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在驻京办的小房子里面被关了一星期后，由防暴大队的警察押回成都青羊区戒毒所，强行洗脑两天（因为每个上访的大法弟子送回成都后都要先到戒毒所“洗脑”两天）后，再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和其他拘留人员一样，一进门，便遭到脱光衣服非法搜身，他们对于大法弟子主要是搜经文和钱。我们必须交每天的生活费15元后，到露天的装满水的大盆子里面去捞一个又烂又脏、又掉瓷的饭盆和一双简易的筷子及两张所谓的消毒纸到监室去，一进又是半个月。

吃过午饭，我便开始炼功，一套动作还没做完，室内一位被拘留人员对我说：“你的腿上有血管瘤。”

“你怎么知道？”我很奇怪。

她说：“你一进来我就觉得你很面熟，说话的声音也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你这一炼法轮功，我就想起来了，我是在电视上看见你的。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点麦子，晚饭后全家一起看电视，电视上就出现了你的镜头：你们几个在一间房子里面，你说你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你边说话边撩裤腿给我们看，后来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只有图像，播音员解释说你因为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你打针、吃药、你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你怎么还在这里，原来没有瘫痪啊？”

“我从来就没有瘫痪过，从去年冬天我就被警察一直关在拘留所，这次想方设法出去，到北京上访，这不，又被关进来了。你看的电视是我们1999年10月1日到《商务早报》社的时候，当天《商务早报》刊登的法轮功是“×教”，我们便到报社去给他们讲我们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有记者在记录，摄像机也在摄像，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手术时抽掉一根血管都没有治好，反而还伤了小脑神经，导致脑缺血后遗症，严重时走路都发飘，并伴有短暂失明。并且多年来脸上还患有大面积深度黄褐斑，经过6年美容耗资上万元都没有治好，结果炼法轮功一星期后，脸上的斑完全消失了；两个月后，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而愈。’”

她惊讶的反问：“真的，你原来说的是法轮功好啊？怎么电视上放出来你的画面时，播音员解释说的却是法轮功是坏的呢？这太可怕了，新闻媒体撒了个弥天大谎，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不亲眼见到你，我还以为电视上播的是真的呢？而且，这电视还不止放一次，头天晚上我们看后，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洗脚，儿子叫我：“妈妈你快来看，昨天晚上那个炼法轮功的女娃儿又出来了。”

我问：“你看的是哪个电视台。”她回答说：“我们乡下只能收四川电视台一个频道。”我又问：“如果有人来调查这件事你敢证实吗？”她说：“我肯定敢，我叫蒋先碧，我家就住在四川乐至县放生乡。我一直在城里开个自行车店，这次是因为买了一辆赃车，被拘留。”

在场的二十多人听后都惊讶不已，都觉得现在新闻媒体如此颠倒黑白、故意撒谎，肆意欺骗观众，为达到抹黑法轮功的目地，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她们了解了法轮功真象后，当时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跟我学炼法轮功，还有的表示回去后也要炼，并一定转告亲人、朋友，电视上演的法轮功是假的。监室内有很多人学炼法轮功，被警察知道了，马上把她们分别叫出去威胁：如果你们跟着炼功，就延期别想出去。但还是有人坚定学炼法轮功，她们都被强行罚站。

拘留所里关的戎马半生的军人

过了几天，警察又把连续不间断的关了好几次的70岁老太婆刘灿送回来了。

刘灿原是六九子弟校的校长，夫妻二人均是跨过鸭绿江的老志愿军，子女两个均在国外。刘灿因炼法轮功进京上访，回来后和我一样一直关在拘留所和派出所打转。

这次，她回派出所时得知老伴因上街买馒头，腿被倒下的人行道栏杆严重砸伤，不能自理，每天都只能靠吃冷馒头过日子，她为了回家照顾老伴，死活不肯再到拘留所，结果被建设路派出所的三个警察一脚踩在老人的背上，将手反绑，丢进警车的尾部，卷缩着强行送了进来。

中午我们到拘留所内小卖部买东西，警察说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和刘灿说了话，便强行让我们站在太阳下曝晒。就连我买的肥皂放在地上都晒化了，警察也没让刘灿去遮荫，刘灿一直和我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在滚烫的水泥地上……

被长期反复关押的日子

拘留所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年龄大的有很多。

一天晚饭后，所长把大法弟子全部叫到坝子里，对我们说：“我劝你们还是别再回来了，这里根本就不是你们呆的地方，这里到了夏天室内温度不低于50度，通风设备又不好，排风扇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看你们这么多的老年人在里面身体怎么受得了。”我们回答说：“所长，我们也不想来呀。你看，我们根本就回不去，还没回家又送回来了……”

