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5日讯】前言
1993年的中国经济，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的沿海炒房狂潮后，朱镕基临危受命而踩下的一次急刹车，是年五月朱镕基先整顿银行，为了扼制炒房，他先后杀了十一个银行行长，终于在八九月份，沿海以炒房为主导发展的经济出现了逆转。记得海南从六月份整顿开始时，人们还抱着风头一过就会好的心态，但到八月份有的就耐不住了，九月、十月份，许多公司就纷纷关门，到了年底时，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司已经离开了海南。这时大批从倒闭公司出来的员工涌向了海口人才市场，于是人才招聘会成了海南最繁荣的景观。
在一个活活饿死过大学生的街头，求职与生存是摆在大批闯海者面前的严峻课题。于是为了一份五百元月薪的工作，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有着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一起竞争，就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情况。毕竟人首先得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可能赢得明天的机会，这是海南当时成千上万人的共同信念。
我当时刚到海南还不足半年，对海南我算是缺少经验的那种，也就是在招聘中通常不被注意的那种，所以找工作自然就特别艰难。我先后用了三个月时间，应聘了几十份工作，都没有等来一个份复试的的通知。眼看1994年元月又将过去，我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份糊口的工作，否则即将到来的新年就不知道怎么渡过了。
终于有一天，我应聘的一家台资旅业公司给我来电话通知复试，这在当时也是个难得的惊喜，因为复试就表示人数庞大的海选已经通过，若没有什么大问题，得到这份工作的把握就过半了。果然我在去复试后第三天就被通知正式录用，并当天就要求前去报到。奇怪的是当天我们这批新招的约二十名员工就被派往大陆——湖南、贵州、河南等地。而更奇怪的是，我们这些人基本不知道到这个公司后将做什么，因为我们此前没有被告知这个公司的业务情况，只知道有助理管理、财务、电子技术等三种职位。我对这个旅业公司也只是想当然地理解为是发展旅游业的。当我与另一位四川负责电子技术的青年被派往张家界工作时，我更相信公司就是开发旅游的，因为张家界是个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
然而，当我跨入公司在张家界的办公场所时，我一下子懵了。那里是一个三星级宾馆附楼的大厅，厅中摆着五十来台电子游戏机。虽然此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但是在电视、小说，以及港台的一些电影中是看到过这种东西的，而直觉告诉我，这种电子游戏可能就是一种赌博的变种。看来旅业公司就是这样一个电子娱乐名义下的赌博公司。面对这种情况，在囊中羞涩与工作机会稀缺的双重夹击下，也就暂时不敢采取离开公司重新选择工作的行动。就这样，一呆半年。
在这家旅业公司的半年中，我先后到过湖南的张家界、长沙、常德、岳阳、株州，湖北的武汉，江西的南昌等地，基本了解了中国电子娱乐业名义下的赌博情况，也见证了中国官、商、黑合流下的招商引资与繁荣经济说辞背后的一些真实故事。如果说今天中国经济畸形发展导致了社会诸多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法制失范、道德沦丧的问题，那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这种趋势已经极为明显，并且由于制度性的设置已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结下社会灾难性的、官商黑合流的、背离正义与法制的罪恶之果。
一、霓虹闪烁下的电子娱乐城
从我走过的这些电子娱乐城来看，它们的选址多半设在省会或地级市最高档的宾馆中：如长沙市在长沙大厦、湘江宾馆，岳阳在岳阳大厦、岳阳国际大厦，株州在株州大厦；或者就在当地城市的商业文化活动中心：如湖南常德、江西南昌、湖北武汉等电子娱乐场子就是这样。选这种场地一则说明目标客户是那些有高消费能力的社会新兴阶层，再则也显示经营者有过硬的地方关系，因为这种地方不是仅仅有钱就可以轻易拿到的，更何况是用来作娱乐名义下的赌场。
