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1．描述性的理论选择为什么会变化
2．极权主义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左派与保守派知识份子对它的抵制—理论落后于经验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
对于最近二百年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和变迁在中国社会的反应，我认为，如果说中国在十九世纪遇到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那一代人讨论的也是两个框架间的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有关中国文化问题讨论的发展变化，遇到的第一个节点应该说是五四。自从五四运动之后，当然作为描述的方便，甚至也许可以说从最后一个文化所凝之人王国维一九二七年投湖自尽之后，可以说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上全面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其后无论就讨论问题的方法，还是讨论的问题，都是在当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框架中。中国社会遇到的主要文化问题，已经变成在近代西化中走哪一条路的问题，而不再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问题。
但是，不幸的是在这第一个节点之后，由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和历史性的原因，中国更多地是选择了对抗西方自由文化传统的德国文化倾向，又从这个倾向更多地偏向左派文化之路，并由此走向了极权主义文化。这样一条道路和选择并非中国所特有的，而是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点检当代思想与文化发展和变化，各类问题的争论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纪初期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面临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完全和西方知识份子一样的问题了。
细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问题，其第二个节点是四九年。如果说在四九年以前是在多元社会中讨论各种文化、知识问题，那么四九年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完全变成极权社会的问题了。对于极权社会的文化问题，如前一节笔者所述，由于价值，乃至方法问题，在一般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中，只有否定和抛弃的问题。对于这个看法，只有那些对共产党文化，对极权主义文化极有感情的人才会和我们争论。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经历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看法。但是，问题出在对于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中国当代社会、当代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和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究竟如何描述、定位、评价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众说不一。有说是后共产党社会，有说是后极权主义社会，有说是如新加坡一样的专权社会，有说共产党已经不是昔日的共产党了，然而，笔者认为，时下的中国仍然是极权主义社会，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给极权主义概念带来了新的经验事实，将会大大丰富推进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哲学等对于极权主义的理解和研究。
本节开始将从极权社会，及极权主义概念的产生发展，来考察这一问题。
1．描述性的理论选择为什么会变化：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今天描述政治、社会现象所使用的术语、概念都不是中文固有的概念，都是源于西文。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验论、唯理论、理性、非理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这是因为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交流的时候都必须使用同一套规范，例如，比赛足球，就要使用同样的球，同样的规则，否则无法准确交流。为什么采用此，而不用彼，描述语言的采用，除了它的有效性、简单性外，当然带有强权以及其它因素。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描述语言的采用也会带来误差，甚至无法深入问题，例如对气功和风水，翻译成任何西方语言都无法反映它的真髓，因此在西方也只有用它原来的音译，如此这个中文词汇就进入了西方语言。
其二描述性的理论是人们想像出来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那样认为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就是近代科学所强调的认识论。人认识的机制和能力是人所特有的，它不是万能的，是有限的，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为了认识解释客观世界而想出来的。所以，当旧的，已经存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经常遇到悖谬，或者在解释现实中过于复杂，要增添过多的特殊边界条件的时候，它就要让位于简单的、更为有效的新出现的理论。
极权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正是因循了这两点。
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首先出现了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苏联，接着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然后是希特勒德国等一系列的极权主义国家。一九二零年欧洲二十八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到三八年只剩十二个民主国家，到四零年欧洲则只有五个民主国家，欧洲民主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整个世界面临极权主义专制的威胁。这种威胁并没有因为二次大战胜利而结束，相反因为冷战，两个阵营的分立而加剧。为此，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出现的新的历史、社会政治现象迫使人们做出新的解释和认识。但是，对于法西斯主义、纳粹和共产党国家的描述和分析理论，已经有的传统的描专制的理论，如Despotism（专制主义）、Tyranny（暴政、僭主政治）、Autocracy（独裁政府）、Dictature（专政），都无法准确、直接地描述出这新出现的现代专制的特点，因此，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领域陆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描述现代专制的术语概念，例如极权主义、封闭社会、政治宗教、现代专制等。（注解11）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上这一术语的变化，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共产党社会，中国的极权主义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是西化的结果，而绝非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结果，如果人们一定要把现今的专制和中国传统联系，那么提问题的方式只能如此，为什么那一代人中的这批中国知识份子选择了极权主义专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极权主义在中国胜利，它利用了中国传统中的哪些因素，摧毁了哪些，我们要反对他们什么。
