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日讯】
（一）
1976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一年，“四人帮”覆灭“红太阳”下山，意味着“文革”的结束和“毛泽东时代”的终结。然而阴霾依旧、曙光不再。毛泽东冥冥中仍然以其思想继续统治着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撕开了笼罩在中国黑暗的铁幕，露出了一丝民主的气息，“政治民主化”似一声呐喊在神州上空回荡。但是，反动的力量太强大了，这一呼喊很快遭到当局残酷无情的扼杀。然而，民主的潮流由此在中国暗暗地涌动着。仿佛像时针的移动一样，仅管缓慢，但毕竟在移动着……1989年6月初，中共动用武装力量镇压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从那一刻起，中国就进入了后极权时代。
所谓后极权时代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初动力逐渐衰弱，统治政权接近崩溃的前夜，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们窃取国家政权后掌握的国家机器发条已经开始松动，极权者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严酷性和残忍性，但是国家机器仍然像过去一样运转，只不过方式由过去的国家恐怖主义变换为肮脏的谎言维持其统治。而这种统治的面目不得不有所修饰，有时候不得不多讲一些法制。由此，这个社会的所有核心工作都是为了“稳定”服务，在这段时间里，权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管理社会的手段仍然是谎言和恐怖。但是没有民主的社会无法过渡到法治的社会，没有民主的国家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的真正稳定。因为专制是败坏一个社会的毒素，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都是极权主义者，被任意驱使和残酷奴役的对象。
人类社会要产生政府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而不是为了让这个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政府给人们带来灾难。但不幸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的存在却是所有祸害存在的根源。今天，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已经把自己对政府的要求降到了最底线，即不奢望F府为他们做好事，只希望政府不再做坏事。然而就连这一点点也办不到，因为这个政府从成立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它不是民选所产生的人民的政府，这个政权是建立在暴力和血腥上的。由血腥和暴力产生的政府也只能用暴力和血腥来维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专制政体存在的唯一好处就是让人民受苦受难，而且知道这种苦难来源于哪里。从中共暴政统治几十年的过程看来，中共窃取了政权后对国家是毫无贡献的，他带给人民群众的是灾难、死亡和恐怖。统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的依据。人民对国家政体没有发言权，中共政权没有像波尔布特那样肆无忌惮地杀戳国民，不是因为中共最高统治者没有波尔布特那样暴虐，而是人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不敢这样做。人类本来就生而平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平等又是由人类所首先破坏的，贫富的差别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还有一种不能用自然的或宗教的理由来解释的差别，那就是人为地把人们分成领袖和臣民的差别，这样有一类人降生世间就自然地高于其他人之上，如果不是出生在太子党的家庭就自然地低人一等。把一个人的地位捧得高出其他人很多，这种做法从自然平等的权利来讲是毫无根据的，也是不能用事实来加以说明的。至于“人民的大救星”、“党就是母亲”这种说法更是荒诞，把神圣的称谓冠之于党的领袖头上而让他耀武扬威，这实质就是人们对自己的侮辱。除了这种政体的弊病以外，中共政权另外一个致命的弊害则是权力的世袭制。中共的宪法就确定了某个具体的个人对于国家的统治权，这种世袭的统治事实上是对我们子子孙孙天赋权利的超前剥夺。既然一切人生而平等，那么谁亦不能有权创立一个永远统治其他社会成员的政党，即使中共的领袖们在世时值得同时代人的尊敬，他的后辈却绝对不可能有资格享有和承袭这种荣耀。毛泽东的“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把我们全体国民当作他私人的财产传给他指定的继承人。就因为这句话，华国锋就有权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华国锋的智能和水平比起一个穷山沟里四处乱窜的游击队政委其实也高不了多少。任何人起初只能保持别人授予他的社会荣誉，同样地那些荣誉的授予者也无权牺牲子孙的权利。中共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代领导就是典型的世袭制。由于长期的欺骗宣传和蒙蔽，一般人都认为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有着光荣的过去，值得炫耀的历史。拨开迷雾还原真相，扯掉他们遮盖在身上的布幔，追溯他们发迹的根源，便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一伙不逞之徒中作恶多端的罪魁而已，他那残忍的行径和阴险的权谋才使他获得了盗匪头领的称谓，由于势力的增加和掠夺范围的扩大才使他们占有了今天的权力。一个韶山冲的农民儿子由于在有一年的秋天带领一批武装力量爬上了井岗山，打家劫舍，狼奔彘突，踩着万千枯骨，逐渐地获得了国家的政权，占有了话语权，因为这样才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中共的领袖们竟恬不知耻地说：“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照这样的强盗逻辑推理，爱新觉罗、忽必烈、李自成、朱元璋等一批欺世盗名的家伙，横行霸道的土匪头目更有理由吹嘘“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张献忠也可以大肆吹嘘“四川人民选择了他”。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承认这批匪首所享受的权力是正当的、光荣的。中共世袭制度的存在事实上为愚人、恶人和下流卑鄙的人提供了一条进入社会权力上层的捷径，因此这是一种造成人间灾难的制度，一种罪恶的制度。中共建政以来，几十年的运动和一波又一波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是对这种制度的罪恶性的诠释。总之，一个不光彩的政府和靠着血腥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仅仅使我们国家陷于血泊和动乱之中，而且这样的政权继续存在也免不了将来会发生更多的流血和悲剧。
