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先向许光泰老师致意，我在硕士班时曾旁听过他在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开设的《中国大陆法律》课程，他的《中共法制论》于十几、二十年前问世，至今仍为国内有关中国大陆法律的经典著作。谢谢他的启蒙和贡献。
许老师所写的这篇文章，系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二滩水电站的经营为探讨个案，涉及到中国大陆公共行政管理与公营事业经营，特别是政府和企业角色冲突的问题，而以〈反垄断法〉的规范精神展开破题和演绎。按二滩水电站是中央政府支持与投资的大型发电厂，规模仅次于三峡大坝工程，建厂目的是为了满足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用电增长需要，股东包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和四川省电力公司，持股分别为48％、48％、4％。但建厂完成开始商业营运之后，却面临了其与四川省电力公司和重庆市电力公司间的竞争，后者分别由川渝省市政府控股经营，他们宁愿买自家火力发电场的高价电，更不愿提供电网让二滩水电站输电和配电，导致采取低价位策略的二滩水电站亏损累累。许老师把二滩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叙述和分析地很清晰，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选择这么一个题目来从事研究的，这令我十分敬佩。
传统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对公共价值进行具有权威性的分配。好的政府，能把公共资源不仅做有效地分配，还能创造出更多的利益来福国利民；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主题之一，则是考虑如何让社会资源的分配或创造能够有效率，政府的功能、任务不可取代的有哪些，而有哪些事情，经过损益比较后，认为可以让民间第三部门或企业来分担，会比政府做得更好。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传统国有企业、省有企业从政府管理部门独立出来成为盈亏自负的企业法人，但又被课以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无论如何，公共服务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但到底人民是否受到服务和照顾，则不论是从何种途径，总要有个机制去了解民众真切的需要。这个机制可以是选举，也可以是民意调查。企业则不同，企业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要为股东创造最大的效益。政府借用企业家精神来进行体制改造，就是要使公共服务的生产更有效率，而不是要让政府变成企业体，与民争利。
以二滩水电站的个案为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尝试引进企业家精神进入公共电力经营项目，可是我们看到的实践结果，却不是提高效率，而是当事的地方政府变成“企业家”。从公有企业的改革来说，追求自身企业生存利益的四川省电力公司和重庆市电力公司作法是合理的，可是从四川省和重庆市人民的立场而言，他们消费的却是高价的火力电，其间更因为川渝电力公司的地区封锁和行政垄断而由川渝政府实际赚取了超额的利润，而问题更在于，这些超额利润有没有真正回馈到川渝政府的地方建设上，换言之，四川省和重庆市把人民的钱从左手用买电换到右手，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增加省库收入，但其实是不当地超收“电税”，如果川渝地方政府有意透过电力垄断的暴利来作为其社会价值重分配的操作杠杆的话，只要能够证明最终是用于民间福利的增加或改善，────政府职能市场化或民营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强化公共服务的效率，那我们还能接受，否则就是公权力对人民的掠夺。但要如何证明？省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国民如何去反映他们的意见？许老师的个案研究找出了问题，那他们的人代会和老百姓也看出了同样的问题吗？
在川渝的电力体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地方保护主义心态的影响。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又有其问题，我们要问，它们所要保护的地方利益是什么？诚如许老师所言，地方利益“综合起来应该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组织整体及其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地方企业利益和当地人民的利益”，拼地方经济是当前地方政府执政重心之所在，也是当地人民对地方政府的付托，但地方经济账面数字的增加，就是地方利益的增加吗？有没有其他解读的可能性，究竟利益如何界定，如何处里？许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公共利益作幌子只为了谋取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以权谋私，反而损害人民（消费者）的利益，这恐怕不仅不符合政府‘公共人’的角色，可能还会让人误认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政府自身利益而已”。政府引进企业经营手法的结果，背离了政府公共服务的目的，这是政府及其人员的自利行为，跟企业家政府的精神毫不相干。
我私心希望，许老师的后续研究，能把川渝当地有关本案的舆论或民意呈现出来，因为从这一点，才能看出川渝的民间社会力是否随着经济发展而已然形成，而这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的具体指标。
（本文原为作者在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社会研究所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八日假该中心国际会议厅举办之《两岸治理与公共政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主办单位整理初稿）
民国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九时半
于新竹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研究室@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