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华(30)

附录一:我的人生片断
张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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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被提审过两三次。担任主审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两侧,各坐着一名穿便服的人。一个是瓜子脸,细高个子,后来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长,叫丁志良。另一个显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说的是带着浓重上海腔的普通话。那胖子一会儿笑容可掬,劝说我坦白交代,还有出路;一会儿又吹胡子瞪眼珠,骂我不老实。丁志良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拍著桌子破口大骂。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粗暴,那位负责押送我的年轻狱警却很斯文。他三十岁左右,身材修长,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的改良中山装,对我说话很有礼貌。每次打开牢门提审我,他总是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漂亮潇洒、表示“请”的姿势,仿佛是请我去赴宴似的。审讯完了送我回牢房,他也是同样用这个优美的“请”的姿势,好像我不是犯人而是一位贵宾。天哪!他对我是怎么想的呢?
提篮桥监狱历史悠久,中外闻名。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听说过了,知道那里是专门关押“坏人”的地方。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就曾经是这里的长客。想不到如今我也成了“坏人”,有机会亲自体尝一番这里的铁窗风味。但我毕竟不是这里的长客。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我被押送到天津,关在和平区看守所(外面挂着“公安和平分局”的牌子)第五牢房。其时正值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出笼之际。全国各地都要学习他的文章,连犯人也不例外。牢房里的犯人头子——由监狱当局任命的学习小组长,天天领着我们念《全面专政》,还要讨论,据说这篇文章是改造所有犯人的最锐利武器。
这个第五牢房,包括里面一个小小厕所在内,不过20平米光景,却关押著四十多名犯人,其拥挤程度可以想像。白天,我们分成三排蹲坐着,互相你挤我,我挤你。全体犯人一律只准用两种坐姿,由犯人头子隔一段时间下令变换——我这才体会了“蹲监狱”的“蹲”字的滋味。夜晚伸不开身子,只好你的头靠着我的脚,我的头依着他的脚,首尾相接。平卧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侧立身子互相挤叠著睡觉,如果有谁起来解手(晚上解手用不着举手喊报告请示同室犯人头子恩准,这大概是监狱当局对犯人所施的仁政),他原来的位置(由犯人头子指定的)立即就会被左邻右舍填挤掉了,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从两位邻居中间猛插进去。犯人们常常为了几釐米的空间而互相厮打。这些犯人,绝大多数是刑事犯,而且以“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多,其中有流氓、小偷、惯盗、诈骗犯、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奸污幼女犯……还有一名据说是因为奸污女尸被家属发现而被捕入狱的火葬场工人,后来又关进了一个教唆妻子卖淫的中年人,真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深受侮辱。而且,我还受他们的欺负和殴打。监狱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也是分等级的,其中以政治犯地位最低,不但监狱当局对他们最狠,而且还要受到刑事犯的歧视和欺负。刑事犯们常常拍著胸脯,趾高气扬地说:“毛主席说了,我们犯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和我们不一样。”
这几句话,我在不同的监狱里,从不同的刑事犯的嘴里,听到过无数次。原来,这几句话正是反映了监狱管教人员的思想(少数文化水准较高的例外),也是管教人员有意向刑事犯们灌输的。
我读过一些外国,主要是俄国政治犯的回忆录,知道国际上有公认的准则,政治犯和刑事犯在待遇上是有区别的,即使被认为是最残酷的沙皇俄国,也是如此。因此,在天津接受第一次提审的时候,我首先提出了抗议,声明自己是政治犯,决不能和流氓、小偷这些乌七八糟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否则我拒绝接受审讯。
“放屁!”丁志良咆哮著冲过来,向我背部猛揍一拳。“我们国家没有政治犯,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你是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那个胖子(这次他改穿便服)也过来帮忙,用穿着大皮鞋的脚踢我的大腿,他边踢边嚷道:
“你这个反革命还敢不老实!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看你还老实不老实!”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这是丁志良的声音,他又向我的脸上送来一拳。
我的鼻子和牙齿被打出了血,他们终于住了手。这时,一个穿呢子衣服的高个子用心平气和的语气说道:
“你是一切流氓、小偷等的社会基础,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你比流氓、小偷还要坏。”
回到牢房后,我宣布绝食以作为继续抗议。然而,我再次遭到了毒打。不过,这次是犯人头子授意他的左右手——叫做“愿意接受改造的犯人”打我的。我的抗议失败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变得成熟了些,终于明白:在张春桥式的“全面专政”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我必须面对现实。