极权主义只是片面地利用了中国传统的某些适合于它的东西。
2．极权主义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左派与保守派知识份子对它的抵制——理论落后于经验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
A．极权主义概念的产生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概念思想是由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提出的，它产生于自由主义文化思想基础。因为自由文化思想的基础是宽容、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一统的；自由文化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描述性的、内省的，而非专断的、自以为占有真理的；自由文化的思想源于启蒙，而非此前专断的来自于基督教传统的党同伐异。所以他对当代新出现的这个专制怪物感觉和认识最为敏锐，而提出极权主义概念来描述它。应该说，正因为此，极权主义概念从产生开始，就受到两方面：保守派和左派知识份子的强烈抵制。
近代社会的极权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战争、或内战。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不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政权，而是苏联的共产党政权。
第一个极权主义始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世界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但是，它立即就受到考茨基的激烈批评。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对这个专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后来人们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内容在考茨基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已经提到过了。（笔者是在六九年冬天在废品收购站买到一本当时高级党校出版的参考读物后读到，从此走向了不归之路。）（注解12）
到二零年，考茨基的这个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人士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此间伯恩斯坦也发表了类似的对于苏联专政的激烈批评。他把苏维埃共和国称为专制暴政。（注解13）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赫胥黎三六年也作出类似的批评。（注解14）
在此，对把共产党专制归结于中国传统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笔者要说的是，考茨基解释他为什么最开始用亚细亚式的暴政，后来改用亚细亚鞑靼式的暴政的时候，特别解释说，是因为他看到亚洲还产生了孔子的儒家和佛教。
但是一九一八年的争论和事实，共产党的专政和以前的专制、暴君，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专政有哪些区别，并没有引起知识份子和左派们的重视，也就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新的专制形式——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一词是伴随着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建立而出现的。它最早是像马克思自豪地宣称自己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一样，是由墨索里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自己提出的。二三年，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阿曼德拉（Giovaani Amendola）借用了这个提法。（注解15）阿曼德拉用这个词来描述抨击二二年上台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整体性、极权的国家。他在文章中认为，“向罗马进军”“这个法西斯运动最重要的特性在未来的历史学家那里留下的只是‘整体的、极权’的精神。这个整体、极权精神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以此取代人们对良心的遵从。”
在这里笔者愿意强调的是，在自由主义者阿曼德拉那里，他毫不怀疑这个想要完全控制民众的极权制度有某些新的东西，同时反驳了一些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完全是一种旧的、落后的东西。他在当时就认为，这个法西斯主义政权不但可以使国家稳定，而且可能消除内部的反对力量，给会生活带来一种新形式。他们自称为代表整个民族，不允许任何独立和反对的行为、组织存在。一切国家组织，例如政府、法庭、军队都是唯一的这个党的工具，他们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为此，他们施行一种不允许任何不一致存在的整体划一的极权主义。（注解16）
这里有意思的是，所有其后乃至今天共产党集团所宣称的那些特点，在法西斯主义一出现时，就已经被自由主义学者认识到。另外就是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不知羞耻地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承认和宣称一样，也坦率地承认了自由主义学者们对他们的看法。而对于极权主义这些主张的腐臭，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人士，例如李慎之、顾准，就是五十年后居然还是没有彻底认清极权主义的本质，从而不能彻底抛弃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
阿曼德拉在提出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术语的两年后，在一九二五年初，就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党作了对比，认为，这两个制度都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整体性的极权反动。（见上注）他的这种观点立即被其他学者接受，在一九二六年德国出版的书籍中，一些政治学者从对比中提出，法西斯主义和布尔甚维克主义是建立在同一个原则基础上的，这两个极权主义否定的都是一七八九年以来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现代文明的一切基础。（注解17）
这种把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作比较的讨论，其后直到三十年代，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当时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都能够经常看到。当然极权主义一词，以及这种比较讨论在当时更多地是在政治上使用，而不是在知识领域，理论上、政治学上细致探究。例如，在德国，当时的共产党人骂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共粹（Kozis）和纳粹（Nazis）是一对亲兄弟”。
