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我的人生片断━━因为两篇小说手稿坐了六个大牢
纪念我的母亲，她的灵魂于1988年3月11日清晨回归天国，那里不再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红色贵族和白色贱民之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一
半个世纪以前，我出生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据说上海曾经被称作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乐园，可我对投机却是一窍不通，因为我生性愚钝。我的脑袋为什么像一块顽石不开窍？为什么我不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和形势因而常常撞得头破血流呢？我在大学生物系学的是遗传学专业，便按图索冀追溯到我的生身父母，他们都是鸡蛋脑瓜，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投机的事。
由于抗日战争，我曾和母亲分离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童年是寂寞的，但我的小小脑子里却塞满了幻想。每当我独自一人，我就幻想自己是一名武士，和日本人进行着英勇的搏斗，或者是一位将军，统率着千军万马，为祖国开拓新的疆域。我曾经对着一片竹林胡思乱想，把那一棵棵挺直的毛竹想像成是由我调遣指挥的战士。我对身边的大人们说：“它们都是我的兵。”我的话立即引起了大人们哈哈大笑，并且成为日后取笑我的一项内容。
有时早晨醒来仰卧在床上，我依稀觉得自己是一头牛，正躺着等待屠宰，而从这种奇怪的幻想中，似乎品尝到了一种特殊的快感。虽然我不知道其原因，但直到今日，我还是记得这种心理体验。倘若佛洛德(Freud)还健在，我也许该去信向他请教。
同别的许许多多孩子一样，我又懒惰又好吃。我厌恶做功课，特别喜欢桔子，扬梅，香蕉，番薯和糖果，简言之，凡是甜的东西，没有我不喜欢吃的。
我在小学开始学习英语。我也去教堂做过礼拜，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名词，诸如圣经、上帝、耶稣基督、亚当和夏娃、诺亚方舟、天堂、地狱、魔鬼撒旦，等等。可是我从来没有信仰过上帝。有一个星期天，牧师讲完道以后，我大胆地趋前向他提问：“既然上帝无所不为，他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大石头吗？如果他能造得出来，他就举不动这块石头；如果他造不出来，也就不是无所不为的了。”这是我盘算了很多日子以后提出来的挑衅，以表示我对上帝的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牧师并没有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大发雷霆；相反，他微笑地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这个斗胆亵渎并否定上帝的迷途羔羊没有一丝一毫责备的意思。若干年后，当我踏入大学门槛，仅仅因为诚实地表达了内心一丁点儿的想法而历尽坎坷和磨难，再回想少年时代这一幕，不能不对这位牧师有所敬仰，虽然我今天仍旧不信仰任何上帝。宽容是美德，但不是人人都具备这种美德的，尤其是那些把权力死死地攥在自己手里不放的形形色色的独裁者。
我开始上中学是在中国大陆政权易帜以后。初中时代，我希望长大了当一名工程师，这也是当时上海大多数中学生的愿望，还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反映了社会经过激烈的动荡和大变迁以后，不少上海人放弃了昔日对大富大贵的向往，转而萌生了求稳求实的心理，希望谋求一个比较牢靠、可以不受政治变迁影响的职业，说白了，就是凭技术、凭本事吃饭，以求终身维持一个小康的水准。毕竟，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物质生活，在中国这样贫困的国家更是如此。那时，上海绝大多数工厂是私营企业，工程师的工资相对地比社会上其他人要高得多，而且在政治上不是打倒的对象，所以很自然地受到很多人羡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被许多中学生奉为金科玉律，成为鞭策和激励他们学习的动力，但也因此在平日的学习中出现了重理科轻文科的倾向。数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执笔写本文的时候，我在东北的阜新市不止一次听到了一个崭新的说法：“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人们往往把青年人找不到好的出路归咎于“爹妈没出息，不是当官的。”
进入高中以后，我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我喜欢读拜伦、雪莱以及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作品，也喜欢海涅和哥德，虽然读的并不多。我迷恋上了文学，也正是文学教会了我热爱真理，憎恨邪恶。我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小说家。我把梦想付诸于行动，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尝试小说习作，无非是胡思乱想编故事，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我也写诗抒发内心的情怀。我还记得写过这样一首“诗”，内容仿佛是这样的：
我是一团烈火哟！
烈火燃烧着我的头。
烈火燃烧着我的心。
我无法平息下来啊！
我只能永无止息地奔跑。
我只能声嘶力竭地呼号。
我奔跑，我呼号。
请听我骨髓吱吱作响。
我要食我的肉，
我要喝我的血。
我无法平息下来啊，
我是一团烈火哟！
我奔跑，我呼号。
请听我骨髓吱吱作响。
我要钻进寒冷的冰箱，
冰一冰白热化了的神经。
我无法平息下来啊，
我是一团烈火哟！
不难看出，这首诗模仿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一首诗，应该说是十分拙劣的抄袭之作，但它确实反映了我内心狂飙的青春风暴。似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青春风暴，但体现在我身上好像特别强烈和凶猛。