而现实是严峻的。对我的审讯由三方面人员组成: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胖子,是代表天津市公安局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官阶,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南开大学保卫处派出一名因搞“阶级斗争”有功而新提拔的科长,他也曾去上海参加对我的捕捉,从上海西法华派出所到提篮桥监狱的吉普车上,他一直猛按着我的头不许我张望;在押送我来天津的火车上,他洋洋得意地问我:“你在南开大学那么多年,认识我吗?我也是南大的。”阜新方面以新提拔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彦为首,成员包括两名科长(丁志良和那位穿呢子衣服的高个子,可能姓刘),以及一名姓金的干警。这个“联合阵线”是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渐渐被我摸清底细的。看来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想通过我的招供,在南开大学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也是把我押送天津审讯的原因。因此,在对我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在南开大学到处调查和我有联系的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人,常常要为他的善良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即使是在战争年代流过血、出过力的老干部也不例外。那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朋友”,在捧著双手献上我的小说手稿以后,又转而揭发徐明所给过我的难能可贵的说明。当时徐明正在住院,被工宣队从医院里拉出来质问,在全校大会上指责徐明“丧失共产党员立场”,和“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徐明被撤销原职务,从人事处调到体育教研室,干着勤杂工的工作,连工资也受到影响。他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也为此不能分到正式工作,只好去干临时工。
在南开大学,因为我而受株连被审查者,远远不止徐明一个人。限于篇幅,恕我不能逐个点名了,希望这些朋友谅解。但是,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清史学者陈生玺教授。陈原是我国史学界老前辈、著名学者郑天挺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在中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我国首次设立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南开大学历史系总共有三个副博士研究生。经过“伟大的反右斗争”,两个被打成了“右派”,陈就是其中一个;剩下的那一个则成为“内定右派”(即不向群众公开宣布,由党组织内部掌握的“右派”),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打发到边远的黑龙江去工作。顺便提一下,当年南开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最多的是物理系,该系的全部副博士研究生百分之一百都被打成了“右派”,一个不剩,干净利索。
我和陈是在“右派分子”劳改队认识的,我们两个人同属劳改队的基建组,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则在一起念同一本“右派分子劳改经”。
陈教授出身农村(陕西省乾县人),衣着朴素,治学严谨,我总觉得他的生活有点近乎“苦行僧”。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平时言语不多,但思想敏锐,见地深刻。劳改队免费为我们两人的友谊铺设了一座坚固的桥梁,我们的友谊经受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直到今日,他每出版一部著作都要赠送我一册以寄托情谊。陈教授在清史领域的造诣,使得远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们,也不时写信与他切磋。以他的《明清易代史独见》为例,出版以后,短短一年光景的时间内,《光明日报》、《清史研究》等报章杂志,竟然先后发表了九篇专家评论,一致予以高度评价。据我所知,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也有一定的研究,虽然他从未撰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就是这么一位清心寡欲、除了埋头学术研究、别无他求的学者,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被打发到图书馆长期当一名借书还书的小职员(当然,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超人的意志悄悄地做学问,每天晚上和灯光做伴到十二时以后,他的日历从来就没有星期日这一天),直到1978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邂逅前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在胡的亲自干预下,加上当时还在世的郑天挺老先生大力举荐,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后来调到北京当过高教部副部长)这才萌发了慈悲之心,陈终于在将近知天命之年,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图书馆小职员生涯,那时他的鬓发早已斑白了。当然,这是后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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