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中三年的历史课，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历史。三年的历史课，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一年级学的是世界近代革命史，好像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老师姓张，络腮胡子。二年级是苏联历史，老师叫金岂凡。三位历史老师都显得很“左”，工作都很积极，但最后都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惩处。最早“落网”的是张老师，经过内查外调，他原来是“历史反革命”，当过一年“伪乡长”。不过对他的处分比较轻，既没有开除公职，更没有送去劳改，而是在学校内“监督改造”，在图书馆里干些勤杂工作。继张老师之后是金岂凡老师，他被逮捕，是在我读高三的时候，原因没有公开宣布。除了上述三位历史老师，还有好几位教过我的老师，也是我在高中求学时代被逮捕的。例如教几何的厉乃骥老师，据说在1949年以前担任过某中学的校长，开除过要求革命的进步学生。再如，高二的化学老师，原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招供了，按“革命叛徒”逮捕的。还有一位数学老师，也是因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除了孙云鸿老师，以上几位老师都是在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以前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后来的命运我就不知道了。
黄任轲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并没有因为我是“落榜生”而看不起我。我们的交往没有中断，但远不如暑假频繁。他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家。我一般都是在星期六吃过晚饭以后去他家。我每次去他都在家。尽管瑞华公寓地处上海繁荣地段，他母亲告诉我，黄任轲从来不溜马路、逛商店，也很少去电影院，整天埋头看书。我发现他的兴趣有所改变，不再侈谈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他谈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还买了几部线装书。我把班主任老师家访的事告诉他。他先是大吃一惊，然后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说道：
“是我害了你。”
原来，他和我就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进行争论的时候，他正在写一篇声讨胡风的文章，顺便把我也拉扯上了，说受胡风毒害的青年不知有多少，“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同学至今执迷不悟，看不清胡风的反革命本质。”他把文章寄给了《解放日报》，收到了《解放日报》一封简函，询问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黄任轲作了回复，也就把这事忘了。他现在认为，一定是《解放日报》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上海中学党组织。他母亲知悉后，主动要给我介绍工作，说年轻人不工作在家里呆久了不好。
我把黄任轲的话和他母亲的意思统统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反对我去工作，坚决要我考大学。她不许我再和黄任轲交往，认为他是“踩着别人脖子往上爬”的小人。
“踩着别人脖子往上爬”，是指那些为了入团入党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向党、团组织打“小报告”的人。当时社会上确实有这种人，他们的行为类似小特务、告密者，专门搜集和整理周围人们的思想言行向上汇报。黄任轲当然不是这种人。凭着他的“红色”家庭背景，他如果想要入团入党是很容易的，他不需要踩着我的脖子当垫被，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入团入党“向上爬”的愿望。我母亲之所以对他产生误解，是因为我没有把黄任轲母亲的官职告诉她。可能是受文学作品的感染，在我的脑子里，当官的和老百姓一样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我倒是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官是民众的公仆。”
黄任轲被卷进了1957年的政治风暴，成为复旦大学学生中的著名“大右派”，大会批、小会斗的重点对像之一。这时，他母亲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写给他的公开信。当时在复旦大学的一位上中老同学给我寄来了这份报纸。他母亲黄惟先是作了“自我检讨”，说自从丈夫为革命捐躯以后，她因为工作忙，长期放松了对儿子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以致儿子迷失了政治方向，铸成了今天的大错。然后，她恳求儿子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深刻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不要辜负为母的期望和一片心意。黄惟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绘画，文字也很有功底，信写得凄婉动人。《解放日报》把这封信标题为《慈母心》，刊载在显要的位置，并且加了“编者按语”，号召所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右派”大学生体恤“可怜天下父母心”，老老实实向人民“缴枪投降”，不要再顽抗下去了，这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黄任轲尽管有革命烈士的爸爸，老革命的妈妈和刊载在《解放日报》上的那封公开信，复旦大学党组织并没有对他“手下留情”（顺便提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注)就住在瑞华公寓，而且和黄惟只相隔着一层地板。），最后还是被定性为妄想“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受到和我一样的第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不过，他没有和别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劳动，因而避免了“右派”之间的“内耗”，少吃了不少苦头，这是他的幸运之处。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中共公布了首批国民党战犯的特赦名单，并宣布摘掉“确实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少国民党著名将领，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将军，还有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先生，都被特赦释放了，并为他们安排了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但这次对“右派”的“摘帽”是象征性的，南开大学全校数百名“右派”，一共“摘”了四个人的“帽子”。复旦大学“摘”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和南开大学一样：寥若晨星。