这些电子娱乐城的投资管理方式从大的方面分为台资方与中资方。台资方：中间又分为纯粹的台湾老板，与在大陆寻求到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名义上是台资企业聘请的高管（总经理），实际上他们也是享受旅业公司股份的合伙人，他们对外都统一代表台资企业方。台湾老板与大陆高管的内部分工上：台湾老板负责电子娱乐软件开发，供给电子板。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当时在港台可能也是很普通的一种赌博形式，名之为“博彩”，俗称“老虎机”。台商利用自身的优势将这种赌博游戏引进过来；而大陆聘请的合作高管，负责投资娱乐设备–机壳、显像管、其它配件，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公关–选择城市开设场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城市，寻找关系，开设场子，是台湾老板真正需要寻求的合作。
中资方，也就是旅业公司在大陆各城市寻求到的地方合作人。他们负责租场地，办营业证照，维持治安。在这些证照中，公安部门发的一个娱乐场所治安许可证是最关键的，只要有这个证，别的证没有也可以先开着，而相反如果没有这个证，那别的一切证都有也别想开。所以中资方办证与治安的关键就是公安这一方面关系是否到家。台资与中资方在娱乐场中的股份通常是6：4。台资方中台湾老板又占6份中的3-4份，聘请的高管占2-3份。中资方在4份中，一般分给当地公安1份，还有黑社会1份，甚至也有分给公安1.5-2份的。
电子娱乐场的管理也跟台资方与中资方负责的工作相对应。台资方由聘请的高管安排每个场子两名经理助理带领一批服务员负责场子的经营管理，而中资方就负责场子的治安与地方关系。要想维持这种场子的正常运转，事实上最关键的不是投资，也不是经营管理，而恰恰是治安与地方关系，这在后边将详细谈到。
这种电子娱乐城的所谓娱乐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五张牌为板面，每次押上不同的分，来翻动不同的牌，由出来牌大小来定分数。每分定价看不同的城市消费，有五角一分的，也有一元一分的，甚至还有两元一分的。一般省会城市定在一元，或二元一分，而地级市则是五角一分。
这样的电子娱乐场子，通常是五十台机的规模，多的如长沙大厦也就是八十台机。以五十台机规模来算，总投资也就不超过三十万，而八十台机的投资也不会超过五十万，并且没有固定投资，因为场地是租的，机器是可以随时拉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竟然也算是个招商引资的台资合作项目，甚至一些地方还作为政府引资的政绩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当然为了显得重要，在投资上办证及宣传时，通常被放大成百万，或几百万。
然而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个投资小的项目，大概没多少益处，也不会有多少危害，那可能就错了。就以一个五十台机的电子娱乐城，在地级市是五角钱一分来算，那么一天下来收入平均就在三万元之上，一个月就是九十多万元，一年就是一千多万元。这可都是现金，而不是什么资产之类的。这个收入数字相对于小的投资如果还不足以让人吃惊，那么长沙大厦电子娱乐城的收入就不能不让人注目了。长沙大厦是八十台机的娱乐城，内中有一元一分的，还有两元一分的。这样一个电子娱乐城一天的营业额，在新年前后的三个月，大概每天是三十万元左右，而平常时间，每天大概在十五万元左右，这样场子一年下来的收入就将近七千万元。
在此我不厌其烦地介绍有关电子娱乐城的情况，是想说明：一、如此一个简单的投资项目，竟然在各地作为招商引资项目来做；二、如此一个一看就懂得是赌博的项目，居然堂皇地摆在当地最气派的宾馆或文化活动场所；三、如此一个投资小的项目，每年居然从当地抽走那么大的现金；四、如此一个简单的项目，极为经典地再现着商、警、黑的合作。
二、对台商趋之若骛
正如前面所言，电子娱乐城并不什么高深的技术，只是一种对港台博彩游戏软件的引进。这个明眼人一看就懂得是游戏赌博的电子娱乐城，居然倍受大陆官、商们的竭诚欢迎。许多地方的官、商竞相通过各种途径想与这个娱乐城的台资老板联系上，以恳请他到当地去投资。而这个台资老板也常常在千呼万唤后，才亲临当地去考察洽谈。为迎接这个老板，为让这个老板安心在当地投资，地方各部门官僚更是极尽趋奉，摆足排场，以博老板的欢欣。
记得这个台资老板有一次到贵州都匀去考察，当地政府主管招商的官员与公检法、工商、税务、文化各部门负责人，几乎是倾巢而出，集体欢迎，全程陪同老板几天。那种招待唯恐不周，唯恐老板不来的情形，经常被此台湾老板闲谈时拿出来作为调侃的笑料。最后考察结束时，各部门官僚群集一堂，等待台湾老板表态定调，谁知老板却先要一个个部门的官僚表态支持，于是那工商、税务自然在减免税费上承诺，而公检法竟然表态保证娱乐城安全，并提出派出干警到娱乐场值班。后来当地娱乐场开起来时，居然真的是公安值班，名之为保护外商投资安全。
更为有趣的是，有一次此台湾老板到某个地级市去考察时，当地居然警车开道，美女迎接，最后答应为了保证娱乐场正常运营，居然还动用当地武警值班，公然宣布地方政府各级部门不得前去检查。
