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抱怨音乐难懂，音乐的思维令他们莫测高深，不像文字人人能解。但对我来说，刚好相反。
──孟德尔颂（Felix Mendelssohn）
今天，如果我问一个刚认识的人是否喜欢古典音乐，非常有可能被人认为我心里所想的无非是器乐演奏，亦即每天晚上在音乐厅里演出的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奏鸣曲等等。至于伴随着言词的音乐，譬如歌剧、神剧、连篇歌曲或某些教会音乐，通常都不会是最先被想到的。<--ads-->
乐器原只是模仿人声
在有文字伴随的各种音乐中，歌剧又始终都是一个特类；有些人，纵使对上述的各种音乐完全无动于衷，却独钟歌剧。像这一类的人，我们只能说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戏剧或口语表演而非音乐。
器乐当道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我们在第二章曾讲过，在音乐史上，现代这种形式的音乐会算是相当晚近的事。根据麦可．赫德（Michael Hurd）的记载，伦敦维里耳街（Villiers Street）的约克大楼附设有专门的音乐厅，兴建于1678年左右，有可能是欧洲第一个公共音乐厅。
尼可劳斯．培斯讷（Nikolaus Pevsner）曾宣称牛津的荷里威尔音乐厅（Holywell Music Room）是英国第一栋专为音乐表演而设计的建筑，但实际上却是兴建于1742至48年之间，因此，在时间上是晚于约克大楼的，只不过荷里威尔音乐厅迄今仍在使用，而约克大楼已是明日黄花。
早期的乐器是用来模仿人声的，与人声无关并脱离语言而自成一组声音，那已经是好多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乐器很晚才有出头天
音乐之诞生，是最伟大的想像力飞跃，到今天虽然已经是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要了解这一根本的变化却非易事。我们今天仍然喜爱没有乐器的音乐，但我们的祖先学会了欣赏没有人声的音乐，那才是真正的大发现，从此开启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新艺术场域。查尔斯．罗森强调，音乐完全脱离与语言的结合，其为时之晚，是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
18世纪以前，公共音乐都是跟表现宗教与戏剧的文字绑在一起（理论上与事实上皆如此），鲜少例外。许多个世纪以来，当然有纯粹的器乐在公共场合演出，但不是配合引导声乐（作为教会仪式或戏剧的前奏或序曲）就是戏剧与神剧的幕间间奏，或只是舞曲。总之，并没有什么地位（当然，这并不妨害杰作的产生），唯有宗教作品与歌剧才有公共音乐的地位。
没有人声的器乐，尽管无法指出特定的情感，但却能够表达人类的各种情感，这已经是我们视为当然的事，但却是一种相当晚近的观念，恰如山缪尔．卫斯里（Samuel Wesley, 1766～1837）的回忆录所言：
海顿的快板通常都带有一种欢愉的性质，总会使听者快活起来；他的慢板则多愁善感，纵使是由不善表达情感的乐器演奏出来，其效果也是难以抗拒的哀愁，令人恻然。
时至今日，我们多半不会再说乐器是“不善表达情感”的，反而会肯定其表达能力是无庸置疑的；但迟至19世纪早期，对于乐器的表达力量居然能够媲美人声，显然颇令卫斯里感到惊讶。
音乐与文字分道扬镳
音乐会虽然是公共活动，但其最初的立意就是要将听者与演出者分开。在任何文化中，都不乏技巧杰出的演奏者与作曲者，但音乐若用于祭祀、舞蹈与庆典，强调的就是集体参与，个人也就消失了。音乐一旦由专业人士演出，基本上也就是希望与听众保持距离，如此一来，音乐的体验就变得更为个人化、更难以预测。
音乐与文字分道扬镳的结果之一，就是音乐的意义变得难以捉摸。由于文字界定了内容，我们听一首歌时，如果懂得其所用的语言，自己会有什么感受，心中大概八九不离十，但若换成是听交响曲，就不会那么确定了。
关于音乐的意义的辩论，主要是集中在“绝对”音乐方面，也就是说，所针对的是不指涉其本身以外任何其他东西的器乐。当音乐伴随有言词，或与公共事件如凯旋或葬礼有密切关联时，其意义几乎是无庸置疑的，我们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感受，而且通常一如所料。正如第二章所谈到的，因为音乐引发心理的激化状态，并以心理的激化建构集体参与感，因此，音乐乃为活动与话语赋与了意义。
音乐会的听众感受各异
音乐会的听众虽然会体验到某种程度的共同激化，但对于演出的音乐，如果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话，音乐所造成的个别反应可能就更超乎预期。我曾经引述过的研究就显示，碰到特定的音乐作品时，对于其情感意义，听众之间的确会产生共同的感受；但作品如果有争议，除非其中有着最常见的特点，否则就很难产生同感。
即便是在最平常的公共场合，旁边人的感受是否跟自己一样，任谁也无法完全确定。有些情形，譬如在丧礼中发笑、在加冕典礼上冷笑、在婚礼中动歪脑筋，看似极不可能，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没有事前的介绍，一场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下来，其他听众会怎么想显然更难确定，或许我们全都热烈喝采，但若说我们都分享着相同的感受，那可就未必了。
摘自《孤独的聆赏者》立绪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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