然而在这个整体化，极权化的过程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和德国的不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没有提出极权主义国家。把极权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及其知识份子。极权主义国家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政治问题讨论中，由德国的著名知识份子卡尔‧施密特提出来的。他在一篇向知识份子赞美纳粹的文章中说，他已经深切体会到，“一切人类的精神和事物都和这个包罗一切的划一整体紧密相连。”（注解18）施密特认为，领袖永远就是法官，这两个绝对不能分开和分立。此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不仅参与呼吁，而且积极论述建立“全面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的必要。
尽管在政治学、社会学学术研究中，把纳粹与共产党国家的情形作对比研究是非常重要根本的，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欧洲却几乎没有进行过这种对比研究。在三十年代，作为对此努力做出严肃学术探究的标志是，三五年在美国明尼纳波利斯和三九年在费城举行的两次会议。前者中心议题是“现代世界的独裁者”，后者是“极权主义国家”。
在三五年的会议文献中，值得中国知识界注意的是，汉斯‧科恩（Hans Kohn）把纳粹和共产党政权作了系统对比，他认为，独裁专制的这两个现代形式，虽然目标和世界观不同，但是，他们对于绝对独裁权力的要求和要给与群众和青少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却是非常类似的。科恩特别提出，由于这两种专制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恐怖来支持的，因此他称它们为“群众运动性专制”。（注解19）
三九年的会议由于是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刚刚签署了协议（23．08．1939）之后的十一月举行的，因此提出两个极权主义是否完全可以对比问题，就成为毫无疑问、不需要再讨论的问题。它所集中讨论的问题成为，极权主义是以前的专制独裁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呢，还是在西方文化历史中完全是一种新的事物。然而，可惜的是，这一讨论很快由于希特勒和苏联反目，苏联加入反法西斯阵营而被打入冷宫。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欧洲的知识界，甚至就是在此前，尽管三十年代的政治情况，历史的经验事实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极权主义概念在三十年代的欧洲知识界，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中不仅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逐渐消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左派知识份子，占据了知识界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尤其是在法国的知识界。这种拒绝和沉默甚至包括那些因为战争而流亡到美国的知识份子。为此，实际的情况是，到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极权主义概念更多地在现实的政治领域中使用，而在学术界和知识界，基本上没有作为研究问题被提出来。历史事实第一次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从开始就严重地落后经验，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极权主义一词，就意味着共产党和希特勒法西斯是等同的，和共产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派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
B．二次大战结束，冷战却接踵而来，这一严峻的经验事实迫使极权主义概念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二战后，极权主义概念名正言顺地进入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书籍中，五十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本书，一本是汉娜‧阿
伦特（Hannah Arendt）五一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注解20）另外一本书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五六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专制和独裁》。（注解21）
翻译成中文，成为七百多页一巨册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文献中名气非常大，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关极权主义的学术研究工作中，这本书不仅被研究者提到或者引用少得让人不能够相信，而且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也很少有人接受它。单从这个现象来看，阿伦特的思想方法就很值得探究推敲。
阿伦特是不仅追随纳粹而且在思想上和纳粹相应、交融的著名哲学家海德格的学生和情人。不是由于思想，而是由于犹太血统，她才在战争期间被迫流亡，后来定居在美国。这一点在当时有不少犹太知识份子如此，他们认同保守的、排外的日尔曼文化，但是日尔曼文化不要他们，如保罗‧策兰、本雅明、阿多诺。所以如果细究阿伦特，就能够发现，她的思想方法承袭的不是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倾向，而是黑格尔以来反启蒙的、保守的德国传统。因此，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尽管对极权主义国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描述不乏精彩尖锐的语句，但是究其整本书，人们却无法像读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那样，可以看到一条明确的认识论、哲学线索，一个清晰的历史图像。
