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 面对最近国内媒体惊呼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我没有半点惊讶。如有人告诉我这样的反人类事件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已被根除，不再会发生了，倒会使我惊讶得血脉膨胀。
对于如此黑暗的事件，海内外媒体整体的惊讶状似乎告诉人们：法西斯式的暴行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偶然的、极其罕见的。
权力的黑社会化非常可怕。但比这更恐怖的是黑社会化的权力普及化和它的完全日常化。而这正是今日中国专制权力反动至极的最显著标志，尤以当下国家恐怖主义的警察权力为甚。
以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近两年时间里加诸于我及我全家的所作所为，秘密警察完全成为国家黑社会分子的事实昭然若揭。其中几个标志是：人，群来群往，无名无姓，几乎从不说一句话，公开持续地在你身边及住宅旁，面无表情的展示着花样不多的泼皮无赖式非法行经，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偶以墨镜、口罩遮脸；车，要么无牌照，要么牌照遮掩起来或挂伪造的牌照（跟踪我的车辆中同一辆车隔几天即换一付牌照）。
2006年9 月初，在我被非法绑架半个月后，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匪警们就在我家的窗户下盖了间平房。实际上他们原本计划长期盘踞在我家里室内，但8 月20日朋友的探访发现了警察们非法赖在我家中。海外的持续谴责，格格的永不停歇地拼死反抗，打乱了匪警们的计划。我们全家零距离观察黑社会权力日常化的秘密警察们。那间小平房的墙上居然非常整齐地挂着三个月交接班的“工作记录本”。每天都能在规律的时间看到，这些用黑帮方式行使权力的群体对其“工作”的纪录及认真交接过程。那完全程式化、日常化的专业工作过程，让我们能真切的感觉到黑帮警察权力早已日常化，且是深入到执行者的内心和骨髓中。
最近几个双休日对我来说名不符其实。每至这样的日子，成群结队的来访者纷至沓来。我无须对人保密，时刻犬视着我家门口一切动静的秘警察们对此亦心知肚明。政法委下属的秘密警察系统显然敌视这种趋势的复苏。
从来访者的口中得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今年年初的不同阶段因来探访我而被暴力架至我楼下的小平房内。大部分的遭遇如出一辙，即绑架者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事先备好的A4纸，递给被绑架者。纸的左上角整齐写着“高智晟坏蛋”几个字。面无表情的绑架者们命令来访者：“照着这句话写满这张纸。说明你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既然你说和高智晟没关系。抄一页纸有什么大困难？！不抄就证明你和他是一伙的。后果自负！”秘密警察们的无耻和龌龊令人匪夷所思，心态扭曲，行为荒唐，然而他们似乎自己从来不自知。一位江西来访者说：“我不写，他们折磨了我11个小时。我感觉他们太无聊。他们吓唬不住人。”
说心里话，对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秘密警察非常忌恨，企图以恐吓与暴力根绝之。而持续接待来访确实影响到我正常的休息，毕竟看守所的炼狱给我留下了些许身体的损伤，我必须用多一点的休息来弥补，但这些是都是快乐的“烦恼”。一方面，众多的来访表明，持续了近一年以纯粹黑社会化的恐怖手段打压来访者的非法行动彻底失败，表明了在暴力恐怖面前，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依然存在于部分中国同胞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带来了封闭中的我难以获得的许多宝贵资讯。而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受害者资讯的共同之处，是又一次例证在今日中国黑社会化警察权力的普及化及完全日常化。
郑明芳，一位来自天津的勇敢公民。因坚持揭露当地的贪官酷吏及对百姓人身权利的侵犯和对财产的肆意掠夺，当地警察在那些犯罪官吏的役使下，几年里对她多次非法关押。最长的一次达两年。我曾于前年到天津看望她，她被关押期间遭遇到的酷刑折磨，闻者毛骨悚然。当时她浑身浮肿的情景至今想起令人颤栗。历经非人折磨后，她活着走出监狱。但当地的警察并没有从此放过她。每天若干政府政法部门车辆，二十多名黑警察和打手围堵在她家门口半年之久。直至胡佳从北京驱车百公里去天津蓟县郑明芳家探望后恶警们才暂时撤走。长期围堵中她多次被围殴，现她家已经彻底倾家荡产。“我要控告到底直到死！”这是她临离开我家时的最后一句话.
来访者把段惠民惨死的照片放在茶几上，吓得我女儿格格尖叫起来。大人们对孩子的尖叫都没有了任何反应。尽管大家见惯了现今时代专制制度下政法部门干出的太多惨绝人寰的血腥，但悲愤还是明显地主导了在场除孩子外的每一个人。2006年 11月 3日凌晨1点钟左右，正在梦中的段惠民、段春芳兄妹俩，在他们睡的北京某招待所被上海驻京办的高伟国处长等10余名打手绑架至车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野蛮殴打。据后来活下性命的段春芳讲，当时场面恐怖，上海政府人员手段野蛮残暴。国家黑社会匪徒们行凶后竟还向“110 ”报了案，说是被害人“寻衅滋事”。北京警方到现场后看了一切，他们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但这些无人性的北京“执法者”还是将一直在吐血不止、已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段惠民背铐着塞进警车后备箱里带走。而行凶者则未被盘问一句话。令人发指的是，被打成重伤后来未得到任何医治的段惠民于当天下午即被押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回到上海后，黄埔看守所的金军副所长对段惠民家属恳请警方以人道救治段惠民的申请断然拒绝，理由是：“段惠民是北京定的性，作的笔录，带着‘帽’回来的。”
2007年1月2日，段惠民含冤而死。由死者父母具名的控告材料中写道：“亲人的冤死(终年48岁)我们如何承受？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权利向有关部门举报，政府就这样残忍的杀害了他。天理何在？！人性何在？！国法何在？！”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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