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在上海被提审过两三次。担任主审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两侧，各坐着一名穿便服的人。一个是瓜子脸，细高个子，后来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长，叫丁志良。另一个显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说的是带着浓重上海腔的普通话。那胖子一会儿笑容可掬，劝说我坦白交代，还有出路；一会儿又吹胡子瞪眼珠，骂我不老实。丁志良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粗暴，那位负责押送我的年轻狱警却很斯文。他三十岁左右，身材修长，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的改良中山装，对我说话很有礼貌。每次打开牢门提审我，他总是伸出右手，做出一个漂亮潇洒、表示“请”的姿势，仿佛是请我去赴宴似的。审讯完了送我回牢房，他也是同样用这个优美的“请”的姿势，好像我不是犯人而是一位贵宾。天哪！他对我是怎么想的呢？
提篮桥监狱历史悠久，中外闻名。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听说过了，知道那里是专门关押“坏人”的地方。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就曾经是这里的长客。想不到如今我也成了“坏人”，有机会亲自体尝一番这里的铁窗风味。但我毕竟不是这里的长客。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我被押送到天津，关在和平区看守所（外面挂着“公安和平分局”的牌子）第五牢房。其时正值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出笼之际。全国各地都要学习他的文章，连犯人也不例外。牢房里的犯人头子——由监狱当局任命的学习小组长，天天领着我们念《全面专政》，还要讨论，据说这篇文章是改造所有犯人的最锐利武器。
这个第五牢房，包括里面一个小小厕所在内，不过20平米光景,却关押着四十多名犯人，其拥挤程度可以想像。白天，我们分成三排蹲坐着，互相你挤我，我挤你。全体犯人一律只准用两种坐姿，由犯人头子隔一段时间下令变换——我这才体会了“蹲监狱”的“蹲”字的滋味。夜晚伸不开身子，只好你的头靠着我的脚，我的头依着他的脚，首尾相接。平卧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侧立身子互相挤叠着睡觉，如果有谁起来解手（晚上解手用不着举手喊报告请示同室犯人头子恩准，这大概是监狱当局对犯人所施的仁政），他原来的位置（由犯人头子指定的）立即就会被左邻右舍填挤掉了，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从两位邻居中间猛插进去。犯人们常常为了几釐米的空间而互相厮打。这些犯人，绝大多数是刑事犯，而且以“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多，其中有流氓、小偷、惯盗、诈骗犯、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奸污幼女犯……还有一名据说是因为奸污女尸被家属发现而被捕入狱的火葬场工人，后来又关进了一个教唆妻子卖淫的中年人，真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深受侮辱。而且，我还受他们的欺负和殴打。监狱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也是分等级的，其中以政治犯地位最低，不但监狱当局对他们最狠，而且还要受到刑事犯的歧视和欺负。刑事犯们常常拍着胸脯，趾高气扬地说：“毛主席说了，我们犯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和我们不一样。”
这几句话，我在不同的监狱里，从不同的刑事犯的嘴里，听到过无数次。原来，这几句话正是反映了监狱管教人员的思想（少数文化水准较高的例外），也是管教人员有意向刑事犯们灌输的。
我读过一些外国，主要是俄国政治犯的回忆录，知道国际上有公认的准则，政治犯和刑事犯在待遇上是有区别的，即使被认为是最残酷的沙皇俄国，也是如此。因此，在天津接受第一次提审的时候，我首先提出了抗议，声明自己是政治犯，决不能和流氓、小偷这些乌七八糟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否则我拒绝接受审讯。
“放屁！”丁志良咆哮着冲过来，向我背部猛揍一拳。“我们国家没有政治犯，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你是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那个胖子（这次他改穿便服）也过来帮忙，用穿着大皮鞋的脚踢我的大腿，他边踢边嚷道：
“你这个反革命还敢不老实！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看你还老实不老实！”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这是丁志良的声音，他又向我的脸上送来一拳。
我的鼻子和牙齿被打出了血，他们终于住了手。这时，一个穿呢子衣服的高个子用心平气和的语气说道：
“你是一切流氓、小偷等的社会基础，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你比流氓、小偷还要坏。”
回到牢房后，我宣布绝食以作为继续抗议。然而，我再次遭到了毒打。不过，这次是犯人头子授意他的左右手——叫做“愿意接受改造的犯人”打我的。我的抗议失败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变得成熟了些，终于明白：在张春桥式的“全面专政”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我必须面对现实。
