狼牙棒的人，截住后面当兵的就打倒。有暴徒吧，反抗进京军队的是暴徒吧，可是学生不是。也许拿根棒子，可那也不是枪。我宁肯相信暴徒就是社会流氓趁机闹事，学生跟着倒霉。中央说没有开枪，难道中央能撒谎吗？我回京时，戒严部队驻在路边的帐篷里，许多公园，路口都有执勤的，他们不是很凶，也没开枪。我们也不怕。谁说的是真？开枪不对，不开枪怎么办？我的大脑无法识别，混乱一片。
大二伊始，开始整肃“六四”问题，我们学院没有死人，也没有领头人物，再说校领导同情学生，根本就没整学生。但看得出来，教授们又统一到党的思路上，认为是一小撮妄想颠覆政权的自由化分子在利用学生，我们也在学习中领会了中央的“英明”。无人再质疑。我们这些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被要求重新写申请，谈认识。当初积极支持学运，批判我落后的同学，在经历了共产党的暴政之后，也丝毫没有唾弃中共的想法，我就更以为自己头脑清醒，没有上当。我的认识非常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我老师用一贯的树典型的中共思维，希望我在全校做报告。我拒绝了。我不想被政治利用，那种在政治运动中出名的人，我觉得都不好，往别人伤口上撒盐，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是傻子就是小人。自己也没好下场，像吴献忠、张铁生结局都不好。我老师理解了我没有勉强。我们学院没有谁因为此事影响了前途人生，我以为别的地方也如此，以为党真的很宽大。所以后来我看到或听到一些因“六四”而遭整治处境维艰的人与事时，我也很惊讶，原来党并没想放过那些学生，原来是我们学院领导、教师的善良保护了学生。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熟人当中没有一个在“六四”中有变故，所以我们很快忘记了那个血腥黑色的一天。听说高自联的学生领袖有的被抓了，有的逃到国外了，似乎更印证了中共说的他们有海外背景。那么那些死去的人呢？我脑子里从没想过是共产党杀死了他们，充其量是认为邓小平下了辣手，这些人被搞政治的利用了 。于是我对那些学生领袖也没什么好感，别人大多也很冷漠。
我很想知道我的那些同学或经历过那场运动的学生对人是怎么说的，但无从知道。那以后似乎从没人提起。十六年弹指一挥间，前年，我有机会走访了当年的许多同学，他们多数都小有成就。令我十分惊讶而难过的是，当年与我论辩过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佩服我的“异乎寻常的的清醒和冷静”，说他们当时太幼稚。反过来，他们认为现在清醒的我是单纯幼稚。哎，我的病毒好不容易除根了，他们却染毒日深、病入膏肓了。
反省，谈何容易？在中共的严密信息封锁，长期党文化洗脑，邪恶政治高压和无神论实用主义统治下，以什么价值观来反省？以什么事实来参照？我痛心自己当年的糊涂和麻木，我庆幸自己终于彻底洗去了共产邪灵的毒素，能以正常人的思维看问题。我能在十几年以后反省，清醒，全部归功于伟大的宇宙大法，归功于大法弟子不遗余力的讲真相。我醒悟当年的麻木不仁是多么不善。面对那个被枪杀的孩子，面对那一张记录死亡人数的通知，我就像今天那些听到了法轮功学员受虐杀、被活摘，仍然无动于衷的人一样——心拒绝相信、拒绝感受，大脑拒绝思考。似乎反对共产党的暴行就是大逆不道，是思想情感的禁区，而对于中共那黑白颠倒混淆视听的谎言，我们那么轻易地就听信了，为什么？其实，这拒绝的就是共产邪灵，它随着党文化的因素侵入了国人的大脑和血液，自觉规范着国人的思想行为；它抑制了人的正念善念，把正常人的一切人性都牢牢地锁在了禁区里。
《九评共产党》一书似照妖镜彻底现出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理，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核），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 “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