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对于极权主义问题，无论是对它思想根源的探索、还是历史现象的描述，都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一种整体、论断性的。因此，笔者认为，尽管阿伦特几乎接触到了每一个重要现象和问题，但是她对哪一个问题都没有作出进一步中肯，或者说有启发性的分析。例如她虽然也看到极权主义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独裁不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她却认为它是另外一种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在西方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中，流浪者、贱民和暴发户与没有国家的犹太人的矛盾产物；极权主义的各种暴行又是流氓无产阶级、暴民和精英的结合，以及宗教真理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然而，如果真是完全如阿伦特所断言的那样，这是它最根本和直接的原因，那么两个极权主义理论、思想和国家，两次大战为什么和德国相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资本主义更为发达的，讲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事实上更值得质疑思索的是，阿伦特在六七年为这本书的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对极权主义的严重性和持续性，对有关于此的研究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轻描淡写和解脱。她声称，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在消除极权主义统治，因为那里极权主义统治解除的速度“丝毫不慢于希特勒死后的德国。”所以，可以说的是，尽管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深受极权主义之害，但是，她却实在不是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思想家、知识份子。
尽管如此，阿伦特的书对笔者的还是有一些启示。它使我注意到，纳粹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确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它和西方国家只有二百年的“民族国家”历史，工业革命后高度的经济发展密切相连，而在文化思想上它和西方基督教特有的、十字军式的党同伐异的宗教文化相连。可以说，在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不稳定的变化中，种族主义和世界大战、右翼极权主义是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所特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左翼极权主义则是它的孪生兄弟。
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专制和独裁》一书。这两位政治学者的书，是研究极权主义领域中被研究者援引最多的书籍，它几乎成为五十年代有关极权主义问题书籍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述。
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对极权主义作了政治学上较为规范详尽的考察，早在五四年，以及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们就提出，从表面看来，共产党极权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极权的目标和内容非常不同，但是，在把它们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制度和政权做过对比以后就能够发现，“法西斯和共产党专制的根本特征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和任何其它国家制度的体系，乃至包括古老的独裁形式相比，它们互相之间都更为相似。”（同上）为此，他们说，将以这个看法为假设，在书中用具体的事实和材料给与证实。
在这本研究著作中，两位作者提出极权主义政权的六个特征，这致使其后几十年几乎每一位讨论极权主义问题的学者都要围绕这六个特征进行辩驳。这六个特点简单说就是，
一，一个针对阶级敌人，或者是种族的意识形态；
二，与此相应的恐怖制度，秘密警察；
三，国家完全控制和操纵的经济；
四，垄断的一党制政府；
五，完全隶属于政府的新闻垄断控制；
六，唯一的、绝对由政府控制的军队。
对于这一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研究工作，值得提到的两点是，一由于他们排除了这个专制内部转化的可能性和能力，因此，这一极权主义理论在其后几十年中不断受到各种非难和攻击，在知识界中也起起伏伏。其二，这本书对于极权主义的文化思想起源所做的描述非常粗疏。它非常笼统地、没有加以区别辨析地提到极权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如马克思和黑格尔，尼采和霍布斯，康德和卢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奥古斯汀、路德和加尔文。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位作者更加关注于现实政治问题，而不像波普和阿隆（注解22）那样更关心思想哲学问题的原因。
与此相并行的另外三位从三十年代开始对极权主义问题深有研究的学者，来自德语国家和地区的弗格林（Eric Voegelin）、福尔（Erwin Faul）和塔尔蒙（Jacob Talmon），令人遗憾地没有引起盎格鲁—萨克森语言系统中更多的注意。这可能与极权主义毕竟不是英语范围内的国家和知识份子的产物有关。笔者在研究极权主义的时候，对此也深有体会，在德语和法语中的文献，和对问题的讨论远远多于英语文献。(注解23)
C．极权主义概念在知识界、学术界和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的起起伏伏，不仅和政治形势密切相连，而且和知识份子自己的思想文化倾向、器质性格密切相连。从二十年代这个词出现开始，除了墨索里尼和一部分极为蛮横教条的共产党人，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要极权专制，差不多在所有人那里，在所有的地方，极权主义这个词都带有很强的负面意义。这就造成了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在诞生后的几十年中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可谓峰回路转之路。
其实，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极权主义一词及其内容对中国人来是非常熟悉的东西。Totalitarism，翻译成中文就是整个一体化的意思，把它翻译成文化革命中的一元化领导也没有错误，而推广之如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乃至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说的民主集中制，其本质描述的都是极权主义。尽管这些内容和含义在中国知识界仍然不知其臭不可闻，但是如上所说，在整个世界的知识界，包括一些左派都是一个无人愿意沾染的东西。
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研究，由于冷战背景，在当时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在五三年斯大林死之后，尤其是这本书出版那一年，五六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报告后，不仅共产党国家内部社会，而且各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都出现了一些松动变化的现像。事过五十年，今天西方学界已经公认这种偏离是非常有限的和表面化的。然而，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当时立即就指出的，“苏联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政权的存在就会发生问题。在苏联，党以主义的名义来统治，这就是说，党等于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尽管现在在苏联甚至在异议份子中对于苏联的民众和领导人是否还相信这个主义，争论不休，得不出结论，但是，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独裁统治者绝对不能让人讨论到涉及到政权的正统原则。”。（注解24）
