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纽约的实验室之后，我决定要持续严格遵循以“科学方法”勾勒出的原则。在向公众或新闻界公开发表任何言论之前，我必须完成一项具有充分对照组的成功实验。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仔细记录植物反应的时间点，因为这些反应与环境中的突发事件有关。构思当中，我想到这样的方法与当时进行的海豚研究似乎不谋而合（注4）。
注4：约翰‧立利，医学博士（John C. Lilly, MD），《人与海豚》（Man
and Dolphin，纽约：Doubleday，一九六一年）。以及：巴比‧山多玆（Bobbie Sandoz），《听听野海豚说话》（Listening to Wild Dolphins，夏威夷：Beyond Words Publishing，一九九九年）。
海豚研究者表示，要让海豚自己向你展示，不要反过来做。早期作植物观察时，我不会刻意引发植物反应，而是在GSR装置记录植物讯号的同时，做我该做的事，并偶尔查看一下饶长的记录图谱。当显着的反应发生时，我会试图辨认周围发生的事，找出可能引发反应的事件。
从二月二日的第一次植物反应之后，我的杜宾狗比特就和我一起待在实验室和学校里，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我们的秘书莉莉安（Lillian）怕狗，所以她每天早上会带一片饼干来安抚比特。如此一来，他们在那一天中便会相安无事。
可想而知，比特每天想要饼干的时间愈来愈早，让莉莉安变得有点紧张。实验室里的植物似乎能感应到二者的情绪；比特对饼干的期待和莉莉安喂饼干时的紧张都让受测植物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反应（图2D）。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