我就是深受政治说教之害，除了由于在校学习中把共产党的政治说教背得滚瓜烂熟并当作了人生信条外，还因为小时候我非常爱看书，村里有书的不论是小人书还是长篇大书我都想法借来读，基本都是中共革命文学那一类。从小学二年级起，我还开始看月刊《解放军文艺》。中共对军队的思想控制是最严密的，是最标准的党文化体现。这些书籍直接塑造了我大学毕业前的所有思想和个性。表面看来它教育人“正直无私、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实质一切都附着共产党邪灵。因为它说“党代表人民”，所以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就是大公无私。因为中共在宣传中把一切好人好事都归功于己，一切坏事坏人都归咎于没学好党的理论路线，所以我本性中的善良正直、爱人民爱国家的追求被共产党这个邪教牵引改造，最终认为共产党在教育人做好人，它是真为人民好。共产党里出了多少坏人坏事那都是人不好，而非党不好，爱党就是爱国。一切对党的地位有威胁的言行都要制止。舍弃个性听从党性才是无私。这样荒谬错误的理念主宰了大脑，当然不分是非。而这一歪念至今在单纯幼稚、信息封闭而又积极向上的学生中仍然大有人在。虽然现在大陆的各种媒体，书籍五花八门，但都是党文化的各种变化和衍生，读得多，可能更受其害。
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还算比较好的，也曾给过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我想自己如果在“文革”中，也会很狂热。这让我不安，隐隐的我觉得是共产党的教育有毛病。但这些作品也是在党文化范畴内揭示党的“错误”，结果误导人相信：都是“四人帮”的错，是“极左”路线的错。一次，看反应二战时期纳粹的小说，我突然觉得那个纳粹党员效忠于党的无情很像共产党，但马上又冒出一念：党对坏人“大义灭亲”是无私（这都是中共文艺宣传中灌输的），而纳粹是对好人作恶。这“好”和“坏”其实都是接受中共给的现成的论断。如果在一九八九年以前，我能看到、听到像《九评》这样透析中共杀人、暴政和谎言欺骗史的鸿文，我能接触到像辛灏年、袁鸿冰的那样深邃透辟的见解，我也许就不会错误地看待“六四”运动。什么“和平演变”、“全盘西化”、“敌对势力”，这些杀人的政治罪帽就骗不了我。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中国人只能一代代被骗，用党文化中形成的扭曲变异的思维有意无意地维护着恶党统治，被中共利用着仇视、反对甚至迫害那些真正爱国爱人民的仁人志士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好人。我的《敞开隐秘的心》（一）被转贴在大陆的一个论坛上，后边一个跟帖的恶狠狠地咒骂“造谣活该生剥”，这就是今天中国人仍然深受中共邪教毒害的一个证明。
如火如荼的“六四”轻而易举地就被中共熄灭了。那个血与火、毒气与枪声灭杀学子的凌晨，那惨死在枪下和坦克下的至少三千多英灵（据《六四档案》），真的成了被国人遗忘的角落里的档案。当真善忍的圣水不断洗净我的灵魂，我对自己曾中的党文化的毒认识得越来越清。为了剖析这难述的隐痛，我进入了“六四档案”，看到了我本该早就知道的那惨烈的触目惊心的真实。这样明目张胆的屠杀，中共都敢在媒体中扯谎：天安门没死一个人。打死的是暴徒不是学生。那么，它还有什么事不敢做？还有什么谎不能撒？它把正当的上访诬为“围攻”,它制造“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酷刑虐杀和活摘谋杀炼功人，它无耻抵赖和疯狂打压真相传播者，这就没什么好疑惑和奇怪的了。难怪江泽民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就能消灭法轮功”，他是在“六四”的血腥中充了电，以为那样的屠杀都能很快搞定，何况其它？难怪许多学者都认为法轮功能在镇压中走过来是个奇迹，的确，对比“六四”，我更明了什么叫“信仰无敌”。