黄任轲就是复旦大学首批“摘帽”的“右派分子”。他结束了“劳动察看”的生涯，回校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某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对于一个“摘帽右派”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出路了，也可以说是对他很照顾了。
黄任轲当然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大陆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不值一提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黄任轲以“照顾年老独居的母亲”为由，很快被调回上海，安排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研究工作。——这是不少书呆子羡慕和向往的工作岗位，我想，一定符合黄任轲本人的心愿。他母亲还没有离休。他没有和母亲一起住在瑞华公寓。因为他全家五口人的户口都迁到了上海，有关方面给他单独分配了房子，住在“愚谷邨”，位于南京西路和愚园路之间。这是上海的繁华地段，靠近静安寺。据说，“愚谷邨”曾经居住过不少名人，因此，在上海滩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宅。
我出狱平反以后不久就当了教师，每年寒假都要回上海探望父母，和两位老人共度新春佳节。每次来沪，我都要去拜访黄任轲，还在他家吃过饭。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两次风暴，黄任轲现在看上去很老，头发也花白了不少，不过还没有秃顶。但他还是和年轻时候一样：谈锋很健。今天，他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者。他把苏联和中国的很多政治事件统统归咎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多次反复向我强调：“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黄任轲的妻子家在安徽当地农村。她告诉我，她娘家一个亲戚都没有了，都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她和她母亲是那个家族剩下的最后两个人，逃到了县城，因为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一度靠吃泥土为生。终于，她母亲也坚持不下去了，撒手人寰。她因为很年轻，最后挺过来了，但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女。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有一份固定工资收入的“摘帽右派”，在生活里终算找到了一个依靠和归宿。
黄任轲的妻子大约有小学文化，随夫迁到上海后，被安排在离“愚谷邨”不远的中山公园工作，成了有固定工资有劳保的国家园林工人。她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
黄任轲夫妇有三个儿子，但没有女儿。
此外，黄任轲每月享有革命烈士子弟抚恤金。
公正地说，对复旦大学昔日著名“右派学生”黄任轲的“落实政策”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
可能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1956年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也就在这一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在这一年，上海中学1955届的大学“落榜生”，以我们五班为例，除了那个海外关系非常复杂的女同学因为已经参加工作不再报考以外，其他人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而且都是名牌大学。前面提到的“学习尖子”赵祥安，考上了清华大学。
1956年，我考入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生一样，我在大学里学过一点俄语。与此同时，我开始写作一部中篇小说，叫做《爱情和罪恶》。这是因为在入大学前夕，我刚读过一本介绍佛洛伊德学说的书，意图用一个悲剧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他的理论。这部小说因为后来的政治风暴而未能按计划完成。因为“判决书”里提到了它，我在这里顺便带一笔。我对功课不太在乎，干着自己所喜爱的事。
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热血动物，我想，也许这正是我不幸的原因之一。1957年，我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当时，我仅仅是一年级学生。我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在农场劳动了将近四年。谢天谢地，我最后终于完成了全部学业。二十多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影响下，南开大学党委撤销了原来的结论。我实际上是1965年毕业的，五年制的大学念了九年。但为了表示“改正”，根据中共55号档（为落实右派新政策制定的档）的精神，后来又发文承认我是1961届毕业生，并补发了1961届的文凭。在当时的中国，凡是评定工资（及后来开始的评定技术职称），往往首先看毕业的年限即工龄的长短而不是看本人的实际水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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