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对太宗极为忠心，他的表现使太宗相信，即使自己驾崩以后，长孙无忌仍会尽心辅佐未来的皇帝，贯彻贞观之治的政策。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大功勋的臣子肖像绘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太宗临终时仍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而长孙无忌也的确不负太宗所托，作为顾命大臣，他与褚遂良全力辅佐他的亲侄子——唐高宗李治。高宗仁弱，即位初期实际上是由长孙无忌掌政，长孙无忌继续推行贞观时期的制度、完善律法，并结束对高丽的战争，使人民休养生息。贞观之治的盛世在唐太宗之后得以继续持续下去，可以说是长孙无忌的功劳。

唐高宗一向听从长孙无忌的话，但在废立皇后一事，却不顾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众大臣的反对，坚持立武媚娘（后来的武则天）为后。武后对长孙无忌自然怀恨在心，伺机构陷他结党谋反。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经对质审问，就将扶持自己登上皇位、十年如一日的辅佐自己的舅父削去官位、流放边疆。

唐高宗显庆四年（西元六百五十九年），长孙无忌被囚于牢车，最后一次行于长安街头。他望着渐行渐远的皇宫，忽然觉得长安好小，一下子就走出了城门。他在年轻有为之时来到长安，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历史大戏，怎知却以老朽戴罪之身离开长安，他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命运的造化、世事的无常。他再也没能重回长安——三个月后，长孙无忌在流放地被迫自杀。

与长孙无忌戏剧性的一生相仿的，是长安城的宿命。

动乱不停 长安辉煌消失

长安在盛唐时期增建兴庆宫后，基本上就没有大的更动了。它的辉煌持续了一百七十余年，直到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西元七百五十五年）时被叛军攻破，长安遭受严重的破坏。这场持续八年的动乱也使唐朝的国势由盛转衰，国库拮据，藩镇又割据叛乱，致使物资无法顺利运至京城，造成各项所需短缺，长安城不仅无法进行重建，连维持现状都显得有点吃力了。

唐德宗贞元三年（西元七百八十八年），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带着自己的诗集到京城长安去求见顾况。顾况是当代有名的诗人，也在朝廷里任职。那时的后生小辈经常请名人阅读自己的作品，除了能获得前辈的指导外，可能还希望得到其赏识，进而争取晋升仕途的机会。

顾况生性诙谐，看见递上诗集与名帖（当时的名片）的小伙子叫白居易，就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百物方贵，居大不易。”顾况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却也如实反映出长安当时的社会情况。经历近两百年的风风雨雨，这时的长安开始露出它人老珠黄的景象。

当老诗人读到白居易诗里的其中二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马上对他刮目相看，认为有此文才，任他想住哪儿都容易。有了前辈大师的肯定，作为新人的白居易自然很高兴，只是在现实生活中，长安居仍然大不易。因为长安城内虽然有些地区荒凉空旷，渺无人迹；有些宽阔的大街两旁则被居民辟为菜园，但是好地段，尤其是凉爽干燥的坡地上，那里的房价依然不菲，经常只有达官贵人或商业巨贾才能负担的起。也许因为如此，白居易并没有在长安待下来，跟许多怀抱梦想来这里寻找安身立命之处的人一样，带着失望离去。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形成北实南虚、东贵西穷的形势，长安逐渐萎缩衰败。

在唐朝末年，长安又因黄巢之乱再度遭受严重破坏。天佑元年（西元九百零四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将长安城内的多数建筑拆毁，屋木也一起运走，一座伟大的城市就这样戏剧性的烟消云散。在往后的历史里，长安再也没有被选为国都。后来，驻守长安的节度使为使长安便于防守起见，在皇城的基础上进行缩建，就是现代的长安旧城，其面积只占唐长安的十分之一。

长安的黄金年代已然逝去，那段时光是唐朝最辉煌的日子，也是中国文化达到最顶尖的时期。盛世天朝的长安光辉壮盛，自此留存在后代中国人的心中。长安的消失，开启了研究长安的时代，这个时代从宋朝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累积至今的文献洋洋洒洒，不少于专立一门的敦煌学。

历代皆有一个再造长安的梦想，其实是想重新找回如大唐盛世般泱泱大国的光采。唯盛世的荣耀不在具象表面上的攀模，而是在精神内涵的继承。舞台再华丽，若无好演员在上面表演，舞台也只是个没有内涵的存在而已。唐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因为唐人全面体现了佛道儒所阐述的神传文化的精神。（完）◇

转载《新纪元周刊》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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