如此这般的各地政府招商引资众生相，实在不胜枚举。当然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竭诚引资，原本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应该引什么资，招什么商？在此我无意于否定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确有搞活当地经济的愿望，并且也不排除有真心实意造福一方的理想。然而从电子娱乐城这么个简单的赌博投资项目，大批官僚竟然趋之若骛，竭尽权限，给足优惠，以使老板前去开场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招商引资旗帜下的经济活动是：
首先、缺失社会责任的招商。这些官僚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电子娱乐城是什么东西。因为大批参与这种引资的官僚，甚至都到这种娱乐城玩过，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个人都深知其中奥妙，但就是听人介绍而基本了解其性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一批了解引资就是个赌博娱乐项目的官员，却热情万丈，极尽优惠地要达成引资，那这种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何在？在引资的大旗下有没有官僚真心考虑过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电子娱乐城这么个简单项目上我们可以读出地方官僚们在招商引资上社会责任的缺失。
其次、走上邪路的政绩观。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本来是为了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从电子娱乐这么个严格意义上不算个投资项目的招商上，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僚们为招商而招商，为政绩而招商。他们热衷于完成了一项招商任务，在政绩上可以记下一笔，而对招的是什么商，他们也许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这样让我联想到后来1999年，我在一个企业，当时陪一批自称代表外国某投资集团的考察团到桂林这个旅游城市考察，准备利用当地毛竹来投资建一个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从各种资料显示，这种造纸厂污染特别严重，早已为一些发达国家所禁止，并且那考察团也不隐讳这个事实，因为他们相信在网上肯定能查到。然而作为以旅游著称于世的桂林，负责招商的官员居然不谈污染的事，相反一再表示可以设法疏通上面关系，使这个项目得以通过审查。好在后来那个项目因为其它事情没有成功，否则桂林的山水又将面临一场浩劫。由一个算不上投资的电子娱乐城，到一个重污染的造纸厂，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地方官僚的政绩观。他们为了所谓招商引资的政绩，为了GDP的增长，真是到了不择手段。
再次、冠冕堂皇招商下的阴暗自利。电子娱乐城是个完全的赌博业，但许多地方政府官僚却竭力引进，这除了前面所言的缺失责任与错误的政绩观外，应该说其中还有个人利益驱动，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利益驱动甚至是整个招商引资的主导。是因为这个娱乐城低成本的投入，快速、高额的利益回报，使地方一些官员产生了引进的激情。因此地方引进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往往是身兼官商双重身份的人，他们通常一则在政府如外经委、外贸局、企业局等等部门任职，同时自己又在外面开有公司经商。这种打着招商引资旗号下动员权力资源保驾护航的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权力寻租下的渔利。从许多地方政府官僚对台湾老板的恭迎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自身钱袋进账的期待。
对于商人逐利，我们原本无可非议，对于台湾老板在电子娱乐项目上如何利用廉价的技术来赚取金钱，我们也大可不必去遣责。然而问题是这些拿着国家纳税人钱的官僚们，却努力助推这种对当地经济无益，而对社会民众有害的赌博业，这就显示着这个社会权力已经完全自利化，完全成为危害社会、渔肉百姓的工具。
三、地方商人
