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具有新教背景的国家，传统基督教所主张的博爱、平等和人道主义，已经不仅是借上帝之口宣扬的宗教信条，而是国家制订政策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知识份子批判社会、维系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读书时，我曾受欧洲现代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现在，来自专制国家的我有了机会，在这块和平的绿洲上扎下根来，仔细地观察一个公义与宽容并存、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社会。

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在异乡的山野海滨，寻找一些美丽的石头。我一向不屑自诩为“爱国者”，因为那可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别名词，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句中国古训，我却没有忘记。

一篇又一篇，我用中文写下自己在瑞典寻而有得的感想，并把其中的一部份汇集成书。心里企盼着，我那故国的同胞也能够读到此书。我的同胞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去国多年的我，是如何满心诚挚地为他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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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国记者在采访我时，曾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不少中国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为什么你没有去寻找信仰？”我想，这可能因为我从小所受到的无神论教育，也因为我自由不羁的个性。

在长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样承受生命的虚无呢？这是那位记者追问的本意。其实我一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圣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还是叫佛陀。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义中的一些共同的精神，例如爱、仁慈、平等与公义。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说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称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价值”。这即是我在母国没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寻求到了的价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杂志社做过编辑，接触到一些中国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时“六四”过去才三年，一些八九民运的流亡者在轰轰烈烈之后，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至今，回国的流亡者仍骆绎不绝。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异域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古往今来，“流亡”一词通常意味着与故园亲友人为地隔离，意味着漂泊、流浪、彷徨、踯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国度，即使是离开专制走进民主，对很多人来说，流亡仍然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中国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因此不必像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在瑞典，我和因战争、政治迫害以及饥荒而逃来的十几个国家的难民一样，从最简单的瑞典文字母学起，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就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心态，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东欧国家的流亡知识份子是我的榜样。他们认为：每当祖国发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他们的态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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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在许多知识份子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时，“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份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这就说明，只要摆脱自哀自怜的情绪，甘居“边缘人”的地位，善于学习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身上带着母国与移居国的两种文化，有了双重的视野。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文化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母国的现实。不和任何权力结成利益联盟，这能使我们的精神更独立，立场更超然。

当年，鲁迅先生曾想在本国文化中寻找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失望之余，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今天，有机会移居他国的人，应该把传播异邦“新声”视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我因此常怀感恩之心。这个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国家——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不但给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难之所，而且给了我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使我能够从专制和民主两种社会的经验对比之中，获得写作的动力与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边是西藏》一样，这本书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台湾，由允晨文化出版。对于文字被中共当局查禁的我，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一个中国流亡者从北欧拾起来的他山之石，台湾人会有多大的兴趣？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样，“瑞典模式”这种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特殊发明，以及我个人用心记录的北欧经验，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