一个政体一旦成为极权和专制的政权，就难免使国家陷于贫穷和纷争。因为这样的政权非但不能代表国民的意愿，而只能是对国民进行奴役和掠夺，反对奴役和掠夺也必将遭到这个政权的血腥镇压。由于中共的宣传和历史久远的迷惑，一部分人相信了中共仿佛天生就是中国当然的统治者。如果我们抛开他的宣传，注意他的动机，再回顾一下自己所经历的社会生活，这种谎言其实就容易戳穿了。中共用贿赂和小恩小惠雇请了一批丧失起码良知的御用文人，由这批人编织美丽的花环来遮掩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豺狼般的心灵，用肮脏来洗涤肮脏，用卑鄙来遮掩卑鄙。他们说“党就像母亲一样”，禽兽尚不食其子，中共统治几十年来却葬送了无数鲜活的生命。让我们看看这个享有“母亲”称谓的党，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土地改革”，中共用煽动仇恨的方式鼓动农民抢夺了地主的土地，而农民则不是抢夺土地的受惠者。接踵而来的合作化又轻轻巧巧地从农民手中抢夺了这批土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手中抢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共产党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他霸占整个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过程。中共最感头痛的不是没收这些物质的东西，而是人们头脑里的东西，所以毛泽东绞尽脑汁搞了一个“阳谋”，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反右斗争”，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没收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
“反右斗争”的实质就是对时代和历史的反动，是毛泽东在思想领域进行全面掠夺的一场力量悬殊的对知识分子进行围剿的没有流血、没有硝烟，而又确确实实是一场伤痕累累的残忍无比的战争。由此，毛泽东完成了他构造的思想专制体系。“反右斗争”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和知识分子的大分化。随着而来的就是一场“战天斗地”的“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是对中华文明民族素质国民心态乃至自然生态全面破坏的过程，这场瘟疫般的“大跃进”导致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饥馑，造成了中国数以千万的人丧失生命。一个诚实正直的人都远远比毛泽东的价值要崇高得多，中国共产党却厚颜无耻地把这样一个大暴君描绘成“人民的大救星”。由此可见，中共的存在就是人类灾难的根源。
我们不是出于骄傲或愤懑的动机来认识中共的，我们在良心上清楚地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共的存在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同时也不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任何一点福祉，只能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继续遭受无休无止的杀戳。
事实的说明是再充分不过的了，除了结束这个暴虐政权的统治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们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如果我们继续对现有政体抱有幻想，存在希望，那就是自欺欺人，造成当今社会危机的积聚其总根源即现有政体。一个不能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转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政府，其实质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一个暴力集团。
（二）
共产党建政以来每一次的运动都构成了对全体国民的威胁，这个政权从其成立的那一天起所用的手段不是暴力就是谎言。这种情况使我们从良心和道德上觉得需要结束这个暴政的统治，因为我们的忍受和耐心已达极限，在谎言和暴力面前我们再也无法继续驯从这个暴政的奴役了。否定这个暴政在“六‧四”那天第一颗子弹发射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第一声枪响宣告了现有政权与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六‧四”的第一声枪响充分地暴露了现有政权的穷凶极恶，如果同这样的统治者和这样的政权奢谈什么“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世界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其实质就是在纵容和姑息中共暴政野蛮凶恶势力的膨胀。如果我们相信现有政权总有一天会把民主、自由和平等交给民众，无异于就是相信卖淫的娼妓可以重新获得贞洁。我们备受伤害的感情已经被中共几十年来的卑鄙伎俩所唤醒。中共对人民的侵害和侮辱是天理所不容的，如果天理会宽恕，现有政权的血腥统治，它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假如我们连这一占点起码的爱憎都无法分明，岂不是说明公道在世上早就绝迹。那些热爱人类，热爱自由、民主，有道德良心的人啊，请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吧，我们不但应该反对暴君，而且敢于反对暴政，敢于向残酷的国家机器挑战。几十年来，我们全体国民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我们在专制面前跪拜的时间太长太长，我们民众所流的血已经让世人惨不忍睹了。除了反对暴政，还必须铲除产生这个暴政的共产专制体系。在党主政府中，党魁就是法律，同样，在正常的社会中，国家的法律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让我们不妨在推翻暴政以前首先把这一崇高的称谓交给全体国民来分享吧！如果我们的信念稍有所动摇，其实就是对暴政的妥协和投降，从而为无穷的虐政敞开大门。如果我们不能明确推翻共产暴政这一伟大的目标，只能使我们的前景更加迷茫，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我们所有的反抗都是毫无目标的瞎闯。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罪恶只属于中共。
躲在背地里抱着空洞的幻想，相信中共有一天会把民主交给人民是非常幼稚的。可是由此必须付出的忍耐会有尽头吗？我们莫非还有权利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接受专制政权的奴役？只要能够把一个民主共和的社会政体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从根本上铲除中共邪恶政权，不管付出多么高的代价都是应该的，都是值得的。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忍受像他们先辈一样的苦难，继续接受中共暴政的掠夺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耻辱。醒来吧，中国！醒来吧，善良的人们！