真正的信仰是仰视于天，是对神的信赖和敬仰，不是中共歪曲和盗用的所谓政治信仰。八九年民主运动可谓全民关注全民参与，但一下子就被打压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正信的文化基础，没有信仰之根，只是一种思想潮流。共产党为了让无神论的崇尚暴力和斗争的马列主义党文化能在中国生根，用几十年的不断运动彻底摧毁了以儒释道修炼信仰为根的传统半神文化，同时用专制、独裁、政治挂帅的党文化重塑了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当年的学生基本都是党文化的人格心理，只是外在的政治观点不同而已。有时候有些人的言行自觉不自觉地就是模仿了党文艺中学生运动时的表现，包括一些大批判的语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斗争精神等等，不是西方那种尊重他人能屈能伸有理有度的民主风格。共产党当年也是喊着民主的号子搞学运的。你用共产党年轻时对付国民党那一套来制约共产党，不可能奏效。国民党没有摧毁传统文化，民国时期的人深受民间信仰和传统道德修养的熏染，他还可以为了理想和主义去献身。现在的人被挖去了传统信仰的根，他的正义或善良很容易在暴力下，在名利、权势的诱惑下改变。《九评》的一段论述是很切中要害的：“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老百姓绝望地认为；谁当政都那样。因为他看到了人心的不善。确实，不能清除无神论等党毒，尊重真正有神的信仰，重塑民族文化，即使中共真被哪个党派取代了，也不能改变现在中国社会的顽疾。
法轮功修炼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九评》）他们能在暴力面前自觉地全力以赴地揭露邪恶，讲清真相，这是佛法的伟力，是神的力量。因为佛法就是“真、善、忍”，修炼人同化的就是“真、善、忍”，一定会维护真理。中共把中国变成了好人吃亏遭殃，坏人如鱼得水的社会，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物欲，不知道道德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许多中国人不相信善恶必报，为了钱无恶不作，他的心态是：良心值几个钱？而法轮大法真正让人体会到道德跟健康、跟人生命运紧密相关，更关系到生命的久远。人在修心性时随着境界的提升，身体的改变会很明显，也很神奇。有时观念一转，善念一出，身体的疼痛即消，或者坏事改变了。这样的事真修者人人都体验过，所以才会相信“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转法轮》）。才会真心向善。
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农村，耳闻目睹了许多奇事。别的不提，就是我亲人身上发生的事，科学都解释不了。我母亲经常用她母亲辈传下来的方法治急病，画符、烧纸、念咒等等，常常立竿见影。其实她自己不信什么，只是用这种方法。当然是有针对的，像正常的感冒她就不用。我父亲能提前感知一些事情，也会看点风水，谁家的鸡窝、大门等搭的不是地方，会导致家里出问题，他一下就能说准。他从不特意给人看，更不去挣钱。我的姑姑、叔叔都带着很强的外来信息。另外空间的人或生命有时会过来，我死去的奶奶有一次也借着别人的体回来哭诉；另外空间的生命体还写了篇文字给我看（因为我那时拒绝相信）。亲人们都给我讲过更神奇的事，我就当故事听。农村这类事很多。我开始就是闭着眼睛说他们迷信，可事实俱在，使我最终相信实证科学很肤浅很狭隘，而共产党的理论根本无法合理解答这一切。今天我写出这些，心里还是怕别人会认为愚昧迷信，这种事在中国是不能写在字面上的，与党文化系统格格不入。其实中国几千年的百姓生活就是那样的，那种民间的传统信念来源于他们对另外空间生命的真实感知，年纪越大阅历越深。因为传统文化的根没有了，所以他们不知道怎样修行，也不知道重德。只是被那些东西牵着走，是一种不清醒的信。但当时我在无神论的理念和这种真实之间挣扎，无所适从。我曾向气功求索，上大学后我练过不少气功，而且以后基本没太间断过，知道很多奇异的气功现象、特异功能。我相信人体科学确实是超常的，超出了实证科学的领域，但无法弄清究竟。我也认真练过武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身体坚实而敏捷。但一旦感冒发烧，我会虚脱得晕倒，而且气管炎也很重。搞不懂为什么强身了却达不到健体。直到我看了《转法轮》，我觉得所有的人生疑问全部解开，心如回家般安然。那时我正为自己的风湿日重而忧虑，可在看《转法轮》时，我身体的关节穴位明显地向外排风，之后酸胀的感觉减轻。根据以前炼功的经验，根据书中深邃的法理，我知道这是真正难得的真理——人生至宝。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修炼之路。