他认为，苏联可能经济放松，恐怖统治减轻，言论相对自由，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一党制。（同上，512页）细心的读者都能够看到，阿隆的这个看法，时过半个世纪，对最近二十年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仍然有着发聋振聩的作用。
至于当时共产党集团内部出现的分裂和偏离，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其后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中国，则都是比苏联还要恐怖和专制。
然而，五六年的这种偏离却给当时的知识界带来一种诡异的气氛，极权主义概念受到各种质疑。和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阿隆、波普相反，很多知识份子迫不及待地高度评价这种所谓“新现象”。例如德国的彼得‧克里斯蒂安‧路兹（Peter Christian Ludz）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流，他在六一年明确要求，要使用极权主义理论就必须有一种新的论述形式。因为，他认为，布尔甚维主义的社会制度……尽管一党垄断统治，它控制宣传和组织群众，并且不断想出新的控制形式，但是它却也显示了转变的能力。(注解25)
三年后，路兹自己提出了他所主张的这种新理论方案。这个新理论的核心部分实际上是对于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反驳，他认为，在工业化社会的条件下，布尔甚维主义的制度不是向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专权”（autoritaer）方向。不久在对东德问题的分析中，路兹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提出“精英党”问题。他认为东德已经完成了向专权国家的转变，因为东德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在那里由一批技术精英管理社会，他们已经放弃了，或者说能够放弃恐怖统治手段。由此，路兹认为，尽管这个社会目前还是在使用恐怖和强迫性的统治手段，但是对于一个正在接受其它价值进行转变的社会，使用极权主义来描述它是不适当的。（同上，495页，532-559页）
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研究东德与共产党问题的专家，甚至进一步期待一种更为适合东方的和西方的“工业社会”的理论。这种工业社会的不同道路发展理论，将能够摆脱在以往东西方比较中，对共产党极权主义制度否定性的评价。（注解26）
极权主义理论在左派势力强大的法国遇到更顽强的抵制，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苏联的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访问法国后，古拉格群岛等的存在才使得法国知识界开始接受对共产党社会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来分析。
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历史，当然是对路兹等人的否定，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在思想史上，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只是短暂地占据了知识界的统治地位。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期前，尽管发生了布拉格事件、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然而，在知识界中，伴随上述理论增长的却只是对于对这一极权主义理论的怀疑。甚至可以或多或少地说，到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这个极权主义理论已经完全被放弃了。
在这里，另外一个值得提到、并且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启发性的是，在有关纳粹法西斯主义问题的研究者那里，他们也不愿意用自己的研究证明弗拉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理论。例如，他们反驳说，对于第三点，一个国家完全控制操纵的经济，这在纳粹德国就并非如此。第三帝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和八十年代以前的共产党国家的完全不一样。第四点，绝对一统的、垄断的一党制，这在纳粹德国时也并非如此，在纳粹德国的权力结构中，有相当程度的多元性。然而，这两个反驳，这两个如此明白的事实，对笔者来说，对于证明八十年代以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和希特勒德国一样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D．极权主义概念在八十年代中期后再次起步，慢慢重新回到知识界的视野，但是这一次由于谁也不曾料到的八九年共产党集团的崩溃，极权主义概念也一下子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从受冷遇、不断地受到质疑、排斥，到一下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九十年代初期后，几乎到处都在使用它。现实已经变成似乎它来到尘世以来就天经地义地是分析共产党社会最好的利器。在知识界，对它的质疑几乎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如何使用它整理、分析过去的历史了。
然而，它的胜利却不仅是依然没有使它摆脱理论落后与经验事实的命运，而且简直就是带来了它的死亡。因为整个九十年代，人们都认为，极权主义已经灭亡了，剩下几个国家，如中国、北韩、古巴，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甚至一些人已经如当年那些东德问题专家那样，认为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了。而由此，也就不需要什么新的更加广袤的极权主义概念，剩下来的问题就是用已经有的概念，发掘史实，描述历史了。这反映在九十年代思想领域中的以下三个事件上。
在美国生活的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崩溃后，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后来又增加内容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注解27）这本原在于宣扬民主自由制度及其文化胜利的著述，由于它的题目和论断迎合了小报记者的口味，实际导致的结果却是对于当代历史的乐观与麻木，对极权主义问题思索的终结。当然这也和福山自己的思想方法，以及对于近代文化思想问题的理解有关。福山运用的是马克思、黑格尔式的预言和论述方法，寻找一个历史的目标和规律，而且他没有从这两个极权主义本身都是西方自己文化，自己的政治发展的产物去描述分析，所以他当然也就不会进一步去分析，作为这种西方文化、政治和历史产物的极权主义是否因为八九年而终结，不再伴随西方当代社会政治、社会和文化。所以福山的著述对笔者来说，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思想上麻痹甚至阻碍了人们对于极权主义的进一步认识，在现实上解除了人们对仍然存在的极权主义的危险与可能的警惕和反对。
和福山著述类似的是，他以前的老师杭廷顿在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注解28）杭廷顿认为，在战胜了两个极权主义之后，以后的世界冲突将会是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主要表现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矛盾。杭廷顿的看法虽然在学界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九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和文化气氛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对于杭廷顿的这一论断，从学术上来说，杭廷顿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如此大的比较题目，因为他根本就不懂得东方的语言，也无从更为深刻地了解东方的文化。单只从第二手资料，甚至报刊讯息就作出如此专断的结论，这其实犯了学术上的大忌。