新的国家组织的成立，将是维系我们所有国民团结的纽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见我们行动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空前强大的凝聚力，才不至于被诡计多端的中共政权所玩弄的各种各样卑鄙伎俩所欺骗。我们劝告那样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你们的幻想正是中共党文化在你们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如果我们现在不积极地行动起来，结束中共的专制，动摇不定的局势又会引诱像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冒险家重新来碰碰运气。这样，我们的国家更会陷入深重的动乱之中。我们反对动乱，因为动乱只能给国民带来无谓的牺牲和社会财富的无谓损耗，但我们更坚决地拒绝“稳定”，因为这种“稳定”是中共政权赖以苟延残喘的最佳借口，“稳定”是中共崩溃前夕的黔驴之技。
专制制度在中国的大地上是根深蒂固的，辛亥革命仅仅是结束了皇权专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躯孙中山的宏愿远远没有实现，专制思想至今仍然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主导地位。专制制度是人类理性和道德的最凶恶的顽敌，当专制主义者无法用谎言继续维持它的统治时，它就会立即采用极端的手段，恐怖的方法，甚至是最血腥的屠杀来维护其最黑暗的统治。而我们进行的这一场反抗暴政的行动，只能是思想的、和平的反抗，也只能采用非暴力的方式方法，唯有这样，才能磨蚀专制主义者的兽性，唤醒人类良知的同情和理解。须知暴力革命的结果是使黑暗更加黑暗，即使能够推翻现有的暴政，也永远谈不上是人类理性的胜利，只不过是暴力革命的得逞，这样又重蹈中共曾走过的老路。正如李自成反皇帝是要让他来当皇帝；正如毛泽东反专制，是要让他来专制一样。
专制主义者不管怎样残暴，他们永远也无法洗刷自己的耻辱和堕落，一个腐败、堕落的政党也没有丝毫资格成为一个执政的党，他们自身的所有作为已经注定了他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反抗政府和组织政府是社会成员自然应当享有的权利，即使是最好的政府也是对人们权利的一种剥夺，所以现代国家要实行政府首脑的定期选举，而每一次政府的换届实质就是对现有政府的反抗和挑战以及否定。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所把持的政府才实行欺世盗名的自我复制。其实，社会和政府是不容混淆的两码事，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是温情和幸福，政府往往带来的是灾难。权力无限膨胀的政府就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灾难。在很多情况下，反抗政府就是为了拯救社会，为了避免社会的进一步堕落和衰败。人们组织政府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组织政府就是为了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而让这个政府保护个人无法保护的那一部分权利，从而通过政府经手购买军事力量、外交事务和公共安全。而我们今天的政府本质上是剥夺人们所有权利的工具，它与组织政府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比如：中国人民根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尤其是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用中共的话说：“加入共产党就获得了政治生命。”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没有加入共产党的民众理所当然就没有政治生命。随着上述权利的丧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都是中共写在他们宪法里的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文学作品的检查制度、新闻报导的审批制度就是中共最野蛮、最反动的制度。言论自由就是发表反对意见的自由，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民办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出版社，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根据迁徙自由的法理，人们就应当享有不迁徙的自由。政府参与的拆迁就是政府对民众不迁徙自由的强行干涉。全国各地类似事例举不胜举，所造成的悲剧让千千万万的家庭捶胸泣血、痛不欲生、苦不堪言。
（三）
中国共产党从红色法西斯斯大林那里接过人类社会五阶段划分法即人类社会是由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似乎这样共产党在任何国家取得政权就有了法理的依据。其实，五阶段划分法就是荒谬的，不堪一击的，由共产党人自己杜撰的邪恶说教。不需要更多的事实和理论，仅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崩瓦解就足以说明社会五阶段划分法的不能成立。而在中国则由共产党用它自身的行为注解了一条不证自明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毁中国。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中共的领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邪恶的集大成者。
最能代表中共邪恶的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天地才、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1848年，马克思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发表了他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被共产党人捧为经典的宣言赤裸裸地鼓吹和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列宁夺取政权以后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塞进了最野蛮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马克思没有尝试到所谓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他的臆想仅仅是停留在文字上而已。