我的经历在成千上万的大法修炼者中并不特殊，人人都是见证了佛法的真实才会顶着打压讲真话。无神论的教育使人总是把精神与物质分开，觉得精神意识是虚的理念，高尚不能当饭吃。所以一旦受到威胁，就会把理想、正义、真诚和信念等抛开。用无神论的眼光看待修炼者，会觉得不可思议，正义感强的人佩服修者的伟大，利益熏心的人贬低修者痴迷。其实，有信仰的人，把善视为生命，坚守善念，就像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正常和必需。所以“19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钱’看。”（《九评》）而法轮功却能在迫害中走过来并洪传世界。
无神论是一种迷障，就像猪八戒看到村姑送来的是馒头，孙悟空看到的是白骨精指化出的毒虫，猪八戒固执己见不信孙悟空就污蔑他。如果他也能看到，他也会拿起武器就打。佛法给予修炼人破除迷障的火眼金睛和降妖除魔的责任，但就像孙悟空面对三个肉眼凡胎一样，大法弟子有时也要面对友人的不解和非议。一些反对中共暴政的民主人士，也用中共的思维认为法轮功迷信而带着一丝轻蔑，无意中形成的间隔削弱了解体中共的合力。我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孙大圣，但最起码应该像沙和尚那样不固守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法轮功展现给世人的夺目光彩和伟力，在海外的人很容易看到。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信任，多一点尝试，就会多一些破除无神论的愚昧，多一些感知佛法的真实。
要彻底解体中共，清除大众的党文化心理因素，就必须回归神传文化，让信仰扎根于民众生活。这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党文化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很难，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引导。很多时候，看似简单的问题，只摆明事实还不够。SARS中，卫生部长张文康对着全世界撒谎否认北京的严重疫情，不少人觉得这很正常，共产党要维护国家的面子嘛。且不说它为了面子忽视人命是多么不人道，就说张文康公然造谣给中国造成信任危机的恶劣影响，需要负责吧？轻描淡写地给他换了个地方就完了。可是，中共把异议人士的真话当成谣言来惩处时，却要置人于死地。一个国安人员曾告诉我：“六四”的一个学生在天津车站对国外记者说“天安门血流成河”，被以造谣诽谤罪判处十八年徒刑。他以此来狡辩为什么一张传单就可以判大法学员几年徒刑。那么，张文康的国际谣言的恶劣影响无人能比，他怎么不用服刑呢？当我这样问友人时，他的大脑总算明白了点共产党的无赖凶恶。
有些人不完全是无神论，还有的接触过奇异的事情，但思想同样陷在党观念的套子里。我朋友的父亲，在当地是科技专家也曾是个很有名的气功师，有一些功能。但他看的各类国内出版的书——宗教的、文化的、气功的等等，都是经过无神论观念过滤改造过的。所以他就相信唯物主义解释气功、宗教那一套。当年他给人气功治病时，我曾托朋友带给他《转法轮》看过。他没看明白。2005年以后我去过他家。每次跟他谈话，他都说看到我头上有一圈厚厚的白光，功练得好身体健康。可他又相信中共的歪曲，觉得法轮功是拼凑来的。他就不想想：如果法轮功不是真气功，我怎么能炼出功来呢？我知道他这种权威人物往往自以为是，很难一下改变，就举了许多神奇的事试图打开他的思维。