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外求的重物质导向的西方文化，和内省的重精神修炼的中华文化，这两大文化导致了东西方不同行走轨迹。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当中国处于春秋末年，群雄逐鹿、百家争鸣的时候，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别树一帜的古希腊文化也突然兴起。当老子、孔子、孙子在中华大地上隆重登场的同时，古希腊也相继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历史时间上安排了这样的巧合，历史一定有历史的道理，但是不为人知。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些东方和西方的智者都创造了一直绵延至今的两大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
一、中华文明的科学之路
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思想，见于《周易》。《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本是指超越当下的经验现象而悟真悟道的修炼过程，器是指现象层次内具体有形的事物，道是指超越当下经验现象的更本源的规律，这是中华文化中“形而上”的本义。“道不离器，道器合一”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分科学问的源头。
中华文化的实际表现是在“道”和“法”的修炼层次上。“道”是中华文化对天地人宇宙万物运动规律的总称，可以概括出我们中华文化的特征。贯穿中国文化的是一个“道”字，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是在围绕这个“道”来开展和演绎。
“道”是万物之源，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其向下衍生出“术”。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讲一个“术”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术数类的分科学文可谓是五花八门异彩纷呈。
现在世人一般所使用的“技术”都是指“技”不包括“术”，这是因为受西学的影响。其实中国的“技术”是两个概念，是分开的，“技”是指技艺，“术”是指“科术”，科是分科目的意思。“术”向下衍生出“技”，“技”是“术”指导下的技能的体现。如算术，剑术，武术，堪舆术等等都可以形成相应的技艺和技能。还有，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术之发明，而非技之发明。精确的表述，中国古代的科技，应该是“科术技艺”。
“术”在中华文化中的层次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但是，在“技”的层面上，中西方都是一样的，都是指“技能和技艺”，就是与生活最直接相关的能力的体现。不论是“术”还是“技”，中国都曾经是遥遥领先于世界，除了著名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几乎在各个技术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医学、农学、天文、建筑、手工业（包括：铸造、纺织、印刷、工艺制作、食品），以及文学、艺术、教育、政府制度，甚至包括军事。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就曾经高度赞扬中国古代科学的伟大成就。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就是说要认清什么是事物的根本，什么是事物的末节；什么是事物的原因，什么是事物的结果，则接近道了。“道”是事物宏观的、根本的规律，“术”不过是“道”在这种具体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体现在物质细节上，基本是些直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律。所以，道是本，术是末。在中国的正统文化，是“重道轻术的”，术类的东西，常被蔑指为是“奇技淫巧”，老子更是直截了当的主张“绝巧弃利”。
“道为本，术为末”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科术要有所发展创新就一定要重德，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心性上都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古代的精巧技艺都是修德在先，而后在外部技术层面上制作发明出来的。《孟子》.离娄篇：“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正说明鲁班作为技术发明的人物，并成为中国古建筑业、工匠业、科技界的先驱者，他的创造发明不但在科学研究上不输给现代科学家，而且做任何事情都事事按照心性标准，不求名不求利，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工匠尊奉为“始祖”。
《尚书》大禹谟说：“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厚生之前，必加“正德”，就是说科学发明之前，要以纯正的道德为归，不要制造专门害人的器物。科学发明以后，要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专作和平用途，这种理论，到今日仍然适用。
中华文化对宇宙的探索体现为讲究性命、道德、天人关系和知行关系的佛道儒三家的修炼文化，中华文化的这三大家的学问“道学”、“佛学”和“儒学”是中华古代的学术之魂。
中华传统的科学路线（科术）是直接针对人体和宇宙去研究的，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是系统的，走的是“道器合一”的路线。不象现在科学那样借现代化的设备才能对宇宙有一点表层的了解。古人的研究更直接，更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更微观，也更洪观。是把自身和宇宙溶为一体的，完全超越于人的感官认知。(待续)@
（本文转载自未来中国大学校刊《大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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