列宁在获取政权后很快死去，也没有真正地实践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则不然，他不仅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实践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并且在这套理论中还塞进自己民粹主义的私货，在深陷农耕文明社会形态中的中国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煸动农民的复仇心理和掠夺心态。并且在获得政权后用尽千方百计来施行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更为残忍地加上他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样，革命的绞肉机就可以无休无歇永无止境地绞杀民众。就是这种荒谬理论的作祟才有中国几十年不息的阶级斗争，才有一次接一次的运动。毛泽东用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理论来为自己种种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和铲除异已的残忍作为提供理论依据，并且还要让由此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民众随时为自己用命。其实，不管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只要是专政统统不是好东西。因为专政就意味着恐怖，意味着生命的毁灭，就意味着社会共和的破坏。毛泽东肮脏而罪恶的一生，毁灭了多少民众的生命，残杀了多少无辜的生灵。他那恐怖的预言“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多少年来都一直萦绕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死亡的阴影。“文革十年”就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十年，这十年不是“浩劫”二字可以简单概括得了的，而是无数的生命遭受毫无人性的迫害、肆无忌惮的残杀，是中国人民在血雨腥风中一天又一天熬煎的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十年。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这种大好的形势正是无数生命的毁灭所构成，无数民族文化的毁灭构成。尽管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对这一惨烈的十年负有集体责任，但毛泽东一手制造并且加剧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他负有不可饶恕的首要责任，而我们民族则负有彻底清算这一罪行的责任。对于这一血腥的罪恶我们不做清算，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任何的温良敦厚不仅留下历史遗憾，更将遗祸无穷。至于他攫取政权以前的卑鄙伎俩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姑不言之。1949年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中国人民从那一天起真正地跪下去了，这一跪竟是漫漫的几十年。
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总设计师”其实也并不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反右斗争”当中，他就是中共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每一个右派都应当不会忘记长达二十二年的迫害是谁在具体操作。中国历史上毫无法律依据的剥夺人权的收容制度、劳教制度的恶法就是在邓小平的指挥下一手炮制出来的，这都是属于历史所不能容忍的。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不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而是权力的倾轧。邓小平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初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理由把胡耀帮从权力的顶峰拖下来，事实上，就是阻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使中国的政治改革无法挪动半步，从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随后又把赵紫阳从权力的巅峰拖下来，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把中国推向更加极权的、更加专制的红色恐怖岁月。尤其不能原谅的是1989年邓小平调动暴力工具镇压民主运动，残杀民主人士，这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暴虐者竟然被他们自己标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他是一个残杀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989，历史当然也不会忘记1989的邓小平。就在那一年，他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在政治上毫无建树的江泽民，从而为中共集团产生一个庞大的腐败的既得利益阶层打下了基础，以至于造成今天中国的消费主义盛行和无所顾忌的贪赃枉法。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这一批人富起来了。
1989年靠着镇压民主运动起家的江泽民爬上了总书记的宝座，被中共称为第三代领导的“江核心”仍然是一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在1989年整个民主运动期间所玩弄的两面派手法早已被上海人民领教过，他赤膊上阵，疯狂地镇压上海的民主运动，并使用非程序化手段镇压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其执政期间出卖国家主权于1999年底与俄罗斯签订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使俄国在十九世纪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完全合法化和合理化，这一条约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予承认的，以至中华民国政府乃至毛泽东、邓小平等也不敢签订的，竟然在“江核心”手里成为事实，这纯粹是对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的出卖。这一罪孽中共也难辞其咎，江泽民则应承担主要罪责。中共为了掩饰江泽民的这一卑劣行径不敢把该条约的内容公诸于众告之于民，中国历史上卖国行径之最莫过于此，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却疯狂镇压，这是中共一贯卑劣的伎俩。江泽民执政期间甚至还出卖中国大陆国防权，中俄边境江泽民竟命令边防后撤一百公里，为俄国蚕食侵吞我国领土大开方便之门。祖宗基业在江氏眼中只不过是其捞取沽名钓誉的资本。在政治上毫无建树的江泽民这一行径在卖国的道路上可谓是“与时俱进”，继而在国内极力地贩卖他那臭名昭著的“三个代表”，用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掩盖其与民为敌的实质并蛊惑民众、欺骗民众、麻痹民众，对外奴颜屈膝，对内疯狂镇压的反动实质。1998年由江泽民策划的调动全国所有宣传媒体对所谓“邪教组织”的疯狂围剿就是江泽民以民为敌嘴脸的彻底暴露，也是对他们自己宪法上所写的“信仰自由”的极大讽刺。所谓“邪教组织”只不过是一个“信仰团体”而已，他们认为世界上真实的东西太少太少才提出了“真”；他们认为在中共统治下善良和美好的东西太少太少才提出了“善”；他们认为在今天的社会上太缺乏的是宽恕和包容才提出了“忍”，而这一点正是江泽民统治下的中共政权所不能容忍的，尤其如此才触动了他们的统治神经，以至于调动全国的力量发动了一场比抗战时间还要长的、残忍至极的、践踏人权的迫害。国家根本没有任何权力提倡或禁止公开宣称的宗教信仰，否则就是国家犯罪。
