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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日子里】1989年

温哥华小男人

93年10月8日,穿上我老婆给我买的崭新的西装,口袋里揣著公务护照和铁道部兑换给我的10美元路上用的零花钱,挥手作别两眼热泪,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的老婆,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开往非洲的飞机。(CHRISTOPHE ARCHAMBAULT/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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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9年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的,那个年头还有毕业分配这么一说。换句话说,一毕业,国家就给你一份工作。工作有好有坏,但是,说实在的,比起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焦头烂额的到处递简历、找工作,我们那时是幸福多了。而且,更没有学费这一说,宿舍也是免费的,国家每个月还给几十块钱的助学金,加上我每学期的奖学金,还真是没有花了家里多少钱。现在中国的大学学费这么贵,所以我经常想,换到现在,我可能已经上不起大学了。

1989年是敏感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我们毕业的前夕,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件大事对我们应届毕业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所有人没有进大机关的,全部都分到了基层。我呢,就被分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南部一个城市的一个铁路部门。

我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是“电力牵引和传动控制”,说白了就是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电力机车。可是,我毕业那年,我们家乡别说是电力机车,就连内燃机车都没有,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蒸汽机车。所以,你可能也猜想到了,我的专业根本无用武之地。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摸一摸我心爱的电力机车,专业就算是荒废了。后来在中国每次坐火车出差时,只要是看见前面的牵引机车是电力机车,就幻想着自己是司机。

常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云:“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因为学非所用,所以整天就暗地里琢磨如何才能换一个新环境。当然这种想法也不能告诉别人,否则领导知道了就会觉得我是不安心本职工作。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机会真来了,铁道部给了我们铁路分局一个名额参加一个英语考试。考试通过的话,就被送到外语学院学习英语,然后派到海外工作。

因为我是我们单位唯一拥有国家英语四级证书的大学毕业生,干部处就将我的名字报给了北京铁路局(我们家乡的铁路分局归北京铁路局管辖)。北京铁路局的人还真牛,跟我们干部处的处长说:“这个考试很难的,跟托福一样,你们报上来的人行吗?”处长一听,摀住话筒,小声问我:“托福考试听说过吗?”我赶忙回答:“听说过,听说过。”处长这下子壮了胆,挺直了腰杆在电话里高声地对北京的牛人说:“我们小高(本人姓高)的托福考试成绩是很高的!”就这样让我去北京参加入学考试了。

或许你会认为我与处长的私交不错,可是在这之前五分钟,我并不认识他。所以说,打从内心我一直感谢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被生活善待的人,因为我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碰到好人。对于他们,除了感激,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愿好人一生平安,上帝保佑他们。

接下来的一周,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复习英文。我从来就没有像那一周那么刻苦过。近乎疯狂般的学习,我女朋友心疼地劝我休息(后来我出国前我们结婚了,12年后我们又离婚了,原因是她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别人。她是一个好女人,是我没有善待好她,长叹!)

接着就是参加入学考试。整个铁路系统共招20个人,我考了第10名。在外语学院进修时,我修了五门课:听力、口语、作文、精读与泛读。教我们口语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在好莱坞混过,演过的一部电影在中国还公映过,叫“噩梦”。这一年的进修机会是如此宝贵,老师教的好,我自己也很用功,毕业时全班排名第一。

后来的事情就顺利了,92年底我被通知参加坦赞铁路翻译班出国前培训。93年10月8日,穿上我老婆给我买的崭新的西装,口袋里揣著公务护照和铁道部兑换给我的10美元路上用的零花钱,挥手作别两眼热泪,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的老婆,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开往非洲的飞机。

那一年,我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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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6 7: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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