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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声:漫话中共起家史(五)

抗战后蓄意挑起国共内战 用枪炮葬送了民主建国希望

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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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3日讯】一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人民期盼著能早日把中国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新国家,但没想到一场延续三年的内战竟又接踵而之。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共一直谎称这场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但事实上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不是国民党,而恰恰是中共自己!

照理讲,日本投降后,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席卷敌后、直至夺取全国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抗战一结束就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 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向来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抢占东北,抗战结束后中共立即派出大量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在获得苏俄对抢占东北的阴谋的支持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军队,还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兵出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使中国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当是之时,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当时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征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上述一切“民主进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各国中实为绝无而仅有;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知之甚深,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就已经立即表现出来的内战欲望和内战行径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她期待中共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力图中共能够参加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愿望,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因为,一是由苏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和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改变。二是中共在苏俄指使下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从来没有变更。三是由于毛泽东曾一再地告诉他的党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所以,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意在中国发动一场农民战争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决策日蒋火拼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扩张的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为内战作准备。五是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拥有了打一场内战的本钱。六是毛泽东借抢夺受降权而已经开打的内战,和它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的行径,都已经证明了中共要抢天下的决心。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与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因为,倘若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则毛泽东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诸东流了。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已经证明了它对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进行阻挠和破坏的目的。

中共在用武力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称,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国民党才要打内战。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泽东曾“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毛泽东主动是假,被动是真;和谈是假,内战是真。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因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如果说上述三条原因使毛泽东没有了不赴重庆谈判的理由,那么,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泽东仍然拒绝赴重庆谈判,则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丧失了他们“要和平”的欺骗性。再加上彼时的毛泽东,一因没有得到斯大林对中共发动内战的明确支持,二因企图抢占东北尚未得手,三因发动内战尚不能稳操胜券,因此,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为大打内战作准备,更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才在向他的军队和党人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之后,“不顾个人安危地和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去了。诚如毛泽东自己后来所说,“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

其次,如前所说,毛泽东曾于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后,为争夺受降权和为“配合”苏军进军东北,而向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军队一要夺取中原,二要探询苏军可否同意他们配合进军东北,并在赴重庆谈判前两天又向党内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因此,毛泽东是否有“和平谈判与谈判和平的愿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正因为在和谈期间,毛泽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决策“改变抢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亦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再者,从表面上来看,双十和谈既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共在战后的第一次谈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的谈判。因为,从和谈的结果“双十协定”所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起码,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上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刚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就不用说,当上述政治协议、政治原则和宪法条文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全部得以实现之后,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协议、原则和条文。如有,便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由是可知,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由于毛泽东“打天下”的决心不可能改变,由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团结的”,由于重庆和谈成功之日就是毛泽东再一次命令“发动攻势”之时,所以,由双十会谈所决定下来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在中共,就无非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击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只要内战是“谣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因为,也只有稳定和巩固了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他们才不仅拥有了打内战的本钱,而且拥有了进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继续实行武装割据,败了也可以逃往苏联境内寻求庇护的保证。显然,只有明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症结,我们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同意召开、并参加政协会议的根本原因,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该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强调说﹕“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还向他的党人和军队发出了七条具体的指示,并将它们规定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务。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地和坚定不移地破坏宪政和发动内战为真。

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的进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关键的两条虽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为对他们建立和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有利,但也不过是他们要存心设计一个发动内战的借口罢了。因为承认与不承认,对已经抢占东北成功,并在东北拥有了十数万军队的中共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不能达成之时,并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中共就立即将刚刚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既定方针立即将上述民主成果焚于内战的战火之中,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在本阶段,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嗣后,为打破僵局,顺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既表示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的要求,“务求迅速实现”;又再次提议“关于政治纷争,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并接受马歇尔建议,于三人小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此时,中共虽然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为了进一步刁难政府和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藉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历史的嘲弄在于,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所召开的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协会议”,又有哪一次会议不是由中共一党绝对包办?又有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必须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所“选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能够十二万分地清楚,究竟谁才是“包办”,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独裁了。

历史的悲剧是,中共虽然没有成功地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但由于它的蓄意阻挠和破坏,而使得中共及其军队成为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之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军事破坏力量。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随时都可能因为内战而灰飞烟灭的境地。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战中,中共为了尽快夺取政权,使用了以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人海战术。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拍胸脯一天就拿下黄兵团,谁知碰上了国军的火焰喷射器,仗打得不理想。不过火焰喷射器难不倒共产党的军队,反正有的是人。邓小平命令部队不断顶着火焰喷射器硬往上压,倒下一批再上一批,一定要压上去。结果,因为消耗太多,黄兵团最后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中共部队终于冲上去了。就这样,以成百上千年轻战士的惨死为代价,中共的中原野战军方才取得了胜利。打济南时,宋时轮、许世友也是不断地把部队往国军的枪口上压,以至河沟里到处填满了尸体。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那场内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来自农村的年轻战士的尸骨上的。说穿了,在中共眼里,他们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自己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结果,由中共挑起的三年内战,不但葬送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和平民主希望,更将大陆拖进了专制复辟的苦难深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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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3 8: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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