其次，杭廷顿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已经下意识地承认，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矛盾和冲突是西方自己内部产生的，然而杭廷顿却停留在这里，或者说他对过去也从来没有做过进一步思索，为什么西方近代会产生这两个对人类历史影响如此巨大的极权主义。没有这一探究，又如何能够随便提出这一灾难性的倾向已经结束，成为过去。
实际上，在探讨福山和杭廷顿提出的理论的时候，很多学者，包括福山自己很快就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例如对于八九年后，人们日益关切的伊斯兰世界带来的问题，福山在回答人们对他的理论的质疑的时候就提到，今天的很多问题是来自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政治，他说，“阿尔弗莱德‧斯杰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杭廷顿所谓的一九七零到一九九零年代民主转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趋势中真正的例外实际上不在穆斯林国家，而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体的因素是什么可以争论，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临的当代挑战无论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还是圣战主义（jihadism），它们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奥利维埃‧罗伊（Olivier Roy）和罗亚‧波罗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罗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最好把极端伊斯兰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立者萨义德（Sayid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组织（al-Qaida）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伙关于国家、革命和美化暴力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来自真正的伊斯兰传统，而是来自极端左派或者极端右派的激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来自二十世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特别危险的主张并没有反映任何伊斯兰教的核心主张，而是利用伊斯兰达到政治目的。它们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的穆斯林中间非常流行，因为在这些社区中存在的深深的疏远和冷漠感。因此极端伊斯兰主义不是某些传统伊斯兰文化习惯的重新复兴，而应该看作现代身份政治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当传统的文化身份被现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坏，造成一个人的内心自我和外在社会实践的分离。”（注解29）
在这里笔者更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这个伊斯兰教也是起源于西方宗教传统的，因此杭廷顿的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说法就更是值得分析。
极权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而结束了一切争论。九十年代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个重要事件是九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引起的争论。本来这本书是作为对于共产党留下的历史遗产，或者说其罪行的一本整体性的总结，作者中有很多人自己以前就曾经是狂热的毛派分子，但是，由于各位作者对共产党罪行的认识和评价不同，因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本书的主编斯特凡‧考特威斯（Stephane Courtois）在该书的前言中把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等同并论，因此起书中的一些作者的愤怒。如果不是出版社的合同约束，他们甚至想撤回自己书中的稿子。（注解30）
这场争论迅速地在法国燃烧开来，并且传播到德国等其它欧洲国家，争论不仅激烈而且甚至到了动感情地程度。这表明尽管人们认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共产党似乎已经画上句号，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曾经残害死将近一亿民众的政党和制度，究竟如何评价仍然莫衷一是，为此，笔者认为，如果说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真的表明了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彻底结束，那么这本书就不至于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或者说引起仍然如此使整个世界震荡的争论。
对于极权主义、共产党的认识绝对没有画上句号。
笔者认为与此平行的是，尽管有这种讨论，但是无论知识界还是媒体对于仍然存在的中国、北韩等共产党政权既没有继续研究的冲动，也没有感到他们的威胁。很多人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大规模公开、残酷地镇压法轮功以后，仍然无动于衷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传统的极权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了。
极权主义对于人类的威胁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九一一”之后。“九一一”事件使得人们看到从四十年代以来潜在的极权主义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的另外一种形式。由于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因此在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很多学者开始再次看到，之所以困难在于它的极权主义思想文化基础，以及极权主义国家的存在。
由于“九一一”，人们并且进一步看到中国、北韩等共产党国家蕴含的国家恐怖主义对于民众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敏感的人终于以发现，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不仅没有寿终正寝，而且过去一些潜在的形式再次表面化了，如前所述潜藏在阿拉伯国家中的极权主义政治因素。不仅如此，极权主义一些已经存在的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如中国。这使得最近 几年，围绕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围绕中国日益增长不仅是对国内民众的迫害，而且包括在世界范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及道德的威胁，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索重新成为知识界、出版界和政界的重要题目。