不料，他马上就告诫我：“你怎么能信神呢？你大学不白念了吗？”他不知道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都是虔诚信神的。就认为信神就是迷信，是愚昧无知，所以他自己千方百计要为那些神奇的事找到一种所谓科学的无神的解释，来避免自己陷入“唯心”。中共培养出的那些科学家基本都是这样不敢越雷池半步，自欺欺人，还搞科普去误导世人。所以何祚庥这类科痞小人才能得志。我说：“电视上公开否定天目的存在，天目看不到的人会认为你在撒谎。那么你没看见神，有人看见了，怎么能肯定人家是说假话？世界奥秘无穷，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如果你能不受无神论的制约，你的气功境界一定会提高很快。”他觉得我的思想太超前，其实，是他自己落在党文化的窠臼中孤陋僵化。他对共产党打击气功不满，对腐败更加痛厌，却又硬拿中共的骗人说教安慰自己，小心地保持着政治上的立场，不肯退出中共。这样的人，就像杨景端先生说的：典型属于社会心理学上讲的“认知分裂综合症”。在生活比较优越的知识份子中，这种人很多。国外的学者经常痛心在党文化下中国知识份子的集体失语。我看，失语的人还算好的，起码他心里明白得像曹庶那样有点志气，那些能被中共接纳的不失的语，都是中了共产党毒的人还在帮着中共散的毒。
共产党用无神论割断了人与天的自然联系，谁能穿过无神的荒漠，就等于有了新生的机会。上天留给人很多能启悟心智的现象，上天也在人的内心种下了识别邪恶的善根。恶党阻不住千百万大法徒返本归真的脚步，也挡不住浩浩荡荡的退党大潮，这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神”在表面上离中国人的党文化思维很遥远，可他在人性的骨子里存在，所以你用民主理想触及不到的地方，一句“天灭中共”可能就打进他的心底。当我们在讲真相中真的使人明白了善恶必报的天理，把现象的内涵揭示给人，人的善根就会被触动。有很多中国人，只是为了保险才退党。那也说明他知道中共是恶的，他内心深处还抱有对天的敬畏。因为我们深信：神与善同在，所以越前行就越觉光明。
去年“五一”长假时路过北京，我去北大看望当年对我很好的一位教授。落座后，我看到她的桌上放着一本《圣经故事》，于是就谈到有神与无神的问题。她是马列哲学教授，开始的谈话还有些拘谨，当我谈到我修炼法轮功时，她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她说她是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才想了解的，设法找来了《转法轮》看，一看就知道中共又在迫害好人了。她对共产党的反思是从一次上党史课开始。她讲国民党的腐败专制，课下一个学生问她：“共产党不也这样吗？”她当时觉得脑袋像炸了一样。后来给我们上课时她就开始小心地渗透一些内幕，引导我们思考。不料，我那时很敏感，为维护共产党跟她说了一句话。她心里有了戒备，也对我记忆深刻。当她知道我退出了中共，她由衷地高兴，她告诉我她们全家也退了。我们再次紧紧握手，十几年的陌生感瞬间冰释，她对我像母亲一样热心体贴。她说北大网封得厉害，但她都想法看到了《九评》和其它真相，她说法轮功了不起，共产党一定会解体。北大很多人心里都明白中共是恶的。她现在也相信有神存在。
我是怎样的开心啊！共产党使尽邪恶的招数要用党性取代人的善念，结果呢，被马列熏染了几十年的宣传者善念一出就不再协同它，最终远离它唾弃它；我这样单纯赤诚的“红色接班人”，在神光的沐浴中心灵越来越澄澈清明，不仅自己向中共组织公开表明退出当年积极要入的党，而且还帮助别人退党。再看，当年的老红军，老革命，如今的公安、国安等等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只要善念一出，也坚决抛开它。它共产党能不解体吗？有神的引领，善良的人一定会得到救度，剩下的那些蛀虫、寄生虫随着中共这根朽木一起完结，那也是他们的劫数。
我敞开心灵，用佛法赋予的善念省视过去和现在，期待更多人的反省归正。愿越来越多的人打开心门，请光明善良之神进驻，驱走无神的邪灵，心灵获得永久的自在安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