而现实是严峻的。对我的审讯由三方面人员组成：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胖子，是代表天津市公安局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官阶，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南开大学保卫处派出一名因搞“阶级斗争”有功而新提拔的科长，他也曾去上海参加对我的捕捉，从上海西法华派出所到提篮桥监狱的吉普车上，他一直猛按着我的头不许我张望；在押送我来天津的火车上，他洋洋得意地问我：“你在南开大学那么多年，认识我吗？我也是南大的。”阜新方面以新提拔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彦为首，成员包括两名科长（丁志良和那位穿呢子衣服的高个子，可能姓刘），以及一名姓金的干警。这个“联合阵线”是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渐渐被我摸清底细的。看来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想通过我的招供，在南开大学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也是把我押送天津审讯的原因。因此，在对我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在南开大学到处调查和我有联系的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人，常常要为他的善良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即使是在战争年代流过血、出过力的老干部也不例外。那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朋友”，在捧着双手献上我的小说手稿以后，又转而揭发徐明所给过我的难能可贵的说明。当时徐明正在住院，被工宣队从医院里拉出来质问，在全校大会上指责徐明“丧失共产党员立场”，和“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徐明被撤销原职务，从人事处调到体育教研室，干着勤杂工的工作，连工资也受到影响。他的大女儿中学毕业后，也为此不能分到正式工作，只好去干临时工。
在南开大学，因为我而受株连被审查者，远远不止徐明一个人。限于篇幅，恕我不能逐个点名了，希望这些朋友谅解。但是，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清史学者陈生玺教授。陈原是我国史学界老前辈、著名学者郑天挺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在中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我国首次设立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南开大学历史系总共有三个副博士研究生。经过“伟大的反右斗争”，两个被打成了“右派”，陈就是其中一个；剩下的那一个则成为“内定右派”（即不向群众公开宣布，由党组织内部掌握的“右派”），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打发到边远的黑龙江去工作。顺便提一下，当年南开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最多的是物理系，该系的全部副博士研究生百分之一百都被打成了“右派”，一个不剩，干净利索。
我和陈是在“右派分子”劳改队认识的，我们两个人同属劳改队的基建组，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则在一起念同一本“右派分子劳改经”。
陈教授出身农村（陕西省乾县人），衣着朴素，治学严谨，我总觉得他的生活有点近乎“苦行僧”。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平时言语不多，但思想敏锐，见地深刻。劳改队免费为我们两人的友谊铺设了一座坚固的桥梁，我们的友谊经受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直到今日，他每出版一部著作都要赠送我一册以寄托情谊。陈教授在清史领域的造诣，使得远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们，也不时写信与他切磋。以他的《明清易代史独见》为例，出版以后，短短一年光景的时间内，《光明日报》、《清史研究》等报章杂志，竟然先后发表了九篇专家评论，一致予以高度评价。据我所知，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也有一定的研究，虽然他从未撰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就是这么一位清心寡欲、除了埋头学术研究、别无他求的学者，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被打发到图书馆长期当一名借书还书的小职员（当然,他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以超人的意志悄悄地做学问，每天晚上和灯光做伴到十二时以后，他的日历从来就没有星期日这一天），直到1978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邂逅前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在胡的亲自干预下，加上当时还在世的郑天挺老先生大力举荐，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臧伯平（后来调到北京当过高教部副部长）这才萌发了慈悲之心，陈终于在将近知天命之年，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图书馆小职员生涯，那时他的鬓发早已斑白了。当然，这是后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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