后来拘留所不收当天反复非法关押的学员，派出所就改变了方式，接回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在派出所留置室非法关一夜后，第二天再非法送进去。派出所的留置室非常窄小，是只有几平米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边只有一个装有屎、尿的便桶，不知有多长时间才倒一次。4─5月黑屋子臭气熏天，臭虫、蚊子成群的向我袭来，粘满全身，我根本无法入睡。一天晚上，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打了一个盹儿，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旁边蹲着一只癞蛤蟆，眼睛一直盯着我，撵也撵不走。

每隔半个月，警察把我接回派出所时都是星期天，儿子都会来见我一面。后来警察魏大平狠心的将我每次拘留15天有意改为10天，把我每半个月见儿子一面的权利也剥夺了。就这样我又被反复不间断的拘留5次。

由于长期不间断的反复非法关押。小车停着无人驾驶，我就只好叫弟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把它处理了。

大法弟子就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着。警察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夏天有意断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二十几人，经常大、小便后无水冲走，我们只好用纸盖着。室内臭气熏天，守着大、小便吃饭的事时有发生。我们打报告，要接水冲厕所，所长大骂：“要舒服就去住锦江宾馆嘛，这里是这个样子，谁叫你来的？”等上面一来检查，警察就将总闸打开。

集体绝食和野蛮灌食

直到2000年5月份，为了抵制继续非法关押，我们便于5月下旬开始集体绝食，这时，所长害怕了，来劝我们放弃绝食，我们说：“不，我们修真、善、忍说真话没有错，我们要回家。”所长又说：“你们都是派出所送来的，我们只是看着你们，到时候他们来领。我们如数交给他们就行了，我们也无权放你们回去。”我们说：“那我们就只能用生命来证实法，每个人都知道生命的珍贵，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的信仰，除绝食外别无选择。”

他们便通知了成都市公安局，处长冯久伟和另几位公安局的警察带来了安康医院的医生、护士一大帮人，开始了野蛮的灌食。警察指使几个大男人到女监室里来抓，抓出去一个便由七八个大男人把大法学员摁在由两根长凳拼成的“床”上，有的摁头，有的摁手，有的摁腿，有的摁脚，有的捏鼻子，有的捏嘴，还有的掐脖子，经过一番挣扎，大法学员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后，再由护士把管子插进去，浓血、白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以忍受。我常常以背诵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来抵制他们的迫害。

我看见四川棉纺厂的大法弟子鄢定慧（女，50多岁）被灌食时，好几次浓、血、泡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受还是没有灌进去……

我们集体绝食后写申诉，好不容易于5月24日被无条件释放回家。

回家后，很多朋友来看我，有的说自从看到电视上的我后，都在为我担心，八方寻找我到底在哪家医院。现在看到我后，既为我高兴，又为看了电视上对我的歪曲报导而感到气愤。

母亲的遭遇

客人走后，母亲给我讲述了我与她分别后的经历：

上次（99年12月3日）你和外甥一起到北京上访，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不已，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去上访呢。后悔之余我于12月6日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真实情况，结果还没有到上访局就被抓到了驻京办关起来，上访局变成了公安局。在驻京办，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没有床。天气太冷，我只有把双腿放在椅子上取暖，结果被姓王的保安发现后认为是炼功，强行把我拉到外面罚站，功友王素华说：“她年纪太大，站到外面太冷，让我来替她站。”过了一会儿，他才用脚把我踢进了房间。两天后，被警察强行送到了戒毒所，里面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高音喇叭，早上起床便让我们到坝子里跑步，由于我年纪太大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不说，还被送到九茹村拘留所，仍然不给饭吃，致使我又冷又饿的在拘留所熬过了漫长的一夜，使我终身难忘。在拘留所里，经常半夜三更来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警察把我叫道寒风中罚站，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才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接回派出所，魏大平骗我说：“你女儿因炼功被劳教三年，你是见不着她的了，你也不能住在她家。”午饭后，又强行把我撵到儿子家。到儿子家后，当天，又被儿子当地的高店子派出所强行连夜撵回简阳老家，让老伴看管。到老家也没有清静的日子，派出所的人还来打听我的住处，妄想继续迫害。

2000年春节后，8岁的小外甥快上学了，我就偷偷的回到你家（家里已布满了灰尘，我做卫生都做了三天）不敢出门，怕派出所的警察知道我回来了，要把我撵走，周末小外孙回来无人看管。就是买菜也只是儿子接送外甥时带一点回来，菜吃完了就吃泡菜，不想吃泡菜了，就把盐放在稀饭里吃，这样吃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想：不管你江罗犯罪集团怎么迫害，我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要炼法轮功。

我为我母亲对大法的坚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江氏集团不计后果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欺世谎言欺骗民众而感到深深的可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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