（四）
千千万万的人在中共的暴政下命运被播弄，呼声被抑制，愿望被扼杀，而最为残忍的是长期的洗脑使中国人民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所有的人都只能在它的党文化范围内统一思想和思想统一。中共治下的几十年，中国人民丧失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的权利及自由。正因为几十年的苦难经历使我们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必须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局面，组织我们所需要的民主共和政府。
我们所争取的目的应该同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有恰当的比例才好，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反对暴政、反抗压迫是抵不上我们几代人所付出的重大的牺牲，除了从根本上铲除中共的专制政权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使我们的民族和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在一切论据中最有力的是只有结束专制政权对于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和自由。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改良人士的身上让一党专制的国家政体继续奴役我们，中国就永远没有光明的那一天。如果我们不去争取民主，民主也就不会降临我们可爱的国土。没有以上的认识我们将会看不清楚我们祖国的出路在哪里。共产专制已经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放逐了，已经被俄罗斯人民放逐了，中国不应是也不该是专制体系的避难所。而只有中国人民凝聚伟大的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够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只要我们把一个跟上时代潮流的符合人类理想的政体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今天的付出即使是最高的代价也是相当便宜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事情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完成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不负责任。我们不可能和中共和解，和解的纽带在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就被中共沾满鲜血的双手剪断了。我们必须清算但不报复，清算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从中吸取宽容的乳汁滋养自己，为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再蒙受专制政权所造成的苦难。我们不报复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懂得理性地看待历史。
今天民主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民主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趋势，任何逆潮流而存在的政府必将被这一巨大的洪流所淹没。我们必须组织一个能够适应这一主流的政府以便有效有益地管理社会，有了这样的政府人们从社会进步中得到的幸福成果才有确实的保障，人们才会始终互以真诚相待。但是社会必须要有法律和政府的约束，这就是我们不得不组织政府的必须行为，然而任何政府和法律都可能被邪恶所侵蚀，我们同时也必须防止法律和政府被邪恶所侵染，不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是多么纷繁杂乱，只要我们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政府权力使其无法无限地膨胀，我们就有能力治理好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人们受苦受骗多年而根本发现不了社会症结究竟在哪里，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所开出的政治处方也五花八门，但因为不明白中共政权就是皇权专制暴政的肮脏残余，也医治不了当今中国深入膏肓之重病。最好的政府体制应该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不同阶层的人们。这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容易理解和最适合中国形势的一种，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世袭制的愚昧和不稳定以及大众民主制的不义一扫而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堵死国家权力向极权主义蜕变的道路，也只有这样人们交给国家政体的那一部分权力才不致于被滥用。由此，我们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权分立就是这个政体存在的根基，只有把国家的权力分成各个小块交给政府，这样的政府才不会具有高度极权的腐败。
现在，正是民主、正义、公正播种的最佳季节，收获的时间将不会遥远；现在也正是考验我们灵魂的时候，坐享其成，还是在祖国的光明到来之前为自己的祖国殚心积虑为之艰苦卓绝地奋斗，奉献，这正是磨炼我们的意志、检验我们的道德与良知的时候。只要是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而不断奋进的人，将会获得我的子孙后代永久的崇敬。暴政同死神一样是不会轻易地被征服的，然而，我们可以告慰自己，路途越艰险，得来的胜利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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