中国曾经有套《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书在社会很是流行过一段时间，一批官僚与商人都竞相购读此书。这在某种程度反映出中国官僚与商人的双重心态，一则为官者希望自己享有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财力，一则为商者希望自己能成为呼风唤雨、弄权得势、左右朝野的权士。官与商都想集权钱于一身，因而红顶商人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楷模，膜拜的偶像。中国自八九屠杀后，改革事实上也就是走着一条官商兼营的路子，结成的是权贵阶层，形成的是权贵经济。这在电子娱乐城的项目上就很集中地反映着这种经济特点。
台资旅业公司要想在中国大陆开拓电子娱乐名义下的赌博产业，就必须有地方权力保护，就必须找到能代表地方权力出面的商人来共同合作。于是那些身兼官商两重身份的人就是首选对象，而这些身兼官商双重身份的人，赚钱都是凭权力的优势，而通常不作资本的投入，即完全通过权力寻租来获取暴利，于是电子娱乐业就正好是符合他们的选择。这一则基本不需什么投资，二则能获暴利，并且是典型的“短平快”。从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台资老板所选择的地方合作对像来看，基本都是这种身兼官商二重身份的人。
首先来看湖南长沙，旅业公司在当地合作开了两家电子娱乐城：其一是长沙大厦，八十台机，是最有规模的；其二是湘江宾馆，六十台机，中等规模。两家就有两个地方合作人。其中长沙大厦的地方老板是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的儿子，在外贸部门工作，出来自己与台企合作开办娱乐城。从长沙大厦每年近七千万的收入来看，他在没有什么实际性金钱投入的情况下每年可以收入近三千万元。如此暴利，在当时除了贪污可能更暴利外就可能很难再找到其它暴利了，因为当年房地产已经低落，而国企改革还没有展开，权力瓜分资产的机会还不是那么丰富。这副秘书长的公子在长沙自然是个黑白通吃的人物，据说年少时是长沙街头一霸，后来托父亲之荫而入仕为官，黑白两道人都有，这种人自然是开赌博业的天然良材，所以长沙大厦娱乐业是如鱼得水，日进斗金。同城的湘江宾馆地方老板可以说是个目不识丁的人，此人年少时也是个市面混混，但后来因为有亲戚为官，自己挣了些钱，凭借当年在道上混时跟公安系统一个官僚结拜兄弟，于是就兼起了专营那种背靠警察支持的色情、赌博类娱乐业，电子游戏赌博也就自然成了他的一项业务。这个老板，从各种迹象来看，其实是公安系统官僚在外谋利的一个代表，或替身，他的真正后台老板是公安中的官僚，他不过是出面的一个“马仔”（跑腿的），当然从中也会分到些利益，但他利润的一半以上可能都进入了公安官僚的手上。
同样与长沙电子城地方老板相似的是湖南岳阳老板，他也是经委系统的一个官僚，后来还换成了外经委的一个官僚；而常德地方合作人则是市政府经济办公室的一个官僚。株州、衡阳也都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府经济领域的官僚，在外以私人身份出面合作，开设电子娱乐城。为什么这些地方合作人多是些经济领域的官僚，在政府是干部，在外又是商人呢？这就是当年改革的现实情况，在那时外经委，或外贸等，既是政府又从事经济的部门，可说是最吃香的部门，能进这些部门的一般是地方权臣的子弟，这是典型的赚钱与当官两不误的部门。所以这种部门出来人从事与台资合作办娱乐城是最理所当然的。
至于江西，那是当年省长的小舅子作后台，由一个他自己的同学出面协调，在九江、南昌开起了三家电子娱乐城。湖北情况也差不多，是当时省公安厅长的妹妹出面与台商合作开设电子娱乐城。
这些台资的地方合作伙伴，由于特殊的社会关系背景，他们代表着当时中国商人的一种普遍精神状况。他们通常具有狂妄、自私的性格，在生活上挥霍、糜烂。我记得这些老板多半都有情人，并且经常公然带着招摇。这还不够，他们还经常呼朋唤友一块到当地的歌舞厅找小姐消费，过后还经常在闲聊中谈起一些不堪入耳的情节，实在让人觉得作呕，然而他们却以此来炫耀自己。这些人除了自己开赌场，他们自己也参加赌。每次长沙大厦的老板到下面地级市自己另外开的两家赌场去分红时，总是自己要赌个痛快，要么将手头的几十万赌掉一半，要么就再赢个翻倍才罢休。他老婆也经常跑到别人赌场去，有时一输就是十几万元，或是几十万元。他们如此挥霍，但对员工却绝不会有半点慷慨，有时还经常为员工的快餐而争论，总希望从中一扣再扣。
记得当时在湖南还发生过一件让人伤心的事，公司一个会计得了糖尿病，需要换肾，以当时价格需要十三万元，该会计也算公司元老级员工，然而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根本无法筹到这么多钱，于是他向这些日进斗金的老板借钱，居然没有人愿意援助一下，最后眼看着这会计活活等死。这件事一度也曾使在公司工作的员工倍感心寒，大家纷纷议论，并曾发起募捐，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些一天能赚几十万，一天也毫不在乎挥霍几十万的老板，却不愿为挽救自己身边的员工生命而借出十几万元，这就是中国官商权贵们的德性！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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