八九年后，人们沉睡、陶醉了十年，忘记了极权主义威胁十年，和极权主义渡了十年的蜜月，做了十年买卖，养痈遗患了十年。“九一一”事件迫使世界重新开始研究近代社会和极权主义问题，但这又是一次理论落后于经验，被经验事实逼迫不得不做出改变和推进的案例。
这是知识界的无能和短视！@
注解：
11．卡尔‧波普，在一九三五年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四五年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面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思想理论性的探讨。弗格林（Eric Voegelin），一九三八年提出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化的宗教，Die politischen Religionen，Wien 1938，Muenchen，1993．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在三十年代的研究中就提出现代专制一词，并且着重指出，现代专制不是古代专制的继承者，代表作，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Total State in A World at War，New york/London， 1942
12．考茨基（Karl Kautsky），Demokratie oder Diktatur，Berlin，1918，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Berlin，1919，13．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Betrachtung ueber das Wesen Sowjetrepublik， 19．9．1919， Hella Mandt， Das klassische Verstaendniss: Tyrannis und
Despotie， 74．
14．B． Russel， Politische Schriften I，hrsg v．A． v． Borries，Muenchen， 1972， S．22，121，139．
15．Wolfgang Wippermann，Totalitarismustheorien，Darmstadt，1997 S． 8-9．
16．Jens Petersen，Die Entstehung des Totalitarismusbegriffs in Italien， in Manfred
Funke (Hrsg)， Ein Studien-Reader zur Herrschaftsanalyse moderner Diktaturen．
Duesseldorf 1978， S． 105-128
17．Luigi Sturzo，Italien und Faschismus，Koeln，1926，S． 225；Francesco Nitti， Bolschevismus Faschismus und Demokratie，Muenchen， 1926， S．53
18．Carl Schmitt， Did deutschen Intellektuellen，in: Westdeutscher Beobachter vom 31．5．1933， in:Josef und Ruth Becker (Hrsg)， Hitelers Machtgreifung 1933， Muenchen 1983， S． 323-325 Der Fuehrer schuetzt das Recht． Zum 30．6．1934，in: ders．， Positionen und Begriffe in Kampf mit Weimar-Genf-Versailles 1923-1939， Hamburg 1940，
S．200
19．Hans Kohn， Die kommunistische und faschitistische Diktatur． Ein vergleichende
Studie， In． Wege de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Darmstadt，1968，S．49-63 The Totalitarian Crisis In: Revolutions and Dictatorships， Cambridge/Mass． 1941， S．331-416
20．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21．Carl Joachim Friedrich und Zbigniew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 1956， Carl Joachim Friedrich，Totalitaere Diktatur，Stuttgart，1957
22．法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雷蒙‧阿隆（R．Aron），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分析代表作是，《民主制和极权主义》，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London， 1968
23．Jacob L Talmon，Die Urspruenge der totalitaerien
Demokratie，Koeln-Oplade，1961，Politischer Messianismus，1963，The Myth of 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Revolution．London， 1981．
这三卷著作，对于极权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到二十世纪的思想发展作了详尽的描述。
Erwin Faul，Der moderne Machiavellismus，Koeln-Berlin， 1961，
福尔用现代马基雅弗利主义来描述分析当代极权主义。
24．《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2，510页
25．Peter Christian Ludz， Offene Fragen in de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1961， In．
Seidel/Jenkner(Hrsg．) Totalitarismusfurschung，S． 446-512
26．Klaus Schroeder/Jochen Staadt， Der discrete Charme des Status Quo． DDR-Forschung in der Aera der Entspannung， Berlin， 1992
27．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
28．S． P． Huntington， Kampf der Kulturen． The
Clash of the Civilizations． Die Neugestaltung der Weltpolitik im 21． Jahrhundert ， Muenchen/Wien，1996
29．From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06 by
Francis Fukuyam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NY．
30．Der Rot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a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Horst Moeller（Hg．）Muenchen，1999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