因为用脑过度，我得了神经衰弱。但我没有悬崖勒马，继续疯狂地胡思乱想下去，为小说也为我自己编故事——我幻想将来写出如何伟大的小说，如何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敬，我每到一地都有鲜花和掌声迎接。我的神经衰弱愈来愈严重，最后发展成为终生不治的顽疾，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是太愚蠢太可笑也太不值得了。这是我的文学梦的第一个直接后果，也是我的人生中的一个大大的败笔。我想起了已故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的话：“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这一行要晚。”
1955年，神州大地忽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在运动大规模“揭幕”之前夕，我在校图书馆读过随《文艺报》附发的胡风上书党中央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据说有三十万字。我虽然不懂文艺，但因为爱好文艺，我也对胡风的“意见书”颇感兴趣，一字不漏地读下去，觉得似乎很有道理。我也读了小说家路翎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公正批判而写的辩护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长达四万字左右，也就在附发胡风《意见书》的同时，开始在《文艺报》分期连载。我以前就喜欢路翎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现在我对他的自我辩护文章也不乏欣赏，认为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孰料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大小报刊的一篇声讨声，调门愈来愈高，最后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定为钻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集团”。我对此极为反感。我认为胡风上书党中央是忠于党的表现，即使他的意见全部都是错的，他也有这个权利。光凭报纸上披露的几批私人书信材料就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明显地违背了不久前刚刚向全国人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但我不敢把内心的想法暴露给周围的同学。在这以前，我曾经因为口无遮拦，心里想啥就说啥而被“要求进步”的同学汇报给班级团支部，我为此受过不止一次的批评，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人。然而，心里有话憋着不说出来是难受的，我最后还是对黄任轲说了。
黄任轲和我是同一届，但不同班。我们是在图书馆阅览室相识相熟的。作为一个中学，当时上海中学的图书馆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它有不少藏书，还有单独一栋楼。二楼是两个大阅览室，西边那个陈列报刊杂志，东边那个则开架摆放着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不是一个读书用功的学生，不肯把时间都投入所学的那几门功课上，喜欢光顾图书馆那两个阅览室。黄任轲很少去报刊阅览室，但却是东边那个阅览室的常客。我们都喜欢莎士比亚。对巴尔扎克似乎也都很感兴趣。我读过好几部巴尔扎克的小说，如《邦斯舅舅》、《葛朗台•欧琴尼》、《贝姨》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黄任轲曾经用手势向我绘声绘色地描绘巴尔扎克深夜卷起袖子伏案写作的情景——不知道他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单凭自己的想像。
我向黄任轲坦陈对胡风问题的看法，原以为会得到一个知音。不料事与愿违。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我发现他的论点全是照搬报刊上的话，原来不喜欢看报的他，这些日子每天必读《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我后来猜想可能和他母亲有关。他却认为我很糊涂，受了胡风及其党羽的欺骗。他当然没有认为我也是胡风分子。他要我一定要相信党，学好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相关文章，积极投入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伟大运动里去。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以后，我们继续交往，谁也不提胡风的事。毕竟，我们除了喜欢文学，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我们两人都不是团员（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没有递交过入团申请书或表示过入团的愿望（连内心深处都没有），更没有为了入团而积极表现自己。两人都喜欢我行我素，自由散漫，不愿受集体管束。因此，在周围某些“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团的同学眼里，我们两人都是不要求进步的“落后分子”。黄任轲不但和集体主义格格不入，甚至还有些孤芳自赏——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难怪还